紮西會議考辨——答張子明同誌
一、關於“博洛交接”的時間、地點和方式
《中共黨史研究》1990年第2期發表的張子明同誌的《關於紮西會議的若幹問題》，對拙文《論紮西會議的曆史地位》（載該刊1989年第4期）提出異議，認為拙文列舉的自1935年2月5日至9日在紮西縣境內召開的5次中央會議，不是“根據顯然不足”，就是“不知從何而來”。在他看來，這些會議一次也不存在。本來，紮西會議是一個需要繼續深入研究的問題，拙文原稿對5次會議曾作簡要考證並提出了待考的問題，後因篇幅所限而刪去。不過拙文在敘述概況後著重說明：“上述概況難免有不盡準確之處，關於紮西會議還有若幹問題有待進一步查考。”所以，對紮西會議不同意見的討論，筆者是很歡迎的。但是，張子明同誌既沒有拿出什麼有力的反證，又沒有提出有助於解決問題的意見，隻是一味地對紮西會議予以全盤否定，這就使得問題的討論幾乎隻能停留在原來的水準上。但事關重大，筆者不得不在這裏對會議概況再作一番考辨，同時將筆者以為尚待考查的問題提出，供張子明同誌和黨史工作者研究、批評。
對於這個問題，1984年9月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關於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若幹情況的調查報告》作出如下回答：“可以認為：洛甫同誌接替博古同誌的職務，是1935年2月5日前後在雞鳴三省一帶，當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時決定的。”這個結論是對的。筆者研究了1985年以來公布的文獻、資料和發表的調查報告、考證文章，認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還可以向前走一步，即可以確定：時間為2月5日；地點為雲、貴、川三省交界的“雞鳴三省”地域雲南省紮西縣（今威信縣）境內水田寨西邊二三裏的村子高坎（或花房子）；“博洛交接”的決定是通過常委會作出的。
毫無疑問，陳雲當年的傳達提綱和周恩來1972年講話中、楊尚昆1985年文章中的回憶是基本依據。人們理所當然地去尋找專稱“雞鳴三省”的莊子，以坐實“博洛交接”的地點。舊地圖上標明為“雞鳴三省”的地點，位於四川雲南貴州三省交界、赤水河與渭河交彙處，稱“岔河”。這個渡口周圍峰巒環繞，都是懸崖峭壁，無路直通紮西。到實地考察過的同誌說，中央縱隊根本沒有辦法在這裏宿營過夜。經調查，事實上長征中也沒有紅軍部隊在這裏駐過。所以，筆者閱讀過的考證文章和調查報告，都不認為“博洛交接”的確切地點是在這個特指的“岔河”。惟有張子明同誌認定，博古交權的地點，“是真正的‘雞鳴三省’的一個莊子，即岔河附近”。然而他又沒有提供什麼證據。
既然特指為“雞鳴三省”的岔河（或張子明同誌認為的“岔河”附近）不可能是“博洛交接”的地點，那麼，確切的地點當然隻能到泛指為“雞鳴三省”的地域範圍內去尋找。沒有人否認“雞鳴三省”是一個泛稱，也沒有人否認它是以岔河為中心的周圍村寨，隻是對它包括的範圍看法稍有出入。由此，對“博洛交接”的確切地點也產生了分歧。曾經有過貴州畢節縣林口，四川古商縣石廂子和雲南紮西縣水田寨諸說。究竟何說為是呢？它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屬於“雞鳴三省”範圍，一是中央縱隊在這裏住了一夜。現存電報、日記告訴我們，同時符合這兩個條件、有資格被確認為“博洛交接”的確切的地點是水田寨附近之高坎（或花房子）。
先從當時的電報看中央縱隊的行蹤。
1935年2月3日22時，朱德致各軍團首長電稱：“我野戰軍……改定分水嶺、水潦、水田寨、紮西為總的行動目標”；“軍委縱隊仍在石廂子不動，準備開水田寨、紮西之間的地域。”2月4日23時半，朱德致各軍團首長電說：“明5日”，“軍委縱隊明日應進到水田寨宿營”。這兩則電報說明，中央縱隊2月3日抵石廂子，2月5日離開。在石廂子住了兩夜。
2月5日21時半，朱德致林電告：“軍委一梯隊今到滇之水田寨，滇軍一部守老堡與我對峙，明擬續向紮西前進。”2月6日22時，朱德致林電告：“野戰軍司令部今晚宿營石坎子附近”。這兩則電報說明，2月5日中央縱隊從石廂子進到了水田寨地域，在這裏宿營，住了一夜，第二天（2月6日）走出“雞鳴三省”範圍，到達石坎子。
從2月3日至6日上述電報載明的中央縱隊的行程可見，符合前麵列出的兩個條件的“博洛交接”的確切地點不是石廂子，也不是石坎子，隻能是水田寨。
然而當時的電報、日記和後來的回憶又告訴我們，2月5日中央縱隊並沒有駐在水田寨街上。上引2月5日21時半的電報說到水田寨街上“滇軍一部守老堡與我對峙”；軍委三局政委伍雲甫2月5日日記說，“由石廂子出發，經水田寨，團匪據炮樓二座擾亂，繞山道至花屋子宿營”；五軍團參謀長陳伯鈞有病坐擔架行軍，他在2月5日日記中載明，到水田寨，“……因敵固守碉堡，不能立即攻克，造成對持〔峙〕形勢”，“晚間彎過敵堡”，“到宿營地時已次日二時了！”一些當時在軍委工作的老同誌如呂黎平（軍委一局作戰科參謀）、李質忠（軍委總部機要科機要員）、曾三（紅軍通訊學校校長兼政委）等回憶，同電報、日記所說類似。據調查證實，中央縱隊駐地是在水田寨街向西五裏之內的樓上、花房子、高坎、芭蕉灣等幾個小村寨。而從實際考察與訪問目擊者的結果來分析，芭蕉灣不夠安全，花房子（即伍雲甫日記中的“花屋子”）住的是通訊部門，中央負責同誌住高坎相宜，可能性最大。所以拙文將“博洛交接”的確切地點確定為水田寨附近的高坎（或花房子）。地點既定，時間為2月5日也就不言自明了。
在“博洛交接”這個重要史事中需要討論的是方式問題。陳雲的傳達提綱中說：“在由遵義出發到威信的行軍中，常委分工上，決定以洛浦同誌代替博古同誌負總的責任。”說“博洛交接”是通過“常委分工”決定的，也沒有任何異議。那麼，是通過什麼方式進行“常委分工”的呢？筆者認為是通過會議形式，即“博洛交接”是由常委會決定的。為什麼這樣說呢？
一條重要的理由是，這在黨內是一件大事，不可能草率從事。從周恩來1972年講話可見，由洛甫提出“要變換領導”，到洛甫換下博古，中間有個醞釀過程。洛甫在1943年說過，“當時政治局許多同誌推舉我當書記”既然有醞釀，有推舉，按照黨內政治生活的規定，撤換黨中央總負責人這樣大的事情，當時不可能用別的什麼方式，而隻可能用會議的方式來決定。陳雲傳達提綱將範圍限定在“常委分工”之內，因而認為這次會議是常委會是合理的，同陳雲傳達提綱的講法是一致的。
此外，還有一條重要的依據是“博洛交接”的決定當時是有正式文件的。這依據就在周恩來1972年講話中。周在敘述怎樣形成一致意見“讓洛甫做了”書記之後，緊接著說：“撤銷博古的那個聲明也沒有用‘總書記’”。這句話告訴我們，以洛代博是有一個正式文件的。如果不是常委會討論決定，這個“撤銷博古的聲明”又從何而來呢？到目前為止我們雖然沒有見到這個“聲明”，但沒有理由懷疑周恩來說的這個“聲明”的存在。
二、關於2月5日討論中央蘇區問題的會議
認定常委會分工後召開了這次會議的依據，是2月5日中央書記處致項英轉中央分局的電報。認為這次會議是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主要依據，也是這份電報。
從已經公布的當時中央蘇區與黨中央的來往電報可見，1935年2月4日項英致電黨中央和軍委，提出“目前行動方針必須確定”，究竟采取什麼方針“均應早定”，並批評黨中央與軍委“自出動以來無指示，無回電，也不對全國布置總方針”。黨中央和軍委接此電後沒有立即回電，2月5日中央分局又電中央提出關於中央蘇區“行動方針”的“兩個意見”和“對各個蘇區的領導”問題，“請立複”。要求中央決策，真是到了萬萬火急的地步。這兩份電報可以從一個側麵說明“洛甫那個時候提出要變換領導”的直接動因；這同時也是“博洛交接”不前不後恰好在5日進行的一個契機。正因如此，所以張聞天接任以後所要解決的第一個重大問題，就是中央蘇區的戰略方針和組織領導問題。
2月5日中央書記處的電文開頭稱：“政治局及軍委討論了中區的問題，認為……”電文結尾又說：“先此電達，決議詳情續告”。這還說得不夠清楚嗎？開頭說明“政治局及軍委”進行了討論，不開會怎麼“討論”呢？結尾說明“先此電達”的以上各點是要點，還有詳細的“決議”待後續告（後於2月13日以“中央致中央分局各同誌”電文的形式發出），不開會哪裏來“決議”呢？在這樣具體、明確的文獻麵前，誰也不會、同時也無法否認2月5日有這樣一次討論中區問題的會議存在。至於這次會議的性質，筆者鑒於它是政治局與軍委一起討論作出決議，故認為是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否妥當，可以進一步研究、查考。
張子明同誌否定2月5日有兩次會議存在，舉出兩條反證，一是沒有時間，一是沒有地方，都很難站得住腳。張子明同誌據伍雲甫日記記載5日23時半（張誤引為22時半）才到花房子宿營，因而以為再有個把小時就是6日，因而5日不可能連開兩次會議。這不能不說是張冠李戴。伍雲甫日記說明伍當晚23時半才到，卻不能說明中央縱隊也是這時才到。本文前引朱德致林彪電告訴我們，軍委一梯隊5日21時半前就已到達水田寨地域。事實上，護衛中央縱隊的先頭部隊五軍團一部在前一天（2月4日）即已從石廂子進到水田寨地域。5日中央縱隊沿先頭部隊走過的路線行進，沿途沒有停留，直抵高坎、花房子等莊子宿營。中央負責同誌到達時間不會遲於一梯隊，即21時半前。因此，到達後在這裏連續開上述內容的兩個會議，不存在時間不夠的問題。張子明同誌又說，“花房子是一幢三間的小木屋（至今保留原狀），伍雲甫日記記載是二科住地”，言下之意中央無法在這裏開會。而拙文並沒有將開會地點限定在花房子，拙文認為開會地點是“高坎（或花房子）”，即高坎的可能性大但並不排斥花房子的可能。至於花房子，雲南昭通、威信的聯合調查材料說明，紅軍經過這裏時全幢房子住有三戶人家。整幢房子門窗雕刻有花，木結構四列八柱，帶西廂房，大小共十間。目擊者說，紅軍來時樓上樓下都住滿了人。背後那幢是四列七柱，大小共六間，也住滿了紅軍。這同張子明同誌調查時見到的目前的樣子相差甚遠。筆者以為當地同誌調查了解的當年情況更為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