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中、下旬，接連召開了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和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張聞天的地位明升暗降。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由於這些矛盾的發展，博古開始排擠我。五中全會後，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從中央排擠出去的具體步驟。後來又把我派往閩贛做巡視工作（項英從閩贛巡視才回來），實際上要把我從中央政府再排擠出去”。
組織上呈現出分化的趨勢，在策略思想以至路線上則出現了明顯的衝突。首先是在廣昌戰役失敗後的一次中央軍委會議上，張聞天同博古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論。接著，在巡視閩贛期間，張聞天寫了《反對小資產階級極左主義》（蘇區《鬥爭》第67期），批評流行的‘左’傾總要比右傾好些的觀點。
到長征出發前，張聞天反對“左”傾的思想更有發展，他在為《紅色中華》寫的署名社論《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1934年9月29日）中，對“左”傾中央的“進攻路線”作出了新的解釋，認為“我們依照當時的環境而決定采取進攻、反攻、防禦以至退卻的鬥爭方式，一切這些鬥爭方式的運用，都是為了實現黨的進攻路線”。“黨的進攻路線，決不能解釋成為隻要采取進攻的鬥爭方式”。他從失敗的教訓中取得了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不平衡性“中國革命這一基本問題”的寶貴認識：“國內戰爭是整個時期的長期的死戰，而不是幾天幾月甚至幾年完成的，在這種決戰中，我們可以在某些區域得到空前的偉大的勝利，在有些區域則可以遭受部分的挫折。”張聞天這時雖然還不可能脫出“進攻路線”的軀殼，但就其思想實質來說，對“左”傾軍事路線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禦中的保守主義事實上采取了否定態度，同六屆五中全會斷定中國存在著“直接革命形勢”，第五次反“圍剿”“即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鬥爭”等觀點也完全不同了。
由夏衍的質疑引起的這一番探究，使我們認識到，在第三次“左”傾路線時期，張聞天的思想經曆了一個由“左”傾到反對“左”傾的發展過程。在九一八事變特別是“一·二八”事變以後，反對“左”傾的一麵逐步發展起來。首先在熟悉的文藝、宣傳方麵有所突破，到中央蘇區後又從比較熟悉的經濟、文教逐步擴展到統一戰線、軍事指揮、肅反等領域，最後上升到反傾向鬥爭、戰略思想等問題。在反對“左”傾的一麵逐漸發展的過程中，張聞天同“左”傾中央主要領導的關係也經曆了一個思想上由一致到分歧而至對立、組織上由聚合到疏鬆而至分化的發展過程，直到遵義會議完全轉變到反對“左”傾軍事路線的一邊。掌握了1931年到1934年長征前張聞天思想變遷的徑路，再來看“歌特”的文章，顯而易見，它絕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它是張聞天掙脫“左”傾錯誤的起步，是他對“左”傾思想的第一次突破。“歌特”之為張聞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可信的。
三
對《文藝》和《宣傳》這兩篇重要文獻的曆史意義的認識，從最初發現到確定收入《張聞天選集》，也是逐步深化的。概括說來，有這樣三點：
第一，《文藝》與《宣傳》都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批判“左”傾錯誤的不可多得的文獻。《宣傳》一文首次明確提出反對“黨八股”，並詳細分析其表現形式、產生原因和危害，表現了力圖擺脫公式教條傾向、轉變宣傳鼓動工作的卓越見解。《文藝》一文切中當時左翼文藝運動在文藝與政治關係和要不要團結小資產階級作家這兩個問題上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錯誤。由於當時黨在文藝戰線上的領導同誌瞿秋白、馮雪峰等接受了張聞天的意見，《文藝》一文確實發揮了糾正“左”的關門主義，促使左翼文藝運動走向廣泛、公開發展的積極作用。它是左翼文藝運動開始自覺地擺脫“左”傾關門主義的重要標誌。
第二，張聞天在批評關門主義和“黨八股”時，還提出或強調了一係列重要思想，如：黨內反傾向鬥爭不要一味反右，要根據具體情況而定，“左”的關門主義也可以是最大障礙物；要從群眾切身要求出發提出鬥爭口號，反對用過高的口號排斥廣大群眾；要利用公開和爭取公開等等，其重要性已經遠遠超過文藝和宣傳的範圍。“歌特”文章對認識黨的曆史很有意義，它說明臨時中央領導核心至少從這時起就已經有了分歧。
第三，對於張聞天個人，如前所論，“歌特”文章是他從“左”傾錯誤開始轉變的標誌。“多米諾骨牌”在這裏倒了一張，不過兩年功夫，這串“左”傾“多米諾骨牌”就一張接著一張倒牌。應該說，張聞天轉變的過程並不緩慢。
通過對於“歌特”文章的探究，我們研究了從六屆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張聞天的著作和活動，逐步形成了這樣一個認識：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是有堅實的思想基礎的，他的轉變是自覺的。《張聞天選集》應該力求反映這個轉變的過程。
總之，我們力圖使《張聞天選集》盡可能做到曆史地、辯證地、全麵地反映作者的思想發展、理論貢獻和革命業績，使《張聞天選集》有助於觀照曆史人物活動的時代，有助於把握曆史發展的脈絡，認識曆史發展的規律。當然，這僅是我們企求的目標，有待各方麵的批評與曆史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