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尼克鬆再次向基辛格表示“應鼓勵政府探索與中國人改善關係的可能性”，並指示這種探索“應私下進行”。基辛格遵照尼克鬆的指示，召開了一係列的會議，對美國所麵臨的國際形勢，特別是美國同中國進行接觸的可能性，及美國的利弊得失等問題進行了分析。會後，由國務卿羅傑斯發表聲明，表示美國願意通過“對話”同中國接觸，緩和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著手建立一種比較富有建設性的關係”。[45]在基辛格的主持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智囊們經過反複磋商，起草了一份編號為“NSSM-14”的文件，為美國調整對華政策提供了建議。不幸的是，這個月的晚些時候發生了中國駐荷蘭臨時代辦廖和叔叛逃美國的意外事件。中方在向美國提出抗議遭拒絕後，斷然決定推遲舉行原定於20日舉行的中美大使級第135次會談。
此後，尼克鬆仍通過多方渠道為改善美中關係而不懈努力。1969年3月，他在與戴高樂會晤時再次重申了改善美中關係和結束越戰的決心。7月，尼克鬆在出訪亞歐大陸的行程中，也沒有忘記委托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和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向中國傳遞口信，希望盡快對話。8月，續珍寶島事件後，中蘇邊界發生了新的流血衝突。尼克鬆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明確指出“蘇聯是更富有侵略性的一方”。他希望美國民眾注意到這樣一個嚴酷的事實：如果蘇聯在同中國的對抗中得逞，它就可以將其全部軍事力量轉向西方，從而對美國的戰略安全利益構成極大的威脅。
為向北京表示和解的誠意，尼克鬆政府率先在具體政策上作出了一係列讓步：（1）1969年7月21日，美國國務院宣布六類美國人可以觀光身份訪問中國大陸，從海外歸來的美國公民可以帶回價值100美元的中國大陸製品；（2）1969年12月19日，美國國務院宣布美國公民可以與中共進行非戰略性商品的交易，並廢除對美國公民攜回中國大陸商品價值的限製；（3）1969年12月25日，美國第七艦隊艦艇在台灣海峽的巡邏由定期改為不定期；（4）同日，白宮聲稱不再向台灣當局提供原先應允的一中隊F-4D型飛機；（5）1970年1月26日與28日，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投票通過，在軍事援外法案中，將原供台灣購買的前述一中隊F-4D型飛機的5450萬美元經費，予以刪除。[46]
麵對華盛頓的“友好”表示，北京方麵進行了認真的分析考慮。應該說，當時中國在國際戰略態勢中的境遇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為糟糕的：在東麵，要時刻警惕台灣方麵的竄犯；在西部，同印度的關係尚未緩和；在南邊，承擔著援越抗美的重任；在北麵，中蘇關係又處於劍拔弩張的對峙局麵。為了應付來自四麵八方的威脅，人民解放軍的總員額高達600餘萬人，軍費和直接的國防開支占國家財政支出的1/4（此數字還不包括三線建設和人防工程等間接開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沒有理由不去利用美國人的“均勢政策”，以達到加強自己在國際格局中的地緣依托的目的。
中國共產黨九屆一中全會結束後，毛澤東指示陳毅、葉劍英、徐向前和聶榮臻等四位老帥研究國際形勢。1969年7月11日，老帥們向周恩來總理遞交了一份名為《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的報告，指出“在可以預見的時期內，美帝、蘇修單獨或聯合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的可能性都還不大”。報告還判定“蘇修把中國當成主要敵人。它對我國的安全威脅比美帝大”。此後，從7月下旬至9月中旬，四位老帥又就是否聯美抗蘇的重大課題進行了反複研究。經過十次討論後，他們提交了題為《對目前局勢的看法》的報告，提出為國家的最高利益著想，實行“聯美抗蘇”不無不可。毛澤東對老帥們的意見進行了慎重考慮，毅然決定改善中美關係，建立一個從中國經中東到西歐，越過大西洋到加拿大、美國，再經過太平洋至日本，並且包括太平洋南岸的澳大利亞、新西蘭在內的，反對霸權主義的“統一戰線”。與此同時，再將這條線周圍的一大片亞非拉國家團結起來，形成“一條線、一大片”的戰略格局。陳毅興奮地說：“主席下了這著棋，全局都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