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玠然：
你們給我看的署名“歌特”的三篇文章，從分析問題的方式、說話的語氣、尖銳性來看，同王明、博古不一樣，看起來是張聞天的思想、路子、風格，你們可以從他的文章的一貫性再作研究。“歌特”，是Good的譯音。這是當時的習慣用語。討論文件認為合適，常會說Good。
（1982年6月25日談話）
王天眷：
來件收到。1932年上海的《鬥爭》和《紅旗周報》上的三篇文章的作者“歌特”是哪位同誌，我不知道。可以寫信問一問：（1）浙江省長李豐平同誌；（2）外交部副部長章文晉同誌；（3）北京萬壽路西街中央組織部招待所217號房黃霖同誌。謹複。
（1982年9月6日來信）
夏衍：
現在談一談用“歌特”的筆名發表在臨時中央的機關刊物《鬥爭》上的那篇文章。這篇文章是1981年中央文獻研究室發現的，文章的題目是《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署名歌特，發表於1932年11月3日出版的《鬥爭》第30號。經查對，同文經過刪改又於翌年1月15日出版的“文總”內部刊物《世界文化》第二期上轉載，但署名則改為“科德”。這篇文章看來是針對當時對“自由人”的批判而寫的。這之後不久，“歌特”又在《鬥爭》第31號（1932年11月18日）上發表了《論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首先提出了反對宣傳工作中的黨八股作風。這兩篇文章，應當說是黨領導的左翼文化團體開始擺脫極“左”路線的重要標誌。這兩篇文章不論從內容和體裁，都可以肯定其作者是臨時中央的負責同誌，但遺憾的是直到現在還不能查明“歌特”是哪一位負責同誌的筆名。更使人不解的是，經過查詢，當時擔任“文總”書記的陽翰笙，“左聯”黨團書記的周揚，和“文委”成員的我，當時都沒有看到這些文章。而且，當時領導文化工作的瞿秋白除了1932年夏秋之間曾和我談起過統一戰線和反對“左”傾空談的問題，同時“左聯”和其他各聯的工作作風在“一·二八”以後也開始有了一些改變，但據我回憶，秋白從來沒有在“文委”提起過這兩篇重要的文章。因此，當文獻研究室給我看了“歌特”的文章之後，由於秋白曾和我談起過統一戰線的問題，加上他一再強調過創作的重要性，所以我曾認為“歌特”可能是秋白的筆名。可是後來，查閱了1931年底到1932年初秋白所寫的文章，這個想法就動搖了。有人認為歌特是馮雪峰同誌的筆名，這肯定是不對的。事實證明，馮雪峰是讀到過這兩篇文章的。因為如前所說，“歌特”的文章刪改後又用“科德”的筆名發表在《世界文化》上，而當時馮雪峰是《世界文化》的編委之一。後來，他在1936年8月（即“兩個口號”的論爭平息下來的時候）又曾用呂克玉的筆名發表過一篇題名為《對於文學運動幾個問題的意見》，其中說到：“在三年前，有一位‘科德’先生曾說過，我們對於作家應當愛護……我以為，如有些人對於魯迅先生和茅盾先生的態度，都不是我們的好榜樣。”在此，使我不解的是，為什麼他當時不把這兩篇文章向“文委”所屬各聯的黨員傳達？那恐怕也隻能由黨史研究家來考證研究了。（因為1981年文獻研究室發現了“歌特”的文章之後，為了弄清“歌特”是誰的問題，立即向當時在上海與臨時中央和“文委”方麵有關係的同誌，從楊尚昆同誌起到周揚、陽翰笙和我，逐個進行了詢問，沒有一個人能回答這個問題。）也有人認為“歌特”可能是張聞天同誌的筆名，因為當時他在臨時中央擔任過宣傳部長。但是從1931年9月以博古同誌為首的臨時中央在上海成立起。到1933年1月臨時中央遷入江西中央蘇區為止，臨時中央一直由博古和張聞天主持，在這個時間之內，臨時中央執行的依舊是極“左”路線，之後，如反對所謂羅明路線，聞天同誌也寫過反羅明的文章，以及作為王明“左”傾路線最高峰的六屆五中全會，錯誤地斷定“中國已存在直接革命的形勢”，把第五次反“圍剿”鬥爭認為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鬥爭”等。張聞天同誌當時還是博古的最重要的助手。因此，我們認為歌特即張聞天之說，也是值得懷疑的。
但是，無論如何，歌特的兩篇文章無疑是上海左翼文化運動開始擺脫“左”傾教條主義的一個重要標誌，因為這兩篇文章是在“左聯”批判“自由人”與“第三種人”的時候發表的。它明確地指出了“使左翼文化運動始終停留在狹窄的秘密範圍內的最大障礙物，卻是‘左’的關門主義。”正式指出，小資產階級文藝家是革命文藝運動的同盟者，對於他們要“忍耐解釋、說服與爭取”，要執行“廣泛的統一戰線”，並嚴厲地批評了文藝是政治的留聲機論，和文藝隻是某一階級的“煽動的工具”的說法。在《論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中第一次提出了反對黨八股這個口號。文章強調了“宣傳鼓動要利用圖畫、唱歌、戲劇等形式”，並指出了“黨八股”（又名“十八套”）的危害性，要求立即改正“死板的，千篇一律的，籠統武斷的”公式。
我覺得，問題不在於“歌特”是誰，也不在於“左聯”本身的演變。事隔半個世紀，今天回過頭去看“歌特”的文章，使我感觸最深的，還在於它從反麵說明，要衝破“左”傾教條主義的束縛是多麼不容易。這也就是“歌特”文章價值之所在。
此外，也還要注意到歌特發表這兩篇文章的時間：一、1932年11月，是在九一八、“一·二八”之後，當時民族矛盾上升，上海不僅反日空氣高昂，而且在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之間已經開始了反蔣運動；二、在1932年夏季以後，瞿秋白同誌思想上也有了轉變，如同年3月結束了反第三種人的論爭，《北鬥》開始發表了“左聯”以外作家的文章，五六月間同意了阿英和我參加私營電影公司的工作，同年秋，“左聯”開始有計劃地向《東方雜誌》《申報月刊》……等雜誌上輸送稿件，以及田漢、聶耳打入法商百代公司等，因此，我認為歌特的文章發表之前，秋白與“左聯”已經有了初步的轉變。
（1983年1月22日談話。隨後，夏衍在《懶尋舊夢錄》專寫《歌特的文章》一節予以評價，見該書第212—217頁，該書由三聯書店於1985年3月出版。）
胡喬木：
關於張聞天同誌的《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一文及其考證已由力群同誌轉我看了。曾送陳雲同誌，但他說記不起來了。我同意程中原同誌的考證，並認為這篇文章很有曆史意義（雖然當時並未發生影響），可以在《中國社會科學》上作為史料發表。編者可加一按語，說明此文情況和價值，但亦要注意張聞天同誌當時思想中既有“左”傾的一麵，也有反“左”傾的一麵；這篇文章批評反對小資產階級文學和反對第三種人，從純粹理論上說是值得注意的，但沒有聯係到當時提倡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楊邨人）和第三種人文學（胡秋原、杜衡）的具體情況，不免是一重要缺陷，可以由此文批評左翼文學運動的關門主義，但不能由此否定左翼文學和魯迅等對楊、胡、杜的批判。那不但會引起左翼的反感，還會被今天的右翼所利用。這一按語不好寫，可寫了試試看，或者就不寫按語，也是一種辦法。究以何者為妥，請與黎澍、丁偉誌同誌詳酌。
（1983年2月22日來信）
李何林：
我看了“歌特”的文章和程中原的考證，覺得程中原說服力很強。“歌特”像是張聞天。
“歌特”不像瞿秋白。秋白同誌的文章很有特色，文風同“歌特”不一樣。再說，他那時的觀點同“歌特”的文章也不一樣。
“歌特”也不像馮雪峰。雪峰同誌的文章受到日文句法的影響，能夠看懂，但有點歐化。“歌特”的文章不是這樣。
“歌特”還有無可能是別的同誌呢？我想到劉少奇同誌，請你們研究。劉少奇1936年9月25日寫了《我觀這次文藝論戰的意義》一文，以“莫文華”的筆名發表在同年10月15日出版的《作家》月刊2卷1號上。這篇文章也批評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宗派主義，在這個總的觀點上是同“歌特”一致的，雖然劉少奇談的是兩個口號論爭中的問題，“歌特”談的是同“第三種人”論爭中的問題。當然，“歌特”究竟是否劉少奇，還要從其他方麵，包括文風等方麵，來作細致的考證。至於“歌特”所說的“第三種人”，在當時並不是真正站在第三種立場的作家；左翼也沒有把一切小資產階級或革命小資產階級作家都說成是“資產階級的走狗”。
（1983年3月7日談話）
唐弢：
歌特的《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一文，我過去看過，後來以“科德”名義在《世界文化》上轉載的那篇，60年代我寫的《書話》中提到過。但我過去印象中以為科德是潘漢年同誌，沒有深究，也沒有向馮雪峰同誌請教，這是十分遺憾的。這次我看了你們的考證文章，又查看了潘漢年同誌在《拓荒者》上發表的《左翼作家聯盟的意義及其任務》一文，覺得他的觀點雖然同歌特有些接近，但文風卻不一樣，因此潘漢年是可以排除了。我覺得，你們的考證是可信的。
（1983年4月4日電話記錄）
附錄三 “歌特”考證的兩點補充
張培森
關於“歌特”是否是張聞天同誌的問題，我在翻閱20世紀30年代初的黨內刊物時，也順帶作了一點考證。寫在這裏作為程中原同誌考證的補充。
第一，如果拿“歌特”同時期的其他文章來做比較，我發現程中原同誌所指出的屬於張聞天個人慣用的詞語，確實隻見於“歌特”的文章，而在同時期他人的文章中則是不見或罕見的。
我將發表“歌特”文章的《鬥爭》，從創刊（1932年1月）至刊載“歌特”第一篇文章的第30期（1932年11月）為止（缺第4期），粗略地翻閱了一遍。在全部133篇（不包括張聞天的文章）中，確實沒有或極少看到那些屬於張聞天個人慣用的詞語。例如“如若”、“一切這些”、“如像”三個詞語，就完全沒有出現。“卻正相反”僅出現一處（見於署名英的《河南濟源遊擊戰爭的教訓》一文，文章後麵附有作者和編者的來往短信，從中可以看出它是外地來稿），“雖是”僅出現過兩處（分別見於署名陳文和炳生的各一篇文章）。這3例如果不是張聞天同誌作為《鬥爭》編者修改稿件時所加，也是極其偶然和個別的情況。在署名陳文的全部9篇文章中“雖是”隻出現一處，而“雖然”卻出現了10處，這同張聞天使用這些詞語的情況正好相反。至於“表示”與“表現”，特別是“與”與“和”，他人文章雖然經常混用，但是也不像張聞天那樣隻用“與”不用“和”，隻用“表示”不用“表現”。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像“歌特”文章那樣集中出現張聞天所有上述個人習慣用語的文章，在全部133篇中找不到一篇。
此外，我還查閱了瞿秋白同誌那一時期發表在《鬥爭》和《布爾塞維克》上的13篇文章。其中除出現兩處“表示”之外，從“歌特”文章中看到的那些屬於張聞天的個人習慣用語竟完全沒有出現。至於“與”與“和”，瞿秋白同誌是混用的，但是“和”的使用頻率大大地超過“與”。從這一點說來，歌特的文風與習慣用語與瞿秋白同誌也大為不同。
以上查考很費功夫，因此具體數字可能有小的誤差，但是我想它是能夠說明基本情況的。是否如此，還要請更多的同誌研究和指教。
第二，如果將張聞天在“歌特”文章前後發表的文章中同宣傳鼓動有關的論述，同“歌特”的《論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相比較，就可以發現不少從觀點到文字幾乎完全相似之處。
在“歌特”文章之前，可以舉出張聞天於1931年12月15日寫的《十三日示威的經驗》一文（刊於《紅旗附刊》）。這篇文章一個突出的觀點就是在宣傳上反對脫離群眾的空洞的口號。文章舉例說，“在反日會執委會上，當我們提出空洞的‘反對白色恐怖’的口號時，非黨同誌中就有人表示動搖與不能接受。然而，當我們說‘反對逮捕北大學生’、‘反對壓迫學生愛國運動’時，就大家一致讚成了。”文章指出，爭取群眾“不是靠一兩個極高的空洞口號所能達到目的，而要靠群眾在切身的經驗中了解我們這些口號的正確”，而“歌特”文章也說：“要在鬥爭中逐漸提出為工人群眾在鬥爭中所切身了解的口號”，“如若在這裏我們一開始就是那麼一套，那比較落後的大多數工人，就會退出鬥爭。”兩相對比，是可以看出它們之間的相通之處的。
至於“歌”文批評說，“我們不管群眾是否接受我們的主張，我們卻必須把所有的‘十八套’完全吐露出來，方才痛快”。這種語言，同張聞天這篇文章所說“我們的同誌，卻隻是以倒出我們所有的一切口號，就算盡了責任！”更是顯得十分相像。
張聞天這篇文章不僅批評了這種“‘痛快一時’的盲動的錯誤”，並且提出，“我們必須用一切力量，在錯誤中去學習領導千百萬工農群眾。”“歌”文則提出要為宣傳鼓動工作的“轉變”而鬥爭。因此可以說這也是同張聞天前麵的思想一脈相承的。
再說在“歌特”文章之後，則可以舉出發表在1933年9月30日蘇區《鬥爭》上的《再談學習領導群眾藝術》一文。例如：
“歌”文說：“在宣傳鼓動內容方麵，我們往往是死板的、千篇一律的”，“無論什麼問題來的時候，我們就有那麼一套話來應付。從擁護蘇聯、擁護蘇維埃與紅軍起，一直到加緊兩條戰線的鬥爭止。”而此文則同樣批評這種“千篇一律的宣傳鼓動”。它說：“在宣傳鼓動方麵，我們一直到現在還帶有極濃厚的刻板性與一般性。”“我們不管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什麼人，總是那一套我們說得爛熟的老話，從帝國主義國民黨五次‘圍剿’起，到擴大紅軍、經濟動員止。”
“歌”文說：“沒有群眾的宣傳鼓動工作，就不可能有群眾的組織與群眾的行動。”此文則說，“沒有群眾的宣傳鼓動，我們就沒有法子去說服群眾”。
“歌”文批評滿足於背誦條文的現象說：“籠統的101次的背誦‘右傾是主要危險，但是不要忘記“左”傾’這一套黨八股，並不能絲毫幫助我們同‘左’右傾機會主義做鬥爭。”而此文則說：“1001次的背誦黨的基本口號，是完全不夠的。”
“歌”文批評“舊的宣傳鼓動的傳統與習慣”，指出我們“還沒有能夠打破宣傳鼓動工作中的這一傳統的藩籬”。而此文則進一步尖銳批評“宣傳鼓動工作方麵惡劣的傳統”，號召“必須同這種傳統做堅決的鬥爭”。
“歌”文提倡要有“活潑的、群眾的宣傳鼓動”，而此文也同樣要求建立“活潑的、具體的、群眾的宣傳鼓動工作”。
“歌”文批評宣傳工作“不知道宣傳鼓動的對象是什麼”，而此文則進一步提出“必須具體了解我們宣傳鼓動的對象”。
“歌”文批評“我們的宣傳工作是與組織工作脫離的”，而此文也指出：“我們往往把宣傳工作與組織工作分離開來”。
從以上的對比中可以看出，“歌特”文章酷似張聞天文章之處很多。如果不是出於同一個人的手筆，則很難從觀點到文字如此集中地相同。因此，程中原同誌考證所得的結論我是同意的。
附錄四 關於“歌特”化名的調查
蕭揚
“歌特”即張聞天同誌，已由編輯組內程中原、張培森同誌著文詳細論證。在調查過程中，有些老同誌分別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推測，我們也設想“歌特”有無可能是其他同誌。經研究，這種可能性看來是不存在了。
一、夏衍、周揚、羊牧之（瞿秋白同誌青年時期友人，現住江蘇常州）同誌曾經提出，“歌特”有可能是瞿秋白同誌，因秋白同誌曾對夏衍談過統一戰線和反對“左”傾空談的問題。但是，秋白同誌當時對“第三種人”的批評很嚴厲。“歌特”文章則批評了否認“第三種人”和“第三種文學”的觀點、認為文藝是“政治的留聲機”的觀點、過分強調通俗文藝（所謂“有頭有腦”的形式等）的觀點，這些都是秋白同誌在同“第三種人”論爭中一再強調的觀點。陽翰笙、樓適夷、李何林同誌都認為“歌特”不可能是瞿秋白。夏衍同誌後來對自己原來的看法也動搖了。瞿秋白文集編輯組的有關同誌也認為，說“歌特”即瞿秋白的根據不足。編輯組內張培森將“歌特”文章中的用語對照秋白同誌同時期文章的用語作了比較研究，認為兩者不可能出於一人之手。
二、我們曾經考慮，“歌特”有無可能是馮雪峰同誌，因為馮雪峰同誌後來在文藝問題上的觀點同“歌特”論文藝的文章比較一致。但是，第一，雪峰同誌在“歌特”文章發表以前批判胡秋原的調子很高，到“歌特”文章發表以後，態度忽有轉變；第二，雪峰同誌1936年文章引用“歌特”文章的語氣，表明雪峰同誌自己不是“歌特”；第三，雪峰同誌的文風與“歌特”迥異；第四，雪峰同誌當時主要在“文委”工作，不大可能寫同是署名“歌特”的《論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特別是《在走向粉碎四次“圍剿”的路上》那樣的文章。夏衍、李何林同誌都認為“歌特”不可能是馮雪峰。
三、李何林同誌提出，“歌特”有無可能是劉少奇同誌，因為少奇同誌1936年曾以莫文華的化名著文，內容中有反對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
我們考慮，少奇同誌在1932年從事工會工作，不大可能就文藝問題和宣傳問題寫出係統的文章。這與他1936年在北方局時全麵負責白區工作的情況有所不同。其次，少奇同誌1932年3月剛剛因為所謂“右傾”受到批評，被迫做了檢查，並且被解除了在工會中的領導職務。在這種情況下寫文章反對“左”傾是較少可能的，寫了恐怕也難於被發表。第三，少奇同誌的文風與個人慣用語與“歌特”不同。少奇同誌極少用表示“雖然”意思的連詞，1931年、1932年的四篇文章中隻用了一個，用的是“雖然”，與“歌特”用得較多（3篇文章用了6個），而且是用張聞天個人的習用語“雖是”不同。少奇同誌的假設句用“如果”（四篇文章中有5例）、“若是”（2例）、“倘若”（1例），與“歌特”用“如若”（3例）、“假使”（1例）不同。
中央文獻研究室《劉選》組的有關同誌也認為“歌特”的文風與少奇同誌不同。
四、當時臨時中央常委陳雲同誌以及在文化戰線上工作的周揚、夏衍、陽翰笙等同誌，都不知道“歌特”是誰，當時的中宣部長楊尚昆同誌則已同意“歌特”即張聞天同誌的考證。當然，這樣也就同時否定了他們自己是“歌特”的可能。
五、當時臨時中央另兩名常委博古同誌和康生，都不可能是“歌特”。
博古同誌負責全麵工作，在黨刊上寫文章較少，《鬥爭》創刊後的半年多時間內隻寫了3篇，為此曾在1932年7月15日的《鬥爭》18期上受到該刊編者批評。他像“歌特”那樣在半個月內連續著文3篇，是很少可能的。同時，博古同誌的文風和習慣用語與“歌特”也不一樣。他極少用表示“雖然”意思的連詞，1932年所寫的7篇文章和兩個決議中，隻用了兩個“雖然”，這同“歌特”3文用了6個“雖是”（不用“雖然”）不同。他的其他一係列用語，也與“歌特”不同，如：“如果”（“歌特”用“如若”）、“譬如”（“如像”）、“所有這些”（“一切這些”）、“……麵前”（“在……前麵”）、“恰恰相反”（“卻正相反”）等。
康生當時做工人工作和保衛工作，在《鬥爭》上發表的文章多數同職工運動有關。他寫有關文藝和宣傳的文章，是不大可能的。他的文風和習慣用語也與“歌特”不同。從他發表在1932年《鬥爭》上的11篇文章看，在“歌特”使用“如若”、“雖是”、“如像”、“一切這些”等詞的地方，康生一律使用“如果”、“雖然”、“比如”、“所有這些”。
六、李華生同誌提出，“歌特”也有可能是凱豐同誌，因為他當年聽到凱豐同誌講過“歌特”文章中的觀點。但是，我們將凱豐同誌1932年8月的一篇文章與“歌特”文章比較，發現兩者文風和習慣用語都不相同。如凱豐同誌用“如果”、“雖然”等，“歌特”則用“如若”、“雖是”等。凱豐同誌多用“因為……因此”、“如是”（代替“於是”）等，則是“歌特”文章所不見的。
七、季楚書同誌（30年代初曾在中央文委工作，現在上海市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黨員）猜想，“歌特”也有可能是潘梓年同誌。因為潘梓年同誌1932年任“文總”宣傳部長，而《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經過刪改曾在“文總”內部刊物《世界文化》上發表。但是從潘梓年同誌在《北鬥》第2卷第3、4期合刊（1932年7月20日出版）上發表的關於文學大眾化問題的文章看，他對這一問題的論述是比較簡單的。對文學的大眾化是否傷害文學的藝術價值問題，他隻是簡單地斥責這樣提出問題的人是“高等人”，並且認為文學大眾化是解放了其藝術發展的束縛。這種態度與“歌特”主張團結那些不能寫通俗作品的文藝家，以及肯定“現代文藝的各種形式”等觀點相較，差別是很明顯的。此外，潘梓年同誌上述文章的文風也與“歌特”有很大不同。
八、張眺（葉林、耶林）之侄張以謙同誌認為，“歌特”是張眺的化名。據張以謙介紹和丁玲回憶，張眺曾是左聯黨團的成員，1932年（張以謙介紹為該年底或次年初）去贛東北蘇區，後死於肅反擴大化。張以謙根據張眺當時觀點反對“左”傾而後來又死於“左”傾路線，以及其他一些理由，肯定“歌特”即張眺。但是，根據上述介紹，張眺擔負的是比較局部的工作，不大可能寫出“歌特”兩文那樣全局在胸、具有戰略眼光的文章。從張眺當時的四封信（載《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1期）看，其觀點，特別是文風，與“歌特”也大不相同。張眺指責《北鬥》第一、第二期上的一些小說“取材對象更是十足的小資產階級性”，與“歌特”強調團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文學家的精神正好相反。張眺的文字顯然不如“歌特”老練，也沒有“歌特”獨特的習慣用語。夏衍同誌也認為，“歌特”不可能是張眺。
九、李華生同誌提出，章文晉、胡蘭畦等同誌當時從國外回來，曾寫過類似觀點的文章。章文晉同誌已複信表示不知道“歌特”是誰，實際上否認了他自己是“歌特”。胡蘭畦同誌1932年至1933年上半年尚在德國，也不可能在這一時期像“歌特”那樣把文章寫出三天後便登在上海的黨刊上。
根據以上所述，在“歌特”化名調查過程中所有曾被認為有可能是“歌特”的人，已經可以斷定都不是“歌特”。“歌特”隻能是張聞天同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