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件是按照遵義會議決議精神，領導全國各蘇區和紅軍實行曆史轉折。這一件事的重要意義似乎還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
張聞天2月5日接任黨內總負責人以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討論中央蘇區的戰略方針及組織問題，當夜作出決定，並發出指示要點，改變了“自出動以來無指示，無回電，也不對全國布置總方針”的狀況。指示電令中央分局“應在中央蘇區及其鄰近蘇區堅持遊擊戰爭”，“不許可任何動搖”，並要求“立即改變你們的組織方式與鬥爭方式”；關於組織問題，新的中央領導集體重新任命了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區分會的組成成員，其中重要的一點是讓陳毅重新回到了軍事領導崗位。2月13日又向中央分局發去長電，詳告2月5日決定的內容。由此，中央蘇區開始實行戰略轉變，以後堅持三年贛南遊擊戰有了明確的方向。
對紅二、六軍團的戰略方針和組織問題，2月9日的會議討論並作出決定。中共中央及軍委於11日致電湘鄂川黔省委及紅二、六軍團負責同誌，指出“總的戰略方針是戰略防禦而不是單純防禦，是運動戰而不是陣地戰”，要求“在運動戰中各個擊破”敵人，成為即將到來的反“圍剿”的軍事指導思想。對革命軍事委員會分會的組成成員也重新作了任命。
對紅四方麵軍也及時電告了中央紅軍行動方向的改變。
按現有資料來看，在從紮西回師東進、殺回馬槍的途中，又及時向中央分局，紅二、六軍團，紅四方麵軍發去了關於遵義會議的決議大綱。
由此可見，紮西會議一方麵討論決定並指示各蘇區和紅軍實行戰略方針的轉變，另一方麵調整並重新任命了中央分局和紅二、六軍團的組織機構和領導成員，建立起了中央新領導同各蘇區與紅軍領導之間新的關係，為對全黨全軍進行集中統一領導確立了組織保證。所以，2月上旬至中旬的紮西，成了第一代領導集體領導黨和紅軍實現第一次偉大曆史轉折的指揮部。這一件事的意義極為重大，不可忽視或低估。
三、關於紮西會議的曆史地位
有作為，就有地位。作為大，地位就高；作為小，地位就低。沒有作為，就沒有地位。從紮西會議所做的七件大事，從這七件大事的曆史作用，可以看出：紮西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最後完成；是張聞天同毛澤東配合合作，形成第一代領導核心，正式領導全黨全軍的良好開端；它對全黨全軍實現偉大的曆史轉折進行了切實的領導和具體的部署；它確定的“回兵”方針，贏得了二渡赤水，重占遵義的勝利，使紅軍反敗為勝，從此擺脫了被動局麵。因此，紮西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繼遵義會議之後的一次重要會議，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上的光輝篇章，應該載入中國共產黨的史冊，特別是在紅軍長征史上應該寫上濃重的一筆。
有的同誌認為，紮西會議不僅是遵義會議的繼續，而且還是遵義會議的發展。能不能這樣說呢？要這樣說就要回答哪些地方有了發展。七件事中，改變領導，通過決議，傳達決議，指揮全黨全軍，這四件都不能說是發展。整編，也很難說是發展，因為在此之前，就有黎平整編，遵義整編。那麼，改變戰略方針（實際主要是進軍方向）能不能說是發展呢？也很難說。因為情況不斷在變，戰略方針當然就要跟著變。事實上，紮西會議決定的在川黔滇邊境發展的方針，後來也改變了。到了兩河口，提出打鬆潘、赤化川陝甘的方針。後來，在哈達鋪，提出以陝北為落腳點。最後是到了陝甘邊。同時，也應該看到，遵義會議確定的過江北上的方針，也不能說錯了。不過是選擇瀘州、宜賓間做突破口選擇得不合適。經過四渡赤水之後，還是北渡金沙江，同紅四方麵軍會合。總體上還是實現了遵義會議決定的戰略方針。
還有的同誌把紮西會議的地位同遵義會議並列，有的同誌甚至認為紮西會議的地位高於遵義會議。我以為都缺乏事實的根據。因為遵義會議開過以後，軍事路線上的是非已經分清，原來的“左”傾軍事領導已經撤換，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已經結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已經居於領導地位，也就是說，大局已經定了，決定性的勝利已經取得了。遵義會議實現了偉大的曆史轉折，這是毋庸置疑的。
紮西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最後完成，是黨史和軍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我以為，對紮西會議的曆史地位作這樣的評價是實事求是的。這樣的曆史地位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