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外交戰線”的潰決
不祥的先兆
1968年，美國共和黨候選人理查德·尼克鬆戰勝民主黨候選人赫伯特·漢弗萊。1969年，尼克鬆入主白宮，成為美國第37屆總統。
尼克鬆上台時，麵臨的是前幾任總統撂下的一大堆政治包袱。就國際形勢而言：（1）蘇聯的實力迅速增長。古巴導彈危機之前，美國的戰略核武器無論在“質”或“量”上均占明顯優勢。美蘇陸基洲際導彈數量的比例是294枚對75枚，潛射洲際導彈的比例是144枚對0枚。但到了1970年，美蘇陸基洲際導彈數量的比例變成了“可悲”的1054枚對1300枚。（2）西歐和日本的民族主義隨其經濟的高速發展而增強，進而在外交政策、關稅、貿易限額等方麵與美國發生越來越多的齟齬。（3）越南戰爭仍在進行之中。尼克鬆政府必須維持54萬侵越人員的巨大消耗，應付平均每周200人的兵員傷亡。就美國國內形勢而言：（1）經濟開始出現衰退的征兆。1968年，美國財政赤字已達605億美元，而貿易順差僅有8.4億美元。次年，戰後第五次經濟危機如期而至。（2）國內民眾反戰情緒日益高漲。1965年，民意調查顯示25%的美國人認為介入越南是一個錯誤。到了1968年，持此種看法的人數比例上升到了50%。
在諸多問題中，最為嚴重的是蘇聯趁美國深陷越戰“泥淖”之際，依托其迅速發展起來的軍事實力，積極推行南下戰略，企圖奪取或控製連接中東與亞洲的海上通道，切斷美國與歐洲、日本的海上運輸線，進而包抄歐洲。事實表明，“北極熊”已公開走上了與山姆大叔爭奪世界霸權的道路。因此，適時調整外交策略，遏製蘇聯的擴張勢頭，成了尼克鬆政府的當務之急。
尼克鬆是加利福尼亞人，曾就讀於杜克大學法學院，並獲律師資格。二戰期間，他曾在海軍服役。1946年，33歲的尼克鬆當選為眾議員，成為最年輕的議員之一。尼克鬆在其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以反共著稱。做眾議員時，他不遺餘力地支持杜魯門對蘇“遏製”政策，並積極參加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狂熱地偵察所謂“共產黨的顛覆活動”；擔任參議員期間，他唯麥卡錫馬首是瞻，成了當時美國反共迫害運動的一隻鷹犬；在八年副總統任內，他竭力支持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全球幹涉政策；越戰爆發後，他極力主張戰爭升級，並到處發表言論，指責肯尼迪和約翰遜政策不力。但尼克鬆與那些政治“偏執狂”又有所不同，一旦形勢發生轉變，他還是能夠超越意識形態的羈絆，作出較為理智的反應。
在具體策略的調整上，尼克鬆獲得了哈佛大學教授亨利·基辛格的支持和幫助。基辛格是德國人，1938年為逃避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而舉家移居美國。
他認為世界和平與穩定隻能通過所謂大國間的實力“均勢”才能維持，而美國的外交也隻能靠實力才能得以實施。尼克鬆對基辛格的“均勢外交”理論推崇備至，遂委以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要職。基辛格赴任後，立即將其領導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智囊精英從杜魯門時期的10人擴展到了150人，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製定和調整立下了汗馬功勞。
根據“均勢外交”理論，尼克鬆四麵出擊，企圖在全球範圍內結成聯合抗蘇的“統一戰線”。1969年2月，他先後對比利時、英國、聯邦德國、意大利和法國進行了旋風式的訪問。7月，他出訪亞洲，在關島發表了美國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政策的講話：（1）美國將“恪守”美國的“條約義務”；（2）但在“國內安全”和“軍事防務”問題上，美國將鼓勵並期望亞洲國家本身來處理，“逐漸由亞洲國家本身來負責”。尼克鬆的關島講話要旨，很快就被媒體稱為“新亞洲主義”或“尼克鬆主義”。11月，美日達成延長美日《共同合作與安全保障條約》協議，美國得以保持在衝繩的軍事設施和部分地區的使用權。
在美國的戰略調整中，尼克鬆政府也逐漸認識到：美國應該“抓住中國的現實”，盡快調整對華政策，即由過去的敵視、孤立、包圍中國，改為利用中蘇矛盾、緩和中美關係，以便從越南脫身和抗衡蘇聯。1969年1月20日，尼克鬆在其就職演說中表示：“我們尋求一個開放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國家無論大小，它們的人民都不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之中”。[44]任何一個對政治稍有留心的人都明白，尼克鬆尋求的“開放的世界”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