五、《紅色中華》摘引的“魯迅先生的話”有一段就是魯迅、茅盾3月來信中的話。
魯迅逝世後，《紅色中華》1936年10月28日用一個整版載文紀念魯迅先生。其中在“魯迅先生的話”標題之下，摘錄了兩段魯迅的話，一段注明“摘魯迅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另一段注明“摘魯迅來信”。這“摘魯迅來信”的一段，就是1936年4月17日《鬥爭》第95期上發表的××××來信中的一段，也就是《火線》第61期上發表的楊尚昆1936年7月文章中引用的那一段話。兩者聯係起來，足以說明，××××的確就是魯迅、茅盾。至於在紀念魯迅逝世的時候，把兩人來信中的話放在魯迅名下，這是編者所作的一種處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由於這樣的處理，怎麼能夠引出這封信是魯迅、茅盾以外的另外兩位中國文化界領袖的猜測呢？因為，在出自不同作者寫出的兩封信件中，有一段話竟完全相同，這種情況是不可能出現的，“摘魯迅來信”中的這一段話，不可能一字不差地在魯迅、茅盾以外的另外兩個人中重複出現。
由於長期流傳魯迅、茅盾有“長征賀電”之說，而楊尚昆文章中引用的另一段來信中有“在你們身上寄托著人類的光榮和幸福的未來”一句，與流傳已久的“長征賀電”那一句話“在你們身上，寄托著人類和中國的將來”相仿，在沒有發現《鬥爭》第95期上登載的那些來信的情況下，發現者和研究者認為楊尚昆緊接著引用的另一段話也是出自魯迅、茅盾的來信（本人發表在1986年12月15日《人民日報》上的《關於魯迅來信的一封內部長電》一文中也作如是觀），這是合乎邏輯的。現在有了新發現的材料，知道事實並非如此，這段話不是出自魯迅、茅盾來信，而是在抗日救國會的來信之中（按：楊尚昆的文章在接連引用這兩段話之前，已經引用過另外一段文字，注明是“抗日救國會來信”，即《鬥爭》第95期刊登的“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來信”，所以我這裏簡言之為“抗日救國會來信”），據此說明原來的判斷有誤，予以改正，這種尊重事實的科學態度，是無可厚非的。
除了上述五種材料可以證明之外，還可以舉出兩條旁證。
其一，馮雪峰奉派前往上海是在收到魯迅、茅盾來信以後。
從檔案中保存的電報可以看到：馮雪峰是在黨中央收到魯迅、茅盾的來信後被從山西前線召回瓦窯堡的，時間在4月10日前後。大約在4月15日，他同張子華一起離開瓦窯堡，17日到膚施（即延安，當時為東北軍六十七軍的防區。有16日彭德懷、毛澤東致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電為證），19日或20日到洛川（有20日馮雪峰在洛川致周恩來電為證），21日去西安轉乘火車東行，24日或25日抵上海。依據文獻列出的這個時間表說明，馮雪峰之被派往上海正是在中共中央收到魯迅、茅盾來信之後。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回憶，張聞天、周恩來4月初回到瓦窯堡後，把還在黃河東的馮雪峰調回來，分別向他交代任務。劉英說：“記得臨走之前，我們還在自己的窯洞裏請雪峰吃了一餐飯。聞天交代雪峰：‘到了上海，先去找魯迅、茅盾，他們是靠得住的。”’（見劉英《在曆史的激流中》第98頁）劉英回憶派出馮雪峰的時間，正是在魯迅、茅盾來信之後。而說魯迅、茅盾是靠得住的，現實的根據，就是他們的“東征賀信”。
關於此次去上海的直接動因，馮雪峰也多次說明同魯迅、茅盾有關。眾所周知，他說是“長征賀電”（1972年11月在上海說過“電報是信的形式”），但在收到的時間及其與派他到上海去的聯係上，是同上述檔案材料一致的。他說過，賀電“也正在我動身的前幾天才轉到瓦窯堡的”（1952年，《回憶魯迅》）；他還說過，“1936年4月，黨中央在陝北也是收到他（指魯迅）和茅盾先生的賀電，才派我去上海，去找他們。”（1974年9月2日同陳瓊芝談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0年第3期）
其二，最早以大事記形式記載此事的報紙，說的都是“東征賀信”而不是“長征賀電”。
關於此事的記載，最有影響的是1947年7月27日《新華日報》（太行版）發表的《從紅軍到人民解放軍——英勇鬥爭二十年》中的記載：“1936年2月20日紅軍東渡黃河，抗日討逆，這一行動得到全國廣大群眾的擁護，魯迅先生曾寫信慶賀紅軍，說‘在你們的身上，寄托著人類和中國的將來’。”據閻愈新考證，《新華日報》（太行版）這一則大事記是從1945年12月1日山東軍區濱海軍區政治部宣傳科編寫的《從紅軍到解放軍英勇鬥爭18年大事記》（載於1945年12月山東軍區濱政《民兵報》）引錄的。
綜上所述，魯迅、茅盾“東征賀信”的全文登載在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鬥爭》第95期上；有關此信的情況、內容和文字，在5月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中，在黨和紅軍領導人5月20日的電報中，在公開發表於9月15日出版的《火線》上的楊尚昆的文章中，在10月28日的《紅色中華》報上，都有記載。因此，魯迅、茅盾的“東征賀信”是客觀存在的史實，現在已經沒有任何根據懷疑它的存在，應該肯定下來。
“東征賀信”有些問題需要回答，有些問題需要繼續考證
強調經考實的史實應該肯定下來，並不是說，問題在總體上解決之後，一些具體問題可以不去管它。就“東征賀信”來說，有些問題需要而且可以回答，有些問題現在還說不太清楚，需要繼續考證。除上麵已經說明了的兩個××確是魯迅、茅盾以外，主要還有以下一些問題需要回答或有待考證。
一個問題是：《鬥爭》的封麵上標明是“中國共產黨西北中央局機關報”，魯迅、茅盾的來信既然是給中共中央的，為什麼不發表在“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上而發表在“西北中央局機關報”上呢？
據我所知，“西北中央局”是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中共中央用的另一個名義。1935年11月3日，張聞天在甘泉縣下寺灣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決定：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共中央對外公開用“西北中央局”稱謂。用通俗的話來說，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國共產黨西北中央局，是兩塊牌子、一個機構。什麼場合用“中共中央”，什麼場合用“中共西北中央局”，沒有十分嚴格的界線。大致說來，在一段時間裏，公開的宣言、公告等多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對內的決定、指示等多用中共西北中央局的名義。如：1935年11月13日《中共西北中央局關於開展抗日反蔣運動工作的決定》，1935年11月21日《中共西北局關於發展陝甘遊擊戰爭的決定》，1935年11月26日《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等等。由此可見，《鬥爭》標明的“中國共產黨西北中央局機關報”，實際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
這裏還要附帶說明一下：黨中央在同張國燾另立“中央”的分裂活動進行的鬥爭中，1936年1月提出要張國燾取消另立的“中央”，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可以直屬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領導，與黨中央發生橫的關係。張國燾一直沒有接受，直到1936年6月6日才不得不宣布取消他另立的第二“中央”。黨中央1936年7月27日批準成立以張國燾為書記、任弼時為副書記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名稱本應為“西南局”，據成仿吾回憶因電文錯譯而誤為“西北局”。這個“西北局”當然就不是黨中央了。
再一個問題是：魯迅、茅盾的“東征賀信”是怎樣形成的？
從文風來看，這信不像魯迅、茅盾親筆所寫，可能由別人代筆。究竟是怎樣寫出來的，有待研究。茅盾說過，魯迅同他商量過發“賀電”的事，他也同意；至於怎樣寫的，文字如何，他都不知道，寫成的東西也沒有看過。這就排除了茅盾親自寫、或參與討論怎樣寫、或口授由別人代筆的可能性。
但不管這信是怎樣形成的，都不影響魯迅、茅盾的“東征賀信”的存在，因為即使由別人代筆，也不能改變這信的發出者是魯迅、茅盾，不能否定信是魯迅、茅盾寫給中共中央的。
還有一個饒有興趣的問題是：魯迅、茅盾的“東征賀信”是怎樣送到陝北的？魯迅、茅盾信末注明的寫信日期是3月29日，發表此信的《鬥爭》的出版日期是4月17日（童小鵬日記寫明4月26日就讀到這一期《鬥爭》了，可見17日出版沒有什麼虛頭），是通過什麼途徑、用什麼方式在半個月內把信從上海傳遞到瓦窯堡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