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特”為張聞天化名考
一、從“歌特”文章的內容來看
一、從“歌特”文章的內容來看，文章的作者很可能是黨中央負責同誌，而在當時上海臨時中央中，張聞天最具備寫出這些文章的各項條件
《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2期重新刊發曆文獻“歌特”的《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以後，不少同誌關心：“歌特究竟是誰？”筆者和同事們自發現“歌特”的文章以來，也一直在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經過反複調查研究，我們考證的結論是：“歌特”是張聞天的化名。現將理由寫在下麵，懇請前輩和識者指教。
在我黨曆史報刊上，署名為“歌特”的文章我們僅見到三篇。它們最初都發表在上海臨時中央的機關報《鬥爭》（油印）上，時間是1932年11月上、中旬。
這三篇文章所論問題都很重要。第一篇《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1932年10月31日寫，載11月3日《鬥爭》第30期。後經刪改，又在1933年1月15日出版的文總機關刊物《文化月報》第2期（為迷惑敵人，該期刊名用《世界文化》）上發表，署名“科德”。文章針對當時左聯在“文藝自由”論辯與文藝大眾化討論中的問題，明確指出：“使左翼文藝運動始終停留在狹窄的秘密範圍內的最大的障礙物，卻是‘左’的關門主義”；否認“第三種人”和“第三種文學”的存在，宣揚文藝隻是某一階級的“煽動的工具”、“政治的留聲機”等觀點“是非常錯誤的極左的觀點”；小資產階級的文學家是我們的同盟者，對於他們要“忍耐的解釋說服與爭取”，要執行“廣泛的革命的統一戰線”。
第二篇題為《在走向粉碎四次“圍剿”的路上》，1932年11月15日寫，載1932年11月18日《鬥爭》第31期。現在看到的翻刻本上沒有署名。此文又載於1932年12月10日《紅旗周報》（鉛印）第53期，署名“歌特”。這是一篇論述第四次反“圍剿”的文章。它評述了從第四次“圍剿”開始以來將近半年鄂豫皖、湘鄂西、江西中央、湘鄂贛、湘贛邊等蘇區紅軍第四次反“圍剿”的戰況，強調“這六個月的戰爭”給反動統治帶來的困難，同時又指出，“戰爭還在相持的局麵之下，決定四次‘圍剿’的勝負的大戰爭尚在我們前麵”。文章最後提出了為粉碎第四次“圍剿”我黨應該完成的戰鬥任務。
第三篇題為《論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沒有標明寫作日期，也載於1932年11月18日《鬥爭》第31期，編排在《在走向粉碎四次“圍剿”的路上》之後。這篇文章是對黨的宣傳鼓動工作的一次考察，同時提出了轉變宣傳鼓動工作的任務。文章首先論宣傳鼓動工作的形式，指出要打破“限製於死的文字的”“這一傳統的藩籬”，要利用圖畫、唱歌、戲劇等形式做宣傳鼓動工作。其次論宣傳內容，在這裏作者詳細地分析了“黨八股”（又名“十八套”）的表現和危害，指出要改變“死板的，千篇一律的，籠統武斷的”那麼一套，認為“需要的是帶有時間性的、具體的、適合於目前鬥爭的要求的宣傳鼓動，而不是黨八股”。文章最後具體論述了宣傳工作與組織工作的聯係，要求改變宣傳鼓動工作同組織工作分離的狀況，從黨的工作的全局提出指導性的意見。
從三篇文章的內容和口吻可以看出，作者很可能是當時黨中央的一位負責同誌，同時還具備以下三個條件：第一，有較高文藝素養而又熟悉當時的文壇情況；第二，主管或指導宣傳鼓動工作；第三，了解全國各蘇區的情況和反“圍剿”鬥爭的全局。
究竟誰具備上述條件是“歌特”的原身呢？
我們曾想到過楊尚昆。因為他在“一·二八”事變後接任宣傳部長，在1933年2月中央蘇區的《鬥爭》第2期上又有署名“尚昆”的文章《轉變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從命題到觀點均與歌特《論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相仿，文中也批評了“黨八股”。故歌特似有可能是楊尚昆的化名。但經了解，楊尚昆並未參加過《鬥爭》、《紅旗》的編輯工作，本人也否定了這種推測。
有的同誌提出，瞿秋白熟悉文藝，較早主張對中間派采取合作的態度，說過“要實現廣泛的革命的統一戰線”，似有可能。但我們將“歌特”的文章與此時秋白的文章比較，觀點和語言風格都不大一樣。
那麼在上海臨時中央領導核心中誰有可能是這三篇文章的作者呢？
我們知道，上海臨時中央成立時的五名政治局常委到1932年冬剩下四人，即博古、洛甫、陳雲、康生。從王明赴蘇聯以後，博古從1931年9月起是臨時中央的主要負責人。當時中央的決議大多出自博古之手，但文章卻寫得不多。博古主管的工作與歌特這三篇文章大多沒有直接關係，半個月內寫這麼多文章，在博古當時來說似不大可能。此外，根據陳雲當時的工作情況來看，寫這三篇文章的可能也不大。康生注意力不在這些方麵，也難寫出這些文章。從當時情況來看，洛甫（即張聞天）最具備寫上述三篇文章的各項條件。
張聞天從蘇聯回國到達上海是在1931年2月中旬。這時，六屆四中全會確實已經開過（直至最近還有些文章和回憶錄說張聞天參加了四中全會，其實這是不確的），新的中央已正常工作，派到各蘇區去的同誌準備束裝就道。由於沈澤民將去鄂豫皖蘇區，張聞天接替他擔任了中央宣傳部部長，並主編《紅旗周報》。1931年6月向忠發被捕叛變，中央機關遭到破壞。後來王明赴蘇，周恩來進入中央蘇區，1931年9月臨時中央乃於上海成立。這時，張聞天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後來，為了減少中央同誌與下麵的牽連，大約在“一·二八”前後，中央決定張聞天不再兼任宣傳部長，由楊尚昆接替此職。但常委分工，整個宣傳工作還是張聞天主管，黨中央機關報也還是由他主編。《紅旗周報》“因為種種印刷上的困難，始終不能按期出版，以至有很多比較重要的或帶有時間性的論文，不能很快的及時的和讀者相見。為補救這一缺點……曾有紅旗附刊的發行”。作為《紅旗附刊》的替身，從1932年1月21日起，另外出版了一種油印機關報《鬥爭》。從此編《鬥爭》成為張聞天在中央常委內的一項重要工作，在《鬥爭》上發表文章成了他的日常事務。
張聞天早年參加“五四”新文化運動，他以文學家現身，發表過不少創作、翻譯和評論。他從文學革命進到政治革命，對文學上的各種思潮、流派素有研究，對小資產階級作家的心理有切身體驗，對他們的特點與作用也充分了解。30年代初期在上海雖不可能同文學家們廣泛接觸，但通過同當時文委、左聯、社聯的負責人祝廷章（伯英）、潘漢年、王學文、馮雪峰等人的聯係，通過同茅盾、胡愈之等人的接觸，對左翼文藝運動和上海文壇的情況是有所了解的。
綜上所述，張聞天對革命鬥爭的全局是熟悉的，對宣傳工作的現狀是清楚的，對文藝界的情況是了解的。他當時是臨時中央常委之一，在《鬥爭》上發表文章以指導鬥爭是他分內的主要任務，故爾具備了前麵所說以“歌特”為化名寫出這三篇文章來的所有條件。
二、從三篇文章的寫作時間來看
二、從三篇文章的寫作時間來看，恰好填補了張聞天著作的空缺，而且這時也正是他得以論述文藝問題的時機
張聞天在上海期間寫作是非常勤奮的。從1931年2月到1932年1月創辦《鬥爭》之前，他在《紅旗周報》等報刊上共發表了51篇署名文章。自《鬥爭》刊印以來，張聞天更是月月都在上麵發表文章。然而當我們把《鬥爭》上張聞天的文章順次編排起來的時候，卻發現一個現象，即其間11月份沒有文章。請看8月以來的目錄：
8月5日，21期國民黨“勝利”的消息與我們勝利的事實（平江）
12日，22期火力向著一切反革命派別（洛甫）
12日，22期汪精衛下野和反革命統治的不能統治（平江）
19日，23期上海廢止內戰大同盟的代表會議與巴黎反戰爭的代表會議（平江）
9月8日，25期擴大民族革命戰爭來回答日帝國主義的全線進攻（洛甫）
8日，25期在帝國主義戰爭的前麵（平江）
8日，25期關於區委對於支部的領導（洛甫）
10月2日，27期怎樣把支部的積極性提到更高的階段（洛甫）
10日，28期關於河北高陽蠡縣遊擊戰爭的錯誤的批評（洛甫）
11月
12月16日，33期論中俄複交的實現（平江）
而歌特三篇文章的發表時間則剛好在這份目錄上沒有文章的11月。如果“歌特”是張聞天的化名，那就解決了前麵所說11月份獨缺文章的問題，同張聞天主編《鬥爭》的身份，勤奮寫作的特點也就完全吻合起來。
問題是，張聞天11月份既然仍舊在《鬥爭》上發表文章，為什麼要一反常規棄“洛甫”、“平江”等筆名不用，另取一個“歌特”的化名？而且縱觀他在1931到1932兩年間所寫的101篇文章，沒有一篇論述文藝問題，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寫出一篇《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呢？
張聞天自己的話提供了一些線索。他曾經寫道，1932年10月，團中央機關發生問題，他即離開了原來的住處和中央的工作，在中央一個機關內（摩律斯新村）閑住了一個月。根據各方麵材料，張聞天這裏所說的離開中央工作的時間應在10月25日之後，他的匿居地摩律斯新村（今重北公寓），位於跑馬廳（今人民廣場）西南側。由於離開了中央繁忙的日常工作，這就給張聞天帶來了一個舊好複萌的機會。他得有閑暇翻閱文藝雜誌，具體接觸當時文藝界的情況。一接觸，他立即敏銳地發現了問題，隨即寫下《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這樣的文章。此中消息，該文第5段也有所透露：“試翻閱最近一些文藝雜誌上關於文藝性質與文學的大眾化等問題的討論，我們立刻可以看到在我們的同誌中間所存在著的非常嚴重的‘左’的關門主義。這種關門主義不克服，我們決沒有法子使左翼文藝運動變為廣大的群眾運動。”至於宣傳鼓動工作和鄂豫皖、湘鄂西蘇區第四次反“圍剿”的問題，則正是團中央機關出事前不久中央討論過的問題。張聞天據此寫成《論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和《在走向粉碎四次“圍剿”的路上》，是順理成章的事。
那麼，他為什麼要將筆名重新換過呢？
從張聞天著譯目錄可以看出，他在上海時期的文章，除短評多用“平江”而外，大多用“思美”、“洛甫”署名。在10月下旬機關遭受嚴重破壞的情況下，這些黨內共知的筆名當然不宜再用。更換筆名完全是出於繼續用文字戰鬥的需要。
三、從文風和用語來看，“歌特”的文章應是張聞天的手筆
一個作者，在長期的寫作實踐中會形成一種個人風格。這種風格，打著時代的烙印，也體現著作者的個性。張聞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就已是頗有聲名的文學家。他曾經去日本自修，赴美國勤工儉學，後來又在蘇聯攻讀馬列主義理論，長達5年，具有相當的理論基礎和文字修養。在上海主編的《紅旗周報》和《鬥爭》是指導當時鬥爭的時事、政策性刊物，文章多為回答現實問題、指導實際鬥爭而作。他的文章的特點是：在章法上，喜歡從各個側麵或幾個層次作細致分析，愛用首先、其次，條分縷析，不厭其詳；在句法上，多用因果、條件、假設、遞進、轉折等複句，多重組合，揭示內在聯係，以求周密論證，這是一。
其二，張聞天個性溫和沉靜，平易近人，表現在文風上，雖然他也習用當時的一些套話，但總的說來，他的文章仍然比較平和穩健。
其三，張聞天在國外學習、生活的時間相當長，五四時期曾翻譯過不少外國作品，他的語言不免受到外語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句法上，如：好用“把”、“對於”等提賓，動詞後置，有些用得不大符合漢語習慣；愛用長表語，頻頻使用“是……的”式，還常用來表示動詞謂語句的內容；定語用得多，幾乎每個修飾語後都加“的”，不少定語相當長；靈活運用插入語，有時用括號插入，不用破折號等。讀張聞天這一時期的文章，感到圓熟流暢而又有點異樣，大概跟上述句法特點有關。
無論是從大量閱讀張聞天文章以後得到的直覺來看，還是從張聞天文風的特點來看，“歌特”的這些文章確實很像是張聞天所寫。然而如果就此得出“歌特即張聞天”的結論，卻又冒失了。因為“可能”並非“必然”，“像”乃至“很像”畢竟還不是“就是”。
在我國考據學上，常常依據詞語的使用乃至字的寫法來判斷作品的真偽，確定作品的年代、地域、作者。用這種方法研究張聞天的文章，我發現確有一些詞語的使用是很特別的，是惟他獨有，而別人所無的。這些“個人慣用語”正好可以用來作為驗證與判斷的依據。例如，張聞天總愛把“貢獻”寫作“供獻”，從20世紀20年代創作的小說《旅途》到60年代親筆寫給毛澤東的書信，一直這樣，極少例外。他如“背景”作“背境”、“侵略”作“侵掠”、“不正常”作“不經常”、“麵前”作“前麵”等，也是他在相當長時間裏的“個人慣用語”。不過上舉詞語的使用頻率大多不高，在“歌特”三文中除“前麵”出現三次以外，其餘都沒有機會用到。於是我們在許多使用頻率很高的詞語中探究，也發現了張聞天的一些“個人慣用語”，而這些詞語在“歌特”文中恰恰一模一樣地活著，從而成為“歌特即張聞天”的明證。茲分述如下。
1.不用“雖然”而用“雖是”
轉折句通用的一對連詞是“雖然……但是……”，在張聞天筆下卻統統寫作“雖是……然而……”或“雖是……但是……”讓步連詞不用“雖然”而作“雖是”，可說是他的慣用法。
我們就張聞天1932年所寫的54篇文章（另有《革命的士兵與民眾聯合起來》一文暫缺未計）作了統計，用“雖是……然而……”的22句，“雖是……”的11句，“雖是……但是”的13句。共計46句通常該用“雖然”的地方，他都寫作“雖是”。“雖然”僅見兩處，分別在《論“總同盟罷工”的口號》和《論中俄複交的實現》兩文中，均作“雖然……然而……”，不作“雖然……但是……”。即使不是刻誤，這種例外也僅占百分之四。可以認為，“雖是”是張聞天的“個人慣用語”，達到了在百分之九十六的情況下排斥通用詞“雖然”的程度。在1932年以後的文章中，“雖是”仍然占著絕對的優勢。據熟悉張聞天的同誌說，“雖是”是張聞天的口語，他平時講話一直用“雖是”而不用“雖然”。證之“歌特”三文，計用“雖是”6次，其中“雖是……然而……”5次，“雖是……但是……”1次，沒有出現“雖然”，完全同張聞天的“個人慣用語”相合。
此外，在轉折連詞的使用上，張聞天常用“然而”而少用“但是”。在54篇文章中，“然而”出現154次，“但是”和“但”出現79次，“然而”與“但是”出現頻率之比為2比1。“歌特”三文中“然而”出現25次，“但是”和“但”出現9次，比例約3比1。跟張聞天文中“然而”與“但是”之比相仿。“然而”比“但是”文言氣重，張文多用“然而”，故顯得委婉一些。
2.不用“如果”而用“如若”
張聞天1932年的54篇文章中有18篇出現33句假設句，其中16篇31句都用“如若”，1篇1句作“假設”，“如果”僅見1例，在《論目前的形勢》一文中。“歌特”三文僅《論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有4例假設句，其中3例用“如若”，1例用“假使”，沒有用“如果”的。
3.不說“直到現在”而說“一直到現在”
上述54篇文章有11篇14處出現此語，12例作“一直到現在”，2例作“一直到今天”，沒有一例作“直到現在”的。“歌特”三文中則每篇都有一個“一直到現在”。
4.不用“和”而用“與”
“和”、“與”是使用最頻繁的虛詞，常常混用，但在張聞天當時文中卻嚴格地隻用“與”而不用“和”。上述54篇文章用“和”的句子僅見3例：2例“和”作介詞，分別見《鬥爭·卷頭話》和《郭泰祺被毆與反帝局麵的展開》；1例見《美國的通牒與國際形勢》。
“歌特”三文，無論用作連詞或介詞，均作“與”，共有65例，沒有一個例外。
5.不說“表現”而說“表示”
“歌特”《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有句：“對於自己決定的執行，卻表示出非常遲緩與不充分，甚至消極怠工。”句中“表示出”的說法是比較少見的，而在張聞天的文章中凡是通常說“表現……”的地方卻均作“表示……”。這種用法，在上述54篇文章中見於15篇文章計有26例，“表現”僅見一例。
除了上舉五個詞語以外，還有“卻正相反”（不說“恰恰相反”、“正好相反”）、“一切這些”（不說“所有這些”）、“如像”（不說“例如”）等，也是張聞天的“個人慣用語”而均存在於“歌特”文中。凡此種種，似乎可以從一個側麵相當明白地證明“歌特”文章是張聞天的手筆。因為這不是一個孤證，而是建築在大量統計材料的基礎上的。個別可以偶合，但很難說會有一個人在個人的一係列慣用語上，都恰恰同張聞天完全偶合。
四、“歌特”文中的觀點和提法可以在張聞天著作中得到印證
我們知道，張聞天當時曾經犯“左”傾錯誤。人們會問：犯有“左”傾錯誤而又反對關門主義，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其實，《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所反對的關門主義，是對於“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文學家”的關門主義。它要求團結的，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文學家”。它要求建立的，是包括“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文學家”在內的“革命的統一戰線”。在當時，張聞天還沒有認識到，九一八事變後，民族資產階級反日愛國的傾向日益增長，甚至一部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地方集團也可以成為、有的則已經成為抗日同盟者；對於這一部分政治力量，我們同樣不應采取關門主義。在這一點上，張聞天還未能突破當時的“左”傾路線。但是，對於小資產階級必須包括在“革命的統一戰線”之內，張聞天卻已經十分明確。對於這方麵表現出來的“左”傾錯誤，他也早已著文反對了。例如，在1931年12月5日的《為中國民族的獨立與解放而鬥爭》一文中，他就指出，我們黨沒有積極領導群眾的反日民族革命鬥爭，致使“一部分民眾、尤其是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得不到我黨領導。他率直地批評說，這是“本黨在反帝國主義鬥爭中的深沉的關門主義”！1932年1月19日的《蘇維埃政權與民眾政權》一文中，他又提出了爭取“更廣大千萬萬下層小資產階級群眾”參加革命鬥爭的問題。後來，在《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之後，他又在1932年12月16日的《論中俄複交的實現》中談到“下層統一戰線的策略”。
可見，《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中團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文學家的思想，反對對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實行關門主義的思想，正是張聞天這一時期的一個重要的策略思想。
至於《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把“‘左’的關門主義”當作使左翼文藝運動停留在狹窄範圍的“最大的障礙物”，這種批“左”的提法，在張聞天1932年2月22日《檢查工作與具體領導》一文中也曾出現過。這篇文章中說：“消極怠工的右傾機會主義與‘左’的關門主義，往往是黨的指示的執行的最大障礙物。”請看，連語言都幾乎是完全一樣的！
不僅如此，《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一文中闡述的團結知識分子的思想，文中表現出來的對文化人的了解、關心和愛護，也貫穿在張聞天一生的活動與著作中。1933年9月張聞天在蘇區《鬥爭》上發表《論蘇維埃政權的文化教育政策》，認為蘇區在對待知識分子的問題上存在著“左”的傾向，指出害怕知識分子“鬧反革命”，在黨內“吃知識分子”，“這種‘左’的傾向必須立即糾正”。為了吸收知識分子，“我們還可給他們以優待”；特別努力的，“還可以給他們以特別的獎勵”；即使是犯過錯誤或參加過反革命活動的，“也應該利用他們的所長”。1940年10月，張聞天為中央宣傳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寫了《關於各抗日根據地文化人與文化團體的指示》，對於正確處理文化人與文化團體的各個方麵較有係統地提出了切合文化人的特點的帶有指導性的具體意見。其中不少意見是《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一文觀點的發展。如關於黨對文化人的領導與寫作自由問題，這個指示寫道：“黨的領導機關，除一般的給予他們寫作上的任務與方向外，力求避免對於他們寫作上人為的限製與幹涉。我們應該在實際上保證他們寫作的充分自由。給文藝作家規定具體題目、規定政治內容、限時限刻交卷的辦法，是完全要不得的。”關於如何從文化人的特點出發正確對待文化人的問題，也有許多同《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一文相似但又更為中肯的意見。如說“須知愛好寫作、要求寫作，是文化人的特點。他們的作品，就是他們對於革命事業的最大貢獻。”“文化人的最大要求，及對於文化人的最大鼓勵，是他們的作品的發表。因此，我們應采取一切方法，如出版刊物、戲曲公演、公開講演、舉辦展覽會等來發表他們的作品。”“對於文化人的作品，應采取嚴正的、批判的，但又是寬大的立場，力戒以政治口號與偏狹的公式去非難作者，尤其不應出於譏笑怒罵的態度。”還說，“估計到文化人生活習慣上的各種特點，特別對於新來的及非黨的文化人，應更多的采取同情、誘導、幫助的方式去影響他們進步，使他們接近大眾，接近現實，接近共產黨，尊重革命秩序，服從革命紀律。”讀了張聞天寫的這個指示，再回過頭去讀《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一文，特別是關於創作自由，關於文藝作品的價值，關於文藝批評，關於愛護文學家，在統一戰線中正確對待他們等論述，就更會覺得“歌特”應是張聞天了。
在對於左翼文藝運動的評價方麵，張聞天後來的觀點同“歌特”《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一文也是完全相通的。1937年11月14日，陝甘特區“文協”成立，張聞天在成立大會上作了題為《十年來文化運動的檢討及目前文化運動的任務》的報告，指出了左聯的關門主義錯誤。當時《新中華報》報道說，“他正確的估計到文化運動的功績，同時，又正確指出‘左聯’、‘社聯’等文化團體的錯誤，如關門主義（或宗派主義），公式主義（或教條主義），和把文化團體當成‘第二黨’等等。”可惜報道非常簡短，報告的原稿或記錄迄今沒有找到。所幸1938年2月舒湮在向張聞天采訪時曾就此請教。張聞天的追述被他記錄在《戰鬥中的陝北》（上海每日譯報圖書部1939年3月版）一書的《洛甫的會見》一章中。承舒湮幫助，給我們寄來了這一段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