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聽說洛甫先生在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上曾發表關於文化運動的意見，而且他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進，便叩詢他關於過去左翼文化運動的問題。
“過去‘左聯’和‘社聯’的為革命鬥爭的方向和培養文化工作幹部，無疑的都是有功於革命的。但是，對於‘同路人’的關係上，還不能吸收更廣大的同情者——我們的朋友——參加革命的陣營。‘左的關門主義’相當厲害，所以文化戰線未能如我們的理想地擴大與堅強。氣量不夠，門戶之見，個人風頭主義……這些是免不了的，今後我們應該竭力避免。因為團結工作做得不大好，無產階級文學事實上並未做到真的無產階級文學。過去的錯誤是將普羅文學的範圍弄得太小，文學家的行動、理論均被束縛於一個狹窄的圈子裏。好像隻有寫罷工、反對資本家才算普羅文學。其實不一定皆如此。在普羅與布爾的文學中間，還有若幹的距離，我們不能太機械的分劃起來。譬如，有些人反對共產，但他們還是需要革命的；這種人對於革命仍是有利的，我們不能率然指其為反動，而應加以爭取。”
差不多就在舒湮訪問張聞天的同時，廣州《救亡日報》記者洛基於1938年2月22日在延安也訪問了張聞天。3月26日該報發表的訪問記中，有張聞天談文學問題的一段話，內容跟舒湮所記述的幾乎完全相同且有更多的發揮。這兩篇材料中所記的見解，正是“歌特”《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一文的思想在新的條件下的闡述。
《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一文的觀點從張聞天早年的文藝思想與經曆中也可以看到淵源。在文藝與政治、文藝與生活的關係上，他在五四時期就是既主張文藝的功利性，又強調文藝發揮作用的特殊途徑——傳感性。他曾經翻譯介紹與評論過許多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作家，肯定他們作品的價值。而張聞天自己就是由小資產階級文學家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
另外，張聞天能夠首先在文藝問題上批判“左”的錯誤，可能跟1932年4月23日聯共（布）中央《關於改組文學藝術團體的決議》也有不小的關係。被聯共（布）中央解散的“拉普”（“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聯盟”的簡稱），就犯有“機械論”、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等“左”的錯誤。這當然會啟發張聞天從中借鑒來檢討中國的左翼文藝活動。
總之，九一八以後策略思想的某些變化，對左翼文藝運動的長期關心與閑居下來的集中研究，原有的深厚的文學素養與比較正確的文藝觀點，加上蘇聯解散“拉普”的經驗，使得一個犯有“左”傾錯誤的領導人能夠在文藝問題上批評“左”的錯誤。“歌特”之為張聞天，這個矛盾的現象，通過具體分析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
《論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和《在走向粉碎四次“圍剿”的路上》兩文，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它和張聞天的其他許多文章在觀點、提法上的相仿、相承和思想認識的貫串、發展。這當然也不是偶然的巧合。
綜合以上四個方麵，我們得出了“歌特”是張聞天化名的結論。是否可信、可靠，還望批評、討論，尤其跂望親曆或熟悉這段曆史的革命前輩賜教。
1982年8月於北京
附白：
本文是同蕭揚、張培森、施鬆寒等同誌商討後寫成的，他們提供了寶貴的材料和意見，在此表示衷心的謝忱。
附錄一 “歌特”文章發現與考證經過
《張聞天選集》編輯工作小組
一、為收集張聞天同誌文稿，張聞天選集編輯工作小組（以下簡稱“選集組”）程中原同誌1981年10月在中央檔案館查閱30年代初黨內刊物《鬥爭》與《紅旗周報》時，發現了署名“歌特”的三篇重要文章，即：《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載1932年11月3日《鬥爭》第30期）、《在走向粉碎四次“圍剿”的路上》（載1932年11月18日《鬥爭》第31期，又載1932年12月10日《紅旗周報》第53期）、《論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載1932年11月18日《鬥爭》第31期）[見附件一]。
二、1981年12月中旬取得“歌特”三篇文章複印件，並經初步研究之後，程中原同誌即寫一簡要材料，提出一些根據，覺得“歌特”可能是張聞天同誌的化名。人民出版社曾彥修同誌（也是張聞天選集領導小組的成員）看了這個材料後寫了一個初步的意見。一方麵指出“歌特”文章的重要價值，要求深入研究；一方麵指出應將“歌特”文章複印和打印若幹份，向當時在臨時中央和文委工作的同誌請教“歌特”究竟是誰的化名。對當時初步推測“歌特”為張聞天筆名，認為證據不足，得重新研究[見附件二]。選集領導小組另一成員何方同誌讚同曾彥修的意見。
三、1981年12月下旬，選集組將“歌特”文章的複印件和打印件一起分寄二十多位老同誌請教，其中包括楊尚昆、周揚、夏衍、陽翰笙、樓適夷、李一氓、吳亮平、王學文、黃玠然等。
四、不少老同誌通過書信、談話、電話等不同方式，回答了選集組的查詢。他們除對“歌特”文章的價值進行評價之外，對“歌特”是誰作了一些不同的推測：有的認為“歌特”可能是張聞天；有的認為可能是瞿秋白；也有人認為可能是劉少奇、馮雪峰、凱豐、潘漢年、潘梓年、張眺（葉林、耶林）、章文晉、胡蘭畦[詳見附件三]。對於“歌特”究竟是誰，雖然未能得出明確的答案，但這一廣泛征詢意見的收獲還是很大的。因為答案把一切疑為可能的名單都提出來了，這就便於從多方麵去進行考證，避免片麵和根據不足。
五、在調查“歌特”是誰的同時，選集組工作同誌聯係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發展的曆史，研究了《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一文的意義和當時產生的影響，應《新文學史料》編輯部之約，程中原同誌於1981年12月寫了評價該文的文章《黨領導左翼文藝運動的重要史料》[附件四]。1982年5月評介文章隨同“歌特”的原文一起刊載於《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2期。
但此時對“歌特”究竟是誰尚未能得到明確答案，選集組程中原、張培森同誌決心對此事作認真的考證。因為不管是誰，弄清這兩文的作者都是十分重要的。通過查閱檔案、研讀文稿、訪問考察、對張聞天同誌和當時臨時中央其他負責同誌、文委負責同誌以及此外一切被認為有可能寫出“歌特”文章的同誌當年的工作、活動、思想、素養、文風，均作了較為細致的比較、對照的研究。1982年8月，程中原同誌寫出了《“歌特”試考》[見附件五]。張培森同誌又寫了《兩點補充》[見附件六]。經過較為周密的考證，認為“歌特”是張聞天的化名。兩篇文稿於1983年1月下旬印發征求意見。曾彥修同誌讀了兩篇考證文章認為可信，並建議純粹采用乾嘉學派考證方法，去掉任何猜測估計詞句，速報喬木同誌鑒定。
六、1983年1月20日《張聞天選集》編輯小組寫信給力群同誌並請轉喬木同誌，報告“歌特”文章內容和調查考證情況，“希望喬木同誌能幫助鑒定一下‘歌特’是誰”[該信全文見附件七]。1983年2月22日，胡喬木同誌給《張聞天選集》編輯小組複信，信中說：“關於張聞天同誌的《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一文及其考證已由力群同誌轉我看了。曾送陳雲同誌，但他說記不起來了。我同意程中原同誌的考證，並認為這篇文章很有曆史意義（雖然當時並未發生影響），可以在《中國社會科學》上作為史料發表”[複信全文見附件八]。《中國社會科學》遂於1983年第4期刊載了“歌特”的《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和程中原的考證文章（略做刪改並更名《“歌特”為張聞天化名考》）。該刊英文版1984年第1期也刊載了上述文章。
七、1983年3月26日楊尚昆同誌給劉英同誌複信說：“‘歌特’，我同意程中原、張培森兩同誌的考證，是聞天同誌的筆名。仔細閱讀了歌特的兩篇文章，使我回憶起當時的一些情況。”楊尚昆同誌在信中憶述了1932—1933年張聞天同誌同他商量轉變黨的宣傳工作和反對關門主義的情況。該信全文發表於《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2期[見附件九]。同期刊載了“歌特”的《論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楊尚昆同誌的《轉變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和曾彥修同誌的評介文章《談談“歌特”宣傳工作論文的曆史意義》[見附件十]。
八、在調查、研究、考證的過程中，選集組對與“歌特”論文藝和宣傳兩篇文章有關的材料作了輯錄，編成資料集一本（未出版，“目錄”見附件十一），並由蕭揚同誌寫了“前言”，論述歌特文章的曆史價值[見附件十二、十三]。選集組還對調查中提及有可能化名“歌特”的人及張以謙同誌肯定的他的叔父張眺（葉林、耶林），逐一作了分析——根據材料及情況排除其為“歌特”的可能性，於1983年8月2日寫了《關於“歌特”化名調查結果的報告》，並以工作簡報的形式分發有關同誌[見附件十四]。報告最後指出：“根據以上所述，在‘歌德’化名調查過程中所有曾被認為有可能是‘歌特’的人，已經可以斷定都不是‘歌特’。‘歌特’隻能是張聞天同誌。”
九、鑒於“歌特”這兩篇文章在中共黨史、中國現代文化思想史、現代文學史和張聞天思想發展、革命業績上的重要價值，又確證了“歌特”為張聞天同誌的化名，故選集組將這兩篇重要文獻選入《張聞天選集》。
1985年3月
附件目錄
一、署名“歌特”的三篇文章
1.《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
2.《論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
3.《在走向粉碎四次“圍剿”的路上》
二、曾彥修同誌的批複（1981年12月17日）
三、有關“歌特”的通信和談話[以首次通信和談話的時間先後為序]（吳亮平、楊尚昆、李一氓、陽翰笙、李華生、樓適夷、羊牧之、章文晉、季楚書、祝伯英、張以謙、周楊、黃玠然、王天眷、夏衍、胡喬木、李何林、唐弢）。
四、程中原：《黨領導左翼文藝運動的重要史料——讀歌特〈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
五、程中原：《“歌特”試考》
六、張培森：《兩點補充》
七、《張聞天文集》編輯小組致鄧力群同誌並請轉胡喬木同誌信（1983年1月20日）
八、胡喬木同誌的來信（1983年2月22日）
九、楊尚昆同誌給劉英同誌的信（1983年3月26日）
十、曾彥修：《談談歌特宣傳工作論文的曆史意義》
十一、《30年代初歌特論文及其有關材料·目錄》
十二、《30年代初歌特論文及其有關材料·前言》
十三、“歌特”文章發表前後有關文章選錄
1.洛揚：《“阿狗文藝”論者的醜臉譜——洛揚君致編者》（1932.5.29）
2.易嘉：《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1932.7）
3.丹仁：《關於“第三種文學”的傾向和理論》（1932.11.26）
4.瞿秋白：《鬼臉的辯護——對於首甲等的批評》
5.楊尚昆：《轉變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1933.2）
十四、關於“歌特”化名調查結果的報告
附錄二 有關“歌特”考證的通信和談話
吳亮平：
1932年在上海黨內刊物《鬥爭》上寫過文章的“歌特”是誰，我不清楚，沒有聽說過。
（1981年12月6日談話）
楊尚昆：
我不知道“歌特”是誰。
幾篇文章發表的日期，都是在1932年11月或12月。
我記得1932年11至12月間，是上海中央轉移到江西蘇區瑞金去的時候，幾位中央的同誌，在當年底都先後離開上海，到1933年1月中全部都到了瑞金，洛甫同誌比我先到，我是1933年1月底到的，這時洛甫已到瑞金了。
據此時間來看，洛甫同誌寫這幾篇文章，似乎不太可能，我在上海最後見到他是1932年12月初。
但也有另一可能，即洛甫此時已離開實際工作（我到中央宣傳部，但沒有參加過《鬥爭》、《紅旗》的編輯工作），趁此時機寫幾篇文章，也是可能的。這難於肯定。一時想不起來，當時在上海的同誌還有哪些健在，等回憶起來再告訴你。
（1982年1月14日來信）
“歌特”，我同意程中原、張培森兩位同誌的考證，是聞天同誌的筆名。仔細閱讀了歌特的兩篇文章，使我回憶起當時的一些情況。
1932年初，我在江蘇省委工作，任宣傳部長。當時聞天同誌是代表中央指導江蘇工作的，經常出席省委會議。同年秋季我調中央宣傳部工作。在這段時間裏，同聞天同誌接觸較多，歌特兩篇文章中寫到的問題，都先後交談過。聞天同誌離開上海前夕，曾幾次同我談話，主要內容就是如何開展黨的宣傳工作和反對關門主義問題。1933年2月，我們在瑞金會麵了，我被分配到宣傳部，幫助聞天同誌工作。我們商量要對宣傳鼓動工作來一個改變，並準備召開一次中央蘇區的宣傳工作會議（在1933年5月召開了這個會議，是聞天同誌主持的）。我那一篇文章，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寫的（也可以說是為了召開宣傳會議寫的）。文章寫好後，曾經過聞天同誌審閱，也可以說指導思想是他的，因為對黨的宣傳工作的缺點和必須改變，我們在上海時就交換過意見。
（1983年3月26日給劉英信摘錄）
李一氓：
1932年8月我離滬去江西，11月、12月我均已不在上海了。歌特是誰，我無從說起。特複。
（1982年1月18日來信）
陽翰笙（秘書代複）：
陽翰笙同誌不清楚歌特是誰。左聯的一些同誌，如他本人、田漢、朱鏡我、許滌新、杜國庫等，都受王明路線影響。不可能寫這種文章。文章好像是中央領導同誌寫的。而中央對文藝比較了解的是瞿秋白同誌和張聞天同誌。但瞿秋白當時也是批評第三種人的，而且歌特文章的文風也不像是瞿秋白的。張聞天是王明路線的代表人物，如寫出這種文章，說明有分歧，值得重視。
（1982年2月9日電話記錄）
李華生（劉偉代複）：
來函收悉。關於查找歌特文章真正作者是誰的問題，經華生同誌反複回憶，一時還肯定不下來，有三個可能，現提供參考：
一、可能是張聞天同誌自己寫的。理由是：那時聞天同誌經常去團中央（華生同誌當時在團中央工作）講過文章中的觀點，雖聞天同誌1931年11月份從上海轉移到江西，文章有早已寫出以後才予發表的可能；
二、可能是凱豐同誌寫的。因張聞天同誌離滬後，已由凱豐同誌擔任黨中央宣傳部長兼團中央宣傳部長。聞天同凱豐同誌關係密切，凱豐同誌接替聞天同誌工作後與我們接觸中，也講過歌特文章中的觀點；
三、可能是一些留學生或德國在中國的代表寫的。華生同誌印象那時團中央被破壞，從國外回來一些留學生如俞興（後叛變革命成了叛徒）從日本回國，章文晉從德國回來，胡蘭畦（女）等人都從國外回來，他們寫過不少這類觀點的文章。有些外國人根據我國情況和他們國家經驗也寫過類似文章。對歌特的文章華生同誌還記得當時還讓團組織專門讀過，華生同誌認為當時以歌特名義發表的文章一定是有身份或有影響的人物寫的。
華生同誌反複囑示：他回憶的不一定準確，為進一步證實，可找章文晉同誌再深入了解一下。
（1981年3月13日複信）
樓適夷：
信及附件收讀聆悉。《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一文，極可能是張聞天同誌寫的。文章觀點，與聞天同誌1937年在延安文協成立大會所作《十年來文化運動的檢討及目前文化運動任務》報告，似乎是一致的。（請看魯博研究室內部刊物《魯迅研究動態》八〇·四，八一·一，八一·二各期）此報告所談關於團結小資產階級作家及文藝大眾化問題，雖未見記錄全文，也是“關門”一文的論點。如能發現全文，加以對照，就好了。當時油印的《鬥爭》，我在1933年5月以後，參加過編輯出版工作，約三個月，是江蘇省委辦的黨刊。稿子大部分由中央交通送來，也沒搞清何人用何名，“歌特”的稿肯定未經過手。《紅旗》周報既也有歌特筆名，我知道馮乃超同誌參加過《紅旗》編輯（時間較早），不知他能否記憶。關於夏衍同誌的推測，我同意陽翰老看法，不可能是瞿秋白同誌的。專複。
（1982年3月16日來信）
羊牧之：
前寄“歌特”三篇文章，我也認為很像秋白說的話，也像他的筆調，但筆名不敢確定，還請斟酌。
（1982年3月20日來信）
章文晉：
3月29日來函及所附材料收悉。《鬥爭》雜誌我見過，“歌特”的文章未讀過，亦不了解“歌特”是哪位同誌的署名。我1931年底至1932年8月期間在上海江蘇省委工作，八月被捕，出獄後就離開上海了。文章刊登在1932年10、11月我被捕之後，不甚了解。當時張聞天同誌文章一般署名洛甫。浙江省省長李豐平同誌和在科學院的王天眷同誌當時也在團省委工作，也許有所了解，可予詢問。王是物理學激光專家，在北京。
（1982年4月13日）
季楚書：
我是1932年3月18日被捕的，“歌特”的文章不知是誰寫的。看文筆不像朱鏡我的筆調。是否會是潘梓年寫的？就我所知，文總曾要楊邨人（文總組織部長、文委委員）同胡秋原打交道，互相交換意見。這種對“第三種人”的態度，是經過潘梓年同意的。
（1982年5月8日談話）
關於署名歌特的三篇文章，因我早於1932年3月18日被捕，所以不知是誰寫的。
可以提供的情況是，1932年初，相當於文總黨團改組，文委朱鏡我常來文總指導工作，文總領導曾要楊邨人（即柳絲，文總黨團成員，組織部長）通過私人關係去和神州國光社的胡秋原等打交道（當時胡在刊物上侈談普列哈諾夫的藝術理論），目的是了解他們情況，相應的交換些意見。在文總每周碰頭會上，我曾聽楊向朱和潘梓年同誌（2月上中旬起陽翰笙同誌調來文總，也參加）彙報接觸情況。這種對待胡一夥第三種人的態度，想來是秉承了“文委”意旨後采取的。
歌特的文章，從文風上看，我除了同意不是瞿秋白同誌所寫以外，也不認為是出自朱鏡我同誌手筆。由於歌特文章中有一篇《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經過刪改，又在文總內部刊物《世界文化》上轉載，和潘梓年同誌自1932年起改任文總宣傳部長，主持機關刊物《中國與世界》筆政，所以猜想也可能是潘寫的。
此外，關於祝伯英（即伯虎）自1931年底或1932年初起即被撤銷文委（同時也是文總黨團）書記職務，經過情況略見拙文《紀念“左聯”緬懷戰友》（載《左聯回憶錄》）。這事我是清楚的，因為不隻開會作出書麵決定，而且還有文件通報各聯。同時馮雪峰致陳則光的信敘明這事，也可參證。
（1983年3月20日來信摘錄）
祝伯英：
署名“歌特”的文章，經過再三回憶，我認定是張聞天寫的。“歌特”文中的觀點，記得張聞天問過我情況，同我商量過。
我是在王明上台以後在上海當文委書記的，當了一年，直到1932年底。那時，同張聞天經常接觸。主要接頭地點是永安公司底樓秋白開的房間裏。我還說秋白真厲害，這兒人來人往，進進出出，誰也不會懷疑。在鐵房子小菜場，即摩律斯新村我們也碰過頭。
發表“歌特”文章的《鬥爭》，是一種油印刊物，16開大小，沒有封麵。
（1982年5月12日談話）
張以謙：
我是耶林（葉林）的侄兒。
“歌特”是誰？從時間、地點、文風、觀點、背景以及耶林當時的活動，我肯定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耶林。
耶林1930年初至1933年初在上海從事左翼文化運動。有人說他1932年下半年是“左聯”黨團書記、“文委”書記、江蘇省文委書記等，迄無確證。
1932年下半年葉林肯定是左翼文化運動黨的領導人之一。此段工作甚為活躍，發展了一批文化人入黨，丁玲、田漢等都是此時入黨的。克服著左傾關門傾向。耶林召開、張聞天主持的文化工作會議，肯定在1932年七八月份在梅白克路（現在的鳳陽路）召開的。這次會議後才出現“歌特”文章。
耶林當時把丁玲作為小資產階級革命作家團結爭取（他給丁玲信的字裏行間如此）。
耶林批評“左聯”有行會氣、大捧蔣光慈《莉莎的哀怨》（見菊華《對“左聯”說的幾句話》）。這一觀點與“歌特”文批“左”傾空談有一致性。
耶林對文藝大眾化的觀點，與“歌特”文有近似之處。
耶林原名張鶴眺。鶴眺與歌特兩個名字雙聲疊韻。耶林古典文學基礎造詣極深。古典文學深者，用雙聲疊韻起名字、搞化名是常見的通例。
（1982年5月28、30日和6月15日來信摘錄）
健在的周湘浦同誌（耶林當時的愛人、交通），看了“歌文”，認為是耶林手筆。關於文藝觀點，周聽耶林說過，這是人證。尤其是文風，她說“酷似”。我父親（葉林的哥哥）的檔案中曾提到，耶林當時是“文委”。他是否擔任過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無據。1932年下半年他常寫文章，到去江西蘇區前還一直在寫。他的最後一篇小說也是1932年11月在《文學月報》發表的。他的文風較易考證。
耶林本身就是50年的公案，三佚文更是公案了！我作了大量查詢、考證工作，隻不過想澄清一點曆史真實，真實的曆史就是真理麼，我服從真理。
（1983年3月12日來信摘錄）
周揚（譚小邢代複）：
不記得、也無法確定“歌特”是誰。曾以為是瞿秋白或其他人，但無法確定。
（1982年5月29日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