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不少老同誌回憶黨中央在紮西鎮開了重要會議。謝振華在《紮西整編前後》一文中回憶：“2月9日，中央縱隊同一、三、五、九軍團分別進駐紮西及其附近地域，黨中央在紮西鎮召開了重要會議。”呂黎平回憶：“……總部就住在一個廟子裏。在紮西住了兩三天，中央在那裏召開了一個會，開會的時間不長，也就是那麼一天至一天半。參加會議的人員跟遵義的規模差不多，政治局委員、軍委和軍團的負責人能來的都來了……紮西會議的性質，我認為還是叫政治局擴大會議比較適宜。”李質忠說：“紮西開會的事是肯定的，但是什麼性質的會議我不清楚。我認為叫政治局的會議比較恰當。”劉英回憶：“……到了紮西那個地方，住的時間不太長，隻有兩三天。中央在那裏是開了個會的，但是政治局會議還是擴大會我記不準確，會議是洛甫主持的。”陳昌奉、吳潔清、魏國祿、範金標等也都肯定中央在紮西鎮江西會館（又稱江西廟）開了會，有的認為會議性質是軍委擴大會，說中央、軍委能夠到的都參加了。
上述三方麵的材料說明：2月9日黨中央及軍委在紮西鎮江西會館開了重要會議，討論中央紅軍縮編問題和紅二、六軍團戰略方針與組織問題，分別作出決定。需要進一步查考、研究的是會議性質問題。有三種意見：政治局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軍委擴大會議。筆者認為，這時各軍團集結紮西及附近地域，大部分軍團的首長可以與會；給湘鄂川黔省委及紅二、六軍團負責同誌的電報又是由“中央及軍委”聯名發出的，所以這次會議可以認為是政治局擴大會議。
六、關於紮西會議研究中的幾個問題
張子明同誌否定紮西會議的存在，有兩個理由對於研究工作說來是帶有全局性的。一個屬於對當時決策機製的總體分析，一個屬於對文獻、資料的鑒別與運用。筆者以為有必要在這裏澄清。
張子明同誌列舉了中央紅軍2月6日至10日由石廂子進入紮西地域時的五個文件後說：“這些戰鬥部署與決策，並不一定是召開政治局一級會議決定的。在當時軍事形勢那麼緊急的情況下，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並不容易，負責軍事的主要領導人完全有權作出這樣的部署與決策。”這些話是自相矛盾的。前一句說：“並不一定是”，後一句話則又認為一定不是。他的結論是所有這些部署與決策，“負責軍事的主要領導人完全有權作出”。我認為這個結論並不符合當時中央決策機製的實際情況。隻要稍稍分析一下當時的文電，不難發現“決策”有兩類，一類是戰略方針、組織領導、部隊編製等全局性的決策，一類是具體的戰鬥部署。後者“負責軍事的主要領導人完全有權作出”，前者在當時則由黨中央、軍委集體決定。事實上中央紅軍由石廂子進到紮西地域這一段時間的文電，遠不止張子明同誌舉出的五件。以筆者有限的閱讀範圍所見，從2月3日至13日，中央和軍委方麵發出的電報、文件共有36件。其中屬於後一類的30件：以朱德（大多簡稱“朱”）署名發出的28件（其中2月10日有1件為總司令朱德），以野戰軍司令部和野戰軍司令部伯承署名的各1件；屬於前一類的6件，即：2月5日中央書記處致項英轉中央分局電（關於中央蘇區戰略方針及組織領導的決議要點），2月7日軍委致各軍團首長電（黨中央及軍委關於我軍向川滇黔邊境發展的決定），2月8日政治局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同日中央書記處發布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粉碎五次“圍剿”戰鬥中經驗教訓決議大綱》，2月10日軍委頒發的《關於各軍團縮編的命令》，2月11日中央及軍委致湘鄂川黔省委及二、六軍團負責同誌電（關於戰略問題與組織問題）。作了這樣的分析，哪些決策是由“政治局一級會議決定”，哪些是負責軍事的主要領導人作出，不是一目了然嗎？
還要回答的問題是，可以不可以用軍事形勢緊急來作為否定召開政治局一級會議的根據呢？這要進行具體分析，應該看到問題的另一麵。正因為當時形勢緊急，需要改變原定方針，作出重大決策，這才更有召開政治局一級會議的必要；而中央紅軍在土城戰鬥失利，圍攻敘永不克之後，先擬向鎮雄、後決向紮西集中，正是為了擺脫危急處境、爭取短暫的休整時間。所以，進入紮西地域後連續開會，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張子明同誌的推斷並非邏輯的必然。而現存的史料又清楚地告訴我們，張聞天接替博古以後，對於軍事行動都常常是召集中央會議討論決定的。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3月12日左右負責軍事領導的新“三人團”（毛、周、王）成立。毛澤東在1943年一次會議上講過，長征途中，“在打鼓新場，洛甫每天要開二十餘人的中央會議。洛甫提議要我為前敵總指揮……以後組成三人團（毛周王）領導”。張聞天在1943年的整風筆記中寫道：“……我提議要毛澤東同誌去前方當前敵總指揮，但是毛去後，某同誌即發表議論，並經常要求中央開會，討論軍事行動。我因為鑒於博古過去領導的缺乏民主，所以我……召集了這樣的幾次會議，當時我不了解日常軍事指揮，需要完全的集權。”這裏講的具體事情在3月初至3月12日左右，但從中不難看出洛甫2月5日接替博古以後一個來月中的思想作風和領導方法。軍事行動、日常軍事指揮尚且如此，更何況紮西會議所解決的是戰略方向、部隊編製等重大問題呢？以彼例此，用來說明2月上旬黨中央的重大決策不是由“負責軍事的主要領導人”作出，是十分有力的；用來印證2月5日至9日在紮西縣境召開政治局會議（或擴大會議），也是有說服力的。
張子明同誌提出的另一個理由，實際就是在沒有會議記錄的情況下，能不能考證、證實召開了重要會議。回答應該是肯定的。因為像紮西會議這樣重要的會議，總要解決問題，作出決定，總是有跡可尋、有人可證的。當然，實際做起來有時不是那麼容易，要下一番調查研究考證的功夫，但做到大體清楚是完全可能的。據筆者所知，中央紅軍長征中的會議記錄在紅一、四方麵軍會合之前的都已亡佚，現存會議記錄從1935年6月26日兩河口會議開始。中共黨史上已明文記載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以至遵義會議，會議記錄都已不存在，都是根據文件、電報和當事人回憶等材料，經過調查、研究、考證確定的。在筆者所作紮西會議考證中，確實也將當時中央和軍委的文件、電報看作重要依據，因為除了會議記錄以外，這些文獻同樣是極可寶貴的第一手材料，在這些文獻中包含著曆史事件的可靠的內證。有些文獻直接告訴人們經會議通過或者是會議決議，有些文獻雖不那麼直接，但同其他材料參照互證，也可認定是會議的產物。須知這些文獻都不是孤立的存在，有它的來龍去脈，這些文獻又都是特定環境下的產物，深深地打著曆史的印記，是可以從當時大量的電報、當時的日記、當事人的回憶以及許多調查研究、實地考察的材料中尋得種種答案的。張子明同誌否認當時中央和軍委的重要文電是“第一手資料”，將從這些第一手資料出發經過各種材料證明的史實視為“片麵理解”，這大約是導致他否定紮西會議存在的又一個原因。
上述考證與辨析說明，紮西會議確是客觀存在的曆史事實。自1935年2月5日至9日連續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具有內在的、緊密的聯係。它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最後完成。2月5日會議關於中區問題的決議，2月7日會議關於中央紅軍戰略方向的改變，都是在遵義會議精神的指導下作出而又寫入了2月8日會議通過的《遵義會議決議》的；而2月7日決定中已提出的“縮編”任務和2月8日通過的《遵義會議決議》中提出的同紅二、六軍團密切關係並加強領導等任務，又在2月9日會議上作出決定、貫徹實施。所以，將它看作是一次會議並稱之為“紮西會議”是適宜的。紮西會議完成了“博洛交接”，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開始由張聞天同毛澤東配合合作正式領導全黨全軍，並為全黨、全軍實現偉大的戰略轉變進行了切實的指導和具體的部署，它在中共黨史上的曆史地位是不容懷疑的，也是無法抹煞的。
在承認紮西會議並肯定其曆史地位的同時，應該看到，關於紮西會議的研究還不夠充分和深入。筆者在《論紮西會議的曆史地位》中說過，簡述的會議概況隻是“大體上反映紮西會議時間、地點、性質、內容的日程表”，“難免有不盡準確之處”；關於紮西會議“基本情況可以說大致清楚”，“還有若幹問題有待進一步查考”。在本文中已經提出，如2月5日討論中區問題的會議是政治局會議還是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回兵黔北決策的會議是2月6日至7日還是2月7日一天，等等，都需要進一步研究、考證。不過，由於這些問題並不牽涉到會議的是否存在，也不致改變會議的主要內容及其作用，隻是對會議本身情況的進一步了解與查核，因此，筆者既認為解決這些問題是必要的，同時又依然認為，這些問題“對紮西會議總的認識和估價不會有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