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以上所說，紮西會議涵義的界定，是否可以這樣來表述：在中央紅軍一渡赤水向雲南紮西集結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為貫徹、落實遵義會議精神，於1935年2月5日到9日在威信縣境內的水田寨、石坎、大河灘、紮西連續召開會議，作出一係列重要決定和決策，這就是“紮西會議”。
二、關於紮西會議的主要貢獻
關於紮西會議的主要內容和它的曆史貢獻，經過許多同誌研究，有了很大的拓展和深化。認識上沒有什麼分歧，隻是概括的角度、理解的深度、強調的重點有些不同。昨天電視台的同誌采訪，對這個問題，我講了七個方麵，也就是說，紮西會議做了七件大事：
（一）變換領導。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作了分工，由洛甫（即張聞天）取代博古擔任書記，在黨內負總的責任。實現了組織上的變更。
（二）討論、通過由張聞天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全稱為《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分清了軍事路線的是非。
（三）在中央紅軍中及時傳達、貫徹《遵義會議決議》。實現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領導。
（四）討論了全國各蘇區和紅軍的戰略方針和組織問題，作出決定，先後分別向中央分局，紅二、六軍團，紅四方麵軍發出指示。領導全黨全軍實現曆史轉折。
（五）改變渡江入川計劃，作出“回兵”決策，發布向川滇黔邊境發展的指示。在毛澤東指揮下打了遵義大捷這樣的長征以來第一個大勝仗。
（六）發出“縮編”命令，對中央紅軍進行整編。充實了連隊，實行了輕裝，提高了戰鬥力。同時還擴大紅軍三千人。
（七）決定抽調幹部和戰士四百人，由周恩來親自動員，組織、成立遊擊縱隊，在地方活動，牽製敵人。
在短短六七天時間裏，作出這麼多關乎紅軍和革命前途命運的正確決定和決策，在長征史上，在中共黨史上，的確值得大書一筆。
在這裏，我想對七件事中的兩件事，提出來講一講。
一件是關於變換領導。
我向這次學術討論會提交的論文《毛澤東張聞天的合作與遵義會議的勝利》主要是講這個問題。這篇文章沒有提供多少新的史料，我想通過這篇文章說明以下幾點：
1.張聞天的轉變是自覺的轉變，起決定作用的不是外因；張聞天同毛澤東的合作有一個相當長時間的發展過程，其基礎是在反對“左”傾錯誤中的認識一致、共同鬥爭，以及張對毛逐步的認識和信服；張聞天在紮西會議上被推舉為黨內總負責人，起決定作用的是他同“左”傾錯誤領導的鬥爭堅決並作出了貢獻，這是曆史的選擇。
2.中國共產黨成熟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從遵義會議的勝利中產生而在紮西會議變換領導後實際形成。從紮西會議起，張聞天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五任總負責人。他與前四任總負責人不同之處在於他是執行正確路線、從而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的總負責人。其中一個重要關鍵，是張聞天擔任黨書記以後，逐步授予毛澤東軍事指揮的權力，確立毛澤東在軍事上的領導地位，成為紅軍實際的軍事統帥。這對革命的勝利具有決定的意義。
3.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核心的最初格局，是黨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和實際的軍事統帥毛澤東的配合合作。第一代領導核心的這種格局，一直延續到1938年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將近4年的時間裏，這個領導核心，領導紅軍戰勝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圍追堵截，戰勝了張國燾的右傾分裂，取得了長征的偉大勝利，在60年前的10月，實現了紅軍三大主力的勝利會師。也是這個領導核心，領導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實現了從土地革命戰爭到抗日戰爭的戰略轉變，製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促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繼糾正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後又戰勝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獨立自主地創建了抗日根據地，發展壯大了人民武裝力量，使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黨，從而奠定了抗日戰爭勝利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