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四重證據法——以考證解決中共黨史上七個疑難問題為例
考證是解決難題寫出信史的基礎
曆史撰述，是過去的人和事的記錄，是對前人經驗教訓的總結，對社會發展規律的探索。實證，是曆史學最鮮明的學科特征之一，是還原曆史、總結經驗、探索規律的基礎。寫曆史要求用事實說話，講究言必有據，不說空話，不說假話。所謂“通儒之學，必自實事求是始”。寫曆史推崇秉筆直書，要求“實錄”，做到“不虛美，不隱惡”。這樣寫出來的曆史，才可能是“信史”。為達到這些要求，最重要的、基礎性的因素是全麵地、翔實地占有真實的史料。而為了確定史料的真實、可靠，破解曆史的疑案，就需要下工夫進行考證。做搜集證據、鑒別真偽、辨析關聯、解釋內涵等工作。做好這一重要而艱難的基礎工作，需要史學工作者具有史德、史學、史才、史識，需要史學工作者為此付出心血。
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學術界曾經出現過一股疑古思潮。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為其代表。其曆史貢獻是通過對史料的辨偽求真，摧毀偽古史係統，促成新古史學派的建立。但辨偽也有過頭之處，出現以真為偽的情況在所難免。在運用“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說”研究古史傳說還原為神話的過程中，認為夏代並不存在這一轟動一時又備受譏諷的觀點就是一例。魯迅在《故事新編》的《理水》（1935年11月作）中寫一個考古的學究鳥頭先生，考證出來“其實並沒有所謂禹，‘禹’是一條蟲”，就是影射諷刺顧先生的。王國維利用地下發掘出來的甲骨文，進行識讀，說明甲骨文上有多種寫法的夏字，記錄著夏代發生的事情；說明甲骨文的記錄和《史記·夏本紀》以及《尚書》、《孟子》等典籍上記載的夏禹治水事跡傳說的一致性。王國維把用地下新史料證實紙上舊史料的這種方法，稱為“二重證據法”。
在近現代史研究中，在中共黨史研究中，同樣會遇到若幹問題需要通過搜集史料，對其進行考證、考辨、考釋，以求得問題的解決。同古代史研究相比，運用的手段和方法，有其共通之處，也有其自身特點。
弄清曆史真相，需要多重證據
我從事黨史研究工作是從中共黨史人物張聞天研究開始的。涉及許多人和事，幾乎每走一步都離不開對史料的搜集與考證，體會到弄清曆史真相，需要多重證據。
人物研究一開始碰到的問題，就是這人叫什麼名字？何時何地出生？張聞天在高小讀書時的名冊上用的名字是“應皋”、“蔭皋”，1917年考入河海專門學校時才用“聞天”。張聞天這個名字，首見於1917年7月20日上海《申報》上登出的“上海錄取新生通告”上麵。這是怎麼一回事？訪問與張聞天同輩的人，他們說，張聞天的名字是塾師張柱唐起的，出自《詩經》。經查，《詩經·小雅》中的《鶴鳴》篇有雲：“鶴鳴九皋，聲聞於天。”可見應皋是名，聞天是字。後以字行世。張聞天的出生年月日怎麼又成了問題呢？他的生日是農曆八月初六，這一年是閏八月。這個八月初六是前八月還是後八月呢？誰也說不清楚。老人說，張聞天出生前一個月，其父將住房翻修了一次。翻修後，廳堂北牆中間的隔扇上刻有四首唐宋人的詩，落款為：“庚子巧秋中浣柱唐張國棟塗。”這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物證。庚子，公曆1900年；巧秋，農曆七月；中浣，中旬。可以確定：張宅翻修完成的時間是庚子年七月中旬。一個月後張聞天出生，當在前八月初六，公曆為1900年8月30日。可見，近現代史研究、中共黨史研究，不僅要利用人證之便，也需要依靠物證。
人物重要活動的經過，相對而言比較容易掌握一些。但具體的起訖時間，當事人也很難說得準確、確切，必須仰仗於曆史的記錄。例如：張聞天何時又是怎樣赴美國留學的？何時又是怎樣回國的？從《少年中國》第3卷第10期《少年中國學會消息》、《學生雜誌》第9卷第9號《最近出洋的學生》、1922年9月22日上海《時報》刊載的《太平洋上月出口船舶》以及8月20日上海《民國日報·覺悟》刊載的張聞天的詩《別》可知，張聞天是1922年8月20日從上海乘“南京號”遠洋輪前往美國舊金山的。張聞天到達舊金山後，“美洲中國文化同盟”於1922年9月23日下午在唐人街杏花樓舉行了一個歡迎茶話會，消息《文化同盟茶會記》刊登在第二天《大同晨報》的“本埠新聞”欄。在張聞天1923年11月給胞弟張健爾的信中說，“我大約今年年底就想回國”。此信由張健爾錄入他寫的《落日》一文，發表於《民國日報·覺悟》1923年12月2日。離開舊金山的確切時間，從他的朋友孟壽椿送給他的一本《十九世紀文學史》扉頁題字可知：“敬贈聞天兄以為金門之別的紀念壽椿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輪船在太平洋上航行半個多月，到達上海的時間在1924年1月20日左右。
又如：張聞天赴莫斯科留學，也存在同樣的問題：他是何時又是怎樣離開上海和到達莫斯科的？又是何時回到上海的？據張聞天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後於1925年11月26日填寫的第一張表格《旅莫中國國民黨支部黨員登記表》和俞秀鬆（當時這一批赴莫斯科留學生的帶隊人之一）1926年8月2日給父母的信，可知：他們是於1925年10月28日晚，從上海外灘碼頭乘小船到吳淞口外，登上一艘準備返回海參崴的蘇聯運煤船。在海上航行半個月後，船抵海參威，當夜即徑直坐上西行的火車，於1925年11月23日抵達莫斯科。關於回國經過，張聞天傳記記載：1931年元旦過後，張聞天同楊尚昆一起走陸路回國，於1931年2月7日（農曆辛未年正月初一）大雪紛飛中到達上海。依據的材料是：張聞天在1967年寫的一份材料，楊尚昆寫的回憶文章《堅持真理竭忠盡智——緬懷張聞天同誌》。當天天氣據當時住在上海的魯迅的日記。
上述這些來自檔案、報刊、書籍、書信、題詞、日記等的書麵材料，可以統稱之為書證。
有些細節很能表現傳主的特點，是由多人回憶、口述形成的。如張聞天隨身帶有一把計算尺。這個細節首先是由張聞天的夫人劉英提供的。她講到在1942年進行楊家溝調查時，算地主馬維新家自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直到目下近百年的各種賬本，馬洪打算盤，張聞天則拉計算尺。這把計算尺還是他在美國留學時買的，隨身帶了十五六年了。又過了大約10年，張聞天在駐蘇大使任上，蘇聯農業問題是他關心研究的課題之一。有一次同留蘇學生左東啟交談，當他得知左東啟學的是水利專業時，立即發問：蘇聯種一畝小麥要用多少水？還從懷裏摸出那把計算尺，和這位同學一起將公頃和畝的用水量進行換算。一把計算尺聯接了傳主張聞天20年代在舊金山、40年代在楊家溝、50年代在莫斯科這40年間三國三地的活動，很能表現人物的特點。
有些事情要聯係人物的活動甚至聯係曆史情況進行具體分析，進行考釋，才能說得清楚，說得準確。例如，1942年3月9日，公祭、安葬張浩後，執綁抬棺的中央領導人坐著休息，有人拍下了這一排領導人的照片，並在每人下麵寫上了名字。邊上一位標明是洛甫（即張聞天）。這張照片流傳很廣。多少年過去了，沒有人提出疑問。但聯係人物活動的曆史情況進行具體分析，洛甫肯定是標錯了。因為這時洛甫不在延安。他於1942年1月率延安農村調查團赴陝北和晉西北進行社會調查，直到1943年3月才返回延安。洛甫同張浩縱然友情深厚，也不可能出現在這個葬禮上。經研究，這位影中人實際是博古。
更加複雜的事情更需要聯係具體情況進行考釋。例如，對張聞天1919年8月19—21日發表在《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上的《社會問題》一文應該如何評價。首先是分析《社會問題》一文的內容和張聞天在此前後的思想、主張。在《社會問題》中，張聞天明確提出，要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來考察中國社會問題。他還具體運用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社會形態演進經過“四大變動”的觀點，分析當時軍閥統治下的中國社會，指出是從辛亥革命後一度出現的共和時代退回到封建專製時代去了。在科學分析中國社會曆史與現狀的基礎上，張聞天提出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方法是革命，是“依靠勞農界人”起來革命，“鏟除士大夫階級”。他還認識到中國革命的發展要經曆兩個不同的階段。他指出：“勞農界人去士大夫階級的革命”取得勝利，“實行普選的民主政治”，“這是吾們第一步的辦法”。在民主革命勝利之後，“再講第二步”即社會主義：“組織，是勞動者把資本家推翻，由勞動者自己組織。一切生產機關都歸政府掌握，實行中央集權。用國家資本組織一國家銀行，有總理一切的權。它很重視國家，所以亦重視政權。經濟：是集合主義。就是把生產機關收歸公有。所生產的物品，除可以作生產的，仍許私人所有。各盡所能，各取所值。”文章還全文摘錄了《共產黨宣言》第二章中的十條綱領，宣傳共產主義理想，說明實行共產主義的方法“各國不同”，“若是很進化的國家，以下條例是很適用的。”張聞天在發表《社會問題》以前，在《“五七”後的經過和將來》（1919年7月11日）、《中華民國平民注意》（1919年7月22日）兩文中，都寫到解決中國社會問題不能采取溫和的辦法，為“掃除以前種種痛苦”，要“想別的法子，去做犧牲也不要怕”。“武力政治、強橫的中央集權、賣國賊、安福係、腐敗的政黨，一切廢除，然後建設這健全的民主共和國。”說明他在《社會問題》中的主張是穩定、成熟的主張。
我們考察了當時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情況。在青年人中，在當時有影響的刊物如《湘江評論》、《覺悟》中，都沒有人達到這樣的水平。幾乎與張聞天發表此文同時出版的一家著名刊物的《宣言》就主張“群眾聯合，向強權者為持續的‘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不主張起大紛擾，行那沒效果的‘炸彈革命’、‘有血革命’。”張聞天則斷然否定這些溫和方式，說這些“無用的”，“不要去做”，應該抱定“做犧牲也不要怕”的決心，“鏟除”封建軍閥的統治，中國才有出路。從全國範圍來看，李大釗最早運用“唯物史觀”這個概念見於1919年8月17日《每周評論》第35號《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他主編的《新青年》第6卷第5號“馬克思研究號”因印刷延誤是在1919年9月問世的。陳望道的《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的出版是在1920年5月。在張聞天之前，成舍我以“舍”的筆名在1919年4月6日出版的《每周評論》第16號“名著”欄裏以《共產黨宣言》為題摘譯了十大綱領；1919年5月1日出版的《新潮》第1卷第5號發表的譚鳴謙（平山）的《“德謨克拉西”之四麵觀》一文中對“十大要領”作了扼要介紹。張聞天在《社會問題》一文中摘錄的《共產黨宣言》，見於1919年8月21日，是俄國十月革命後在中國公開報刊上第三次出現的“十大綱領”的白話譯文。經過這一番曆史情況的研究和對此文意義的考釋，我們論定：張聞天是中國五四時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進人物之一，是首先嚐試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先進人物之一，在當時的青年學生中，他站到了時代的最前列。
在傳統的中國古代史研究中，有“經史互參”的方法。在近現代史研究和中共黨史研究中，繼承這種傳統，聯係曆史，結合現實，對史料進行考釋，通過具體分析，求得問題的解決，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也是十分必要的。這種方法，姑且簡稱之為史證。
一般說來，解決近現代史、中共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遇到的需要考證的問題，運用上麵說到的人證、書證、物證和史證中的一兩種方法就可以了。遇到特殊的、疑難的問題，則需要綜合運用人證、書證、物證和史證這四種方法才能解決。
解決張聞天研究的兩大難題
一、第一大難題：歌特是誰？
在張聞天研究中，我們遇到的一個大難題是：“歌特”是誰？
1981年10月，我們在中央檔案館查閱三十年代黨內刊物《鬥爭》和《紅旗周報》，發現了署名“歌特”的三篇重要文章，即：《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載1932年11月3日《鬥爭》第30期）、《在走向粉碎四次“圍剿”的路上》（載1932年11月18日《鬥爭》第31期，又載1932年12月10日《紅旗周報》第53期）、《論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載1932年11月18日《鬥爭》第31期）。“歌特是誰”？這是必須解決的問題。
我們首先就“歌特是誰”的問題展開廣泛的調查，希望找到人證。我們請教了當年在上海臨時中央和中央文委工作過的許多人，包括楊尚昆、吳亮平、李一氓、王學文、陽翰笙、周揚、夏衍、胡喬木、丁玲、黃玠然、李華生、樓適夷、章文晉、羊牧之、季楚書、祝伯英等，以及研究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的學者唐弢、李何林等。同時，我們在《新文學史料》上發表了《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和對於此文的評介文章，希望得到一切識者的指教。
老同誌回答了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的查詢，學者們也陳述了自己的看法。雖然沒有人提供明確的答案，但他們對“歌特是誰”分別作了種種不同的推測。這樣，就把一切可能化名“歌特”的人都提了出來，得到了一張16人的名單。他們是：張聞天、瞿秋白、陳雲、博古、康生、劉少奇、楊尚昆、馮雪峰、凱豐、周揚、夏衍、陽翰笙、潘梓年、耶林（葉林、張眺）、章文晉、胡蘭畦。
直接的人證既然無法找到，原稿、手跡等更其渺茫，“歌特是誰”的答案隻有從原初的書證即歌特文章本身保存的信息中去尋找了。
從文本中尋找內證進行考證的工作，從宏觀到微觀，從表層到深層，大致經曆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歌特”三篇文章的內容和口吻，概括出作者至少必須同時具備的五個條件：（1）是黨內負責同誌，很可能是臨時中央的負責同誌。（2）有較高的文藝素養而又熟悉當時的文壇情況。（3）主管或指導宣傳鼓動工作。（4）了解全國各根據地的情況和反“圍剿”鬥爭的全局。（5）當時在上海，並有時間從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的半個月內寫出這三篇文章。對上述名單中16人逐個分析的結果，隻有張聞天同時具備五個條件。
張聞天當時是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傳工作，主編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周報》（鉛印）和《鬥爭》（油印），還管理著同共產國際聯絡的電台。張聞天同文學的關係密切，他是五四新文學家，對文學上的各種思潮、流派素有研究，對小資產階級作家的心理有切身體驗，對他們的特點和作用也充分了解。三十年代初期在上海，通過同當時在宣傳部、文委、左聯、社聯工作的瞿秋白、馮雪峰、潘漢年、祝伯英、王學文等人的聯係，通過同茅盾、胡愈之等人的接觸，對左翼文藝運動和上海文壇比較熟悉。從當時的臨時中央會議記錄和張聞天的自傳材料，我們了解到，1932年10月25日或此後的一天，張聞天居住的團中央機關愛文義路平和裏27號遭到破壞，張聞天即離開了原來的住地和中央的日常工作，到中央設在摩律斯新村（時人訛為馬律師新村）的一個機關內住了一個月。這就有時間具體研究當時文壇的論爭，寫下《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這樣的文章。至於宣傳鼓動工作和鄂豫皖、湘鄂西蘇區反四次“圍剿”的問題，正是10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10月2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的主要問題。張聞天在這兩次會議上做報告和結論。張聞天在會後寫成《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在走向粉碎四次“圍剿”的路上》和《論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完全順理成章。
不過，僅憑上述分析，還難確證。還無法排除其他人寫的某種可能性，也無法排除其中一篇為某人所寫或某人起草的可能性。這就促使我們的考證深入一步，進入第二階段，研究文章的個人風格。
張聞天在五四運動中即有不少文章在報刊上發表。20世紀20年代初期就已經是頗有聲名的文學家了。他曾經去日本自修，赴美國勤工儉學，後來又先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學院攻讀、任教，具有相當高的理論水平和文字修養，在長期的寫作實踐中形成了個人風格。其主要特點是：周到綿密，平和穩健，圓熟流暢中略帶歐化。拿“歌特”文章跟張聞天的文風特點比照，的確顯示出這三個特點，可以體認出歌特文章是張聞天的手筆。
然而，如果就此得出“歌特”即張聞天的結論，卻總覺得說服力不夠，還不能鐵板釘釘子。這樣，對於“歌特是誰”的考證進入第三階段。我們采用乾嘉樸學和統計方法，終於從原初的書證——歌特文章本身中發現了“個人慣用語”這個信息，找到了鑒定曆史文獻作者的“試紙”。
在我國考據學上，常常依據詞語的使用乃至字的寫法來判斷作品的真偽，確定作品的年代、地域、作者。用這種方法研究張聞天的文章，我們發現確有一些詞語的使用是很獨特的，是張聞天的“個人慣用語”。文章中是不是使用這些“個人慣用語”，可以成為驗證與判斷文章作者是不是張聞天的依據。我們對已知1932年張聞天所發表的54篇署名文章中的用語進行計量分析，從若幹詞語使用頻率的比較中確認：“雖是”（不用“雖然”，兩詞之比為46：2，即“雖是”出現46處，“雖然”僅2處，這2處也可能是刻鋼板者按習慣誤寫）、“如若”（不用“如果”，31:1）、“表示”（不用“表現”，26:1）、“一直到現在”（不用“直到現在”，12:0）、“與”（不用“和”，N：0）這五個詞語是張聞天主要的“個人慣用語”。用這五個詞語來測試“歌特”的三篇文章，得到的統計結果為：“雖是”與“雖然”是6:0，“如若”與“如果”是3：0，“表示”與“表現”是1：0，“一直到現在”與“直到現在”是3:0，“與”與“和”是65:0。說明“歌特”的“個人慣用語”就是張聞天的“個人慣用語”，歌特與張聞天是同一個人，歌特是張聞天的化名。
為慎重起見，我們又做了兩項工作。
一項工作是，從張聞天思想觀點的連續性和貫串性進行驗證。我們查閱了張聞天一生所有論文藝、宣傳與反“圍剿”的文章，“歌特”文章中的觀點和提法在張聞天這些著述中得到印證，並清楚地顯示出發展的軌跡；我們查閱了1932年10月下旬兩次中央會議的記錄，在10月25日常委會上，張聞天作報告總結鄂豫皖地區反“圍剿”鬥爭的曆史和教訓，指出“開始時沒有集中力量給敵人以一個有力的打擊”，“不了解開拓新的陣地以威脅敵人”，“機械地死守原來的地區”等問題，指示“現在既已過路西，就可以在那一帶去開展新的陣地。”在10月2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張聞天作報告談論黨內反傾向鬥爭，指出“黨內左傾情緒的增長，自北方會議後，的確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在結論中進一步指出：“左的問題，我們今天的提出，確與過去提的是不同的。在革命危機在全國增長中左傾是易發生的。”幾天後的歌特文章正是會上報告、結論的繼續和發揮，是對會議精神的貫徹。
又一項工作是，運用前述方法論證16人名單中其他15人之不可能為“歌特”。選集傳記組同誌查閱了《鬥爭》從創刊號起（1932年1月）至刊載歌特第一篇文章的第30期（1932年11月）止，除張聞天的文章以外的全部133篇文章，確實沒有一篇像“歌特”文章那樣使用張聞天的“個人慣用語”的。還查閱了瞿秋白那一時期發表在《鬥爭》和《布爾什維克》上的13篇文章，其中除有兩處用“表示”（不用“表現”）之外，在“歌特”文中大量出現的張聞天的“個人慣用語”也完全沒有出現。至於“與”與“和”，瞿秋白是混用的，而“和”的使用頻率大大超過“與”。從個人慣用語可以證明，“歌特”不是瞿秋白。
綜合以上對於“歌特”文章探究所得，我們寫出了一篇考證“歌特”是張聞天化名的考據文章《“歌特”試考》，印發征求意見。楊尚昆複信同意我們的考證，確認“歌特”“是聞天同誌的筆名”。胡喬木表示“同意程中原同誌的考證”。李何林認為考證文章“說服力很強”。唐弢說“你們的考證是可信的”。
同時，也有人提出質疑。夏衍在充分肯定“歌特”文章重要意義的同時，對“歌特”即張聞天之說表示懷疑。他說：“從1931年9月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在上海成立起，到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為止，臨時中央一直由博古和張聞天主持。在這個時期之內，臨時中央依然推行極左的政治路線……張聞天同誌當時還是博古的主要合作者，因此，我認為歌特即張聞天之說，也還是值得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