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精神的傳達，統一了全黨全軍的思想，極大地鼓舞了中央紅軍在正確的軍事路線指導下，用運動戰衝破敵軍的圍追堵截。正如劉伯承在《回顧長征》中所說：“遵義會議的精神傳達到部隊中，全軍振奮，好像撥開重霧，看見了陽光，一切疑慮不滿的情緒一掃而光。經過十多天的休整，部隊體力稍見恢複，又進行了整編，立即移師北上。”
紮西會議的曆史地位
從上述關於紮西會議的內容和意義的述評中，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紮西會議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是一次相當重要的會議，應該載入中國共產黨的史冊，特別應該成為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上的光輝篇章。關於紮西會議的曆史地位，我以為可以從以下三方麵來認識。
一、紮西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最後完成
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最後作出的決定中，有兩項是由紮西會議完成的。其一是“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由紮西會議（2月5日）決定洛甫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而完成；其二是“指定洛甫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由紮西會議（2月8日）討論通過。這兩件事，都是遵義會議上議定而沒有來得及完成的大事，一件屬於組織上變換領導，一件屬於軍事路線上分清是非，都是關係到能否徹底糾正“左”傾軍事路線，結束“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的根本問題。遵義會議基本上解決了這兩個問題，但繼續落實以至最終完成的曆史使命，是由紮西會議承擔起來的。
二、紮西會議為全黨、全軍實現偉大的戰略轉變進行了切實的指導和具體的部署
就中央紅軍來說。遵義會議對戰略方向“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這個決定不符合客觀實際。在紮西會議後最後完成的陳雲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便批評“這個決議隻在一些比較抽象的條件上來決定根據地，沒有具體的了解與估計敵情與可能，沒有講求達到這個目的的具體步驟。而且個別同誌對於四川敵人的兵力是過低的估計的”。這段話自然是反映了紮西會議的觀點。紮西會議果斷地作出回兵黔北，在雲貴川三省地區中創立根據地的決策，從此，中央紅軍自覺地采取了高度靈活機動的運動戰方針，取得了許多偉大勝利，完成了黨中央預定的同紅四方麵軍會合的目標。
就全國各蘇區與紅軍來說，紮西會議改變了自西征以來對中央蘇區“無指示，無回電”的狀況，對中央蘇區的戰略方針與組織領導作了明確的指示，為以後堅持三年贛南遊擊戰爭指明了方向。紅二、六軍團通過學習、討論紮西會議後的戰略指示與遵義會議《決議大綱》，“把運動戰、遊擊戰提高到戰略思想上來認識”，“把過去帶盲目性的行動（雖然是合乎實際的、正確的）提高到自覺性的水平”，遵義會議決議的精神“成為即將到來的反‘圍剿’的軍事指導思想”，紅四方麵軍對遵義會議後新的中央領導的戰略決策基本上是執行的，但張國燾對遵義會議及其《決議》表示懷疑。在紅一、四方麵軍會合以後，黨中央對他進行了耐心的解釋、說服。
三、紮西會議是張聞天同毛澤東配合合作，成為新的中央領導核心，正式領導全黨全軍的良好開端紮西會議開始了張聞天作為黨內“負總的責任”的總書記的重要活動時期。張聞天就任後主持召開的紮西會議，顯示了他總攬全局、發揚民主、團結中央政治局與軍委，統率全黨、全軍工作的卓越才能。紮西會議通過的張聞天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是他擺脫“左”傾教條主義、自覺實現“轉變”的標誌；反映了包括張聞天在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認識中國革命戰爭規律所已達到的比較成熟的水平。張聞天同毛澤東的配合合作，正是由於思想、路線的一致。張聞天終其一生保持獨立見解，在當時談不上對毛澤東有什麼崇拜或依附。他是從實踐中認識了毛澤東的雄才大略而尊重與支持毛澤東的。從紮西會議在黨內“負總的責任”以後，張聞天更加堅定地支持毛澤東的軍事指揮，為逐步確立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作出了貢獻。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從遵義會議後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到重占遵義後就任“前敵總指揮”，到撤銷攻打打鼓新場計劃後進入“三人軍事小組”，經曆了一個逐步確立和鞏固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總的說來，張聞天都是有力的支持者。
值得注意的是，紮西會議以後，中國共產黨內逐步形成了一種新的領導格局，這種格局一直保持到1938年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借用張聞天《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開幕詞》中的話來說，自1935年到1938年這四年間，“有過許多重大的事變……二萬五千裏長征，中央到達陝北地區，創立陝甘寧抗日根據地，渡過黃河東征，以及後來的西征——這是一係列艱苦卓絕的鬥爭。由於日寇進攻華北，引起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我黨在1935年發表了‘八一宣言’和十二月決議，1936年促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實現了全麵抗戰，中國革命發展到了抗日民族戰爭的新階段”。從遵義會議到六屆六中全會，張聞天同毛澤東互相配合，領導全黨全軍成就了那麼多驚天動地的大事，其功勳足以彪炳史冊。而這種領導格局，肇其始者正是紮西會議。從這一點來看，紮西會議也有其不容忽視的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