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用這些張聞天的“個人慣用語”去測試《鬥爭》第1期至第30期（中缺第4期）上除張聞天之外的全部133篇文章，答案都是“否”；又用來檢驗老同誌明確指認係張聞天起草的文件，答案都是“是”。說明這的確是一個過硬的內證。至此，“歌特”是張聞天的推斷得到了證實。
為慎重起見，我們又做了兩項工作：一是查閱了張聞天所有論文藝、宣傳與反“圍剿”的文章、談話、報告，“歌特”文中的觀點在張聞天這些著述中都得到了印證，並清楚地顯示出發展的軌跡；一是運用前述方法論證16位名單上其他15人之不可能為“歌特”。這項工作花費了很大力氣，但做過之後，我們心裏更加踏實了。相信“歌特”即張聞天的結論是不帶主觀片麵性的。
二
綜合以上對於“歌特”文章探究所得，我們寫了一篇論證“歌特”即張聞天的考據文章，印發征求意見。
令人高興的是，我們提供的材料和論證，引起了當事人的回憶，證實了研究結論的可靠。楊尚昆複信同意我們的考證，確認“歌特”“是聞天同誌的筆名”，並寫道：
仔細閱讀了歌特的兩篇文章，使我回憶起當時的一些情況。
1932年初，我在江蘇省委工作，任宣傳部長。當時聞天同誌是代表中央指導江蘇工作的，經常出席省委會議。同年秋季我調中央宣傳部工作。在這段時間裏，同聞天同誌接觸較多，歌特兩篇文章中寫到的問題，都先後交談過。聞天同誌離開上海前夕，曾幾次同我談話，主要內容就是如何開展黨的宣傳工作和反對關門主義問題。1933年2月，我們在瑞金會麵了，我被分配到宣傳部，幫助聞天同誌工作。我們商量要對宣傳鼓動工作來一個改變，並準備召開一次中央蘇區的宣傳工作會議（在1933年5月召開了這個會議，是聞天同誌主持的）。我那一篇文章，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寫的（也可以說是為了召開宣傳會議寫的）。文章寫好後，曾經過聞天同誌審閱，也可以說指導思想是他的，因為對黨的宣傳工作的缺點和必須改變，我們在上海時就交換過意見。
同樣令人高興的是，我們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前輩的思考，提出了質疑。夏衍在接見選集編輯組同誌時對“歌特”即張聞天之說表示懷疑。他說：
……也有人認為這可能是張聞天同誌的筆名，因為當時他在臨時中央擔任過宣傳部長，但是從1931年9月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在上海成立起，到1934年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為止，臨時中央一直由博古和張聞天主持。在這個時期之內，臨時中央依然推行極左的政治路線，如反“羅明路線”、執行“關門主義”，而拒絕了對陳銘樞等領導的“福建事變”的援助，以及作為王明“左”傾路線最高峰的六屆五中全會，錯誤地斷定中國已存在直接革命的形勢，把第五次反“圍剿”鬥爭認為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鬥爭等等，張聞天同誌當時還是博古的主要合作者，因此，我認為“歌特”即張聞天之說，也還是值得研究的。
夏衍的質疑提醒我們認識到，我們對“歌特”文章雖然已做了大量溯源探流的工作，但畢竟主要著眼於文藝、宣傳方麵。如果說個人的整個活動是一個係統的話，那末，文藝、宣傳隻不過是其中的子係統。應該將“歌特”文章放到張聞天思想體係的發展演變中去考察，放到1931年至1935年黨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到遵義會議實現偉大曆史轉折的過程中去考察，並盡可能弄清楚中央領導核心內部思想、策略以至路線上的一致與分歧，組織上的聚合與分化，才能在更深廣的層次上論證“歌特”即張聞天的結論。
誠然，張聞天在九一八事變以後一開始並沒有認識到民族危機下國內階級關係的重大變化，他一度宣傳了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敵人的“左”的觀點，寫過像《滿洲事變中各個反動派別怎樣擁護著國民黨的統治？》（《紅旗周報》第23期）那樣的打擊中間勢力的文章。但客觀形勢的發展使他的思想起了變化。特別是經過“一·二八”淞滬抗戰，十九路軍將士奮起抵抗和上海各階層民眾高漲的抗日熱情，更使張聞天有了實際的體會，因此在“歌特”文章之前，將小資產階級作為革命力量加以團結，已經是張聞天明確的重要策略思想；對一些“左”的現象、提法和錯誤做法也有所覺察，提出過批評；張聞天還力圖爭取胡秋原，想通過胡秋原去做十九路軍將領陳銘樞等的統戰工作。
1933年2月中旬進入中央蘇區之後，一開始張聞天的確參加了反所謂“羅明路線”的鬥爭。但沒有多久，由於接觸了蘇區的實際，他即從比較熟悉的經濟、文教政策開始，批評和反對“左”傾錯誤。至於對待福建事變，張聞天同博古的策略主張是完全不同的。福建事變爆發後的第二天，張聞天即寫了《關於蘇維埃政府的〈宣言〉與反機會主義的鬥爭》（蘇區《鬥爭》第36期），批評了在同十九路軍簽訂停戰協定、實行聯合中黨內存在的“否認一切這種妥協的可能的‘左’傾幼稚病者”“把這種談判當做兒戲”，大聲疾呼“我們要堅決反對‘左’的關門主義者”。對十九路軍的反蔣行動，他“主張積極配合”。在福建事變中，張聞天是始終積極堅持統一戰線而堅決反對關門主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