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紅二、六軍團的戰略方針和組織問題，中共中央及軍委於2月11日致電湘鄂川黔省委及紅二、六軍團負責同誌，提出“總的方針是決戰防禦而不是單純防禦，是運動戰而不是陣地戰”。指示“應利用湘鄂敵人指揮上的不統一與何鍵部隊的疲憊，於敵人離開堡壘前進時，集結紅軍主力，選擇敵人弱點，不失時機，在運動戰中各個擊破之”。關於軍事領導問題，電文指示“應組織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分會，以賀、任、關、夏、肖、王為委員，賀為主席，討論戰略戰術的原則問題及紅軍行動的方針”。
至於對紅四方麵軍的戰略方針問題，雖然沒有直接的材料說明紮西會議進行了討論，但從現存2月16日中央致紅四方麵軍的電報中可以看出，它也是張聞天“負總的責任”之後的中央領導十分關注的。遵義會議以後，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及軍委曾電告紅四方麵軍，中央紅軍決定“轉入川西”，“約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指示四方麵軍給以配合，“集中紅軍全力”，“向嘉陵江以西進攻”。紮西會議決定暫緩執行渡江北上的計劃，中央乃於2月16日電告紅四方麵軍，中央紅軍“於一月二十八日在土城附近與川敵郭、潘兩旅作戰未得手，滇敵集中主力亦在川滇邊境防堵，使我野戰軍渡江計劃不能實現。因此軍委決定我野戰軍改在川滇黔邊區廣大地區活動，爭取在這一廣大地區創造新的蘇區根據地”。
可見，紮西會議對全局的戰略方針與領導問題討論並作了決定。一方麵及時地向各蘇區和紅軍傳達了遵義會議的主要精神，指示他們從實際出發實現戰略方針的轉變；另一方麵，重新明確了中央分局及紅二、六軍團的組織機構與領導成員，建立起了新的中央領導同各蘇區與紅軍領導之間的關係（盡管後來又因戰爭環境而中斷過或長或短的時間），為全黨、全軍的集中統一領導確立了組織保證。
第三，也是極為重要的一個內容，是討論並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並立即進行了傳達。
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它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從幼年達到成熟。《遵義會議決議》是這次會議的最主要的文件，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時“指定洛甫同誌起草決議”。在遵義會議上，“恩來同誌及其他同誌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在遵義會議以後，張聞天正是以他作“反報告”的提綱為基礎，依據會議討論中毛澤東、王稼祥、周恩來及其他同誌的發言形成的意見，並加上2月6—7日紮西會議上關於戰略方向的決定，最後寫成《遵義會議決議》這個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文獻的。
2月8日在紮西境內的院子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的《遵義會議決議》，是對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經驗教訓的曆史總結，是黨和軍隊集體智慧的結晶，它所扼要地論述的符合中國革命戰爭特點的軍事路線與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是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軍事思想的第一次係統概括。在當時，《遵義會議決議》是在全黨開展與深入“反對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的鬥爭”，“徹底糾正過去軍事領導上所犯的錯誤，並改善軍委領導方式”，實現“從陣地戰戰術（短促突擊）到運動戰戰術的堅決的迅速的轉變”的綱領性文件，為中央紅軍與全國各地紅軍突圍轉移，粉碎“圍剿”，取得長征的勝利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遵義會議決議》經2月8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後，立即用文件與會議兩種方式進行了傳達。由於決議全文較長，在印發前為了盡快向各級幹部傳達會議精神，張聞天寫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粉碎五次“圍剿”戰爭中經驗教訓決議大綱》，於2月8日即以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名義發布。這個文件以兩千多字的篇幅，簡明扼要地敘述了遵義會議決議的大意與要點。2月28日又以中央書記處名義，用電報拍發給紅二、六軍團，紅四方麵軍與中央蘇區。油印的《遵義會議決議》全文，現在發現的最早刻本是2月16日。可見在中央紅軍中，至遲在2月16日以後幾天裏，決議全文就發到幹部手中學習，發到黨的支部中去討論了。
在中央軍委縱隊，紮西會議剛結束，張聞天就在2月10日上午向黨員幹部會作了關於遵義會議決議的傳達報告。這次中央軍委黨員幹部會正式通過了“決議案”，表示：“完全同意洛甫同誌關於反對五次‘圍剿’總結報告，一致擁護中央政治局的決議。”此後，陳雲向中央縱隊詳細傳達了遵義會議情況，毛澤東也到三軍團作了傳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