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作家張承誌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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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對孔子的“辭達”說作了新的解釋,強調文章要充分表達作者的思想和客觀事物的特征,他要求作者,第一要對所描寫的事物有充分的認識,做到“了然於心”;第二要有高度的藝術表現能力,“了然於口與手”。而人們通常的理解表現出一種重質輕文的傾向,即著重於蘇軾所說的前者,這大概也是孔子原話的本意。很明顯,蘇軾解釋是一種創造性的“誤解”。我認為,讀書有這樣的“誤解”或“悟解”,算是學會讀書了。作家平凹讀詩,常照自己意思理解一通,有所領悟有所得即可,這算是當代讀書人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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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觀中國現代教育史,我發現有一部“文憑史”是其姊妹,這部“文憑史”是由中國的人事製度譜寫而成的。從很大程度上講,中國許多地方錄用人才的首要標準便是看文憑的高矮,向高學曆邁進,便成了人們的理想和目標。特別是近幾年來,國家要求公民個人提高學曆層次和知識水平,以適應科技時代改革開放的現代化建設需要,即成了某些部門(單位)和個人牟取利益的機會。於是乎,在這部“文憑史”上上演了一場場精彩紛呈的滑稽劇。這,便是我早在1999年就提出的“中國的文憑大躍進”。
從前,看錢鍾書先生寫於20世紀30年代的小說《圍城》,講了主人公方鴻漸靠死去的未婚妻的父親資助一筆學費,到西方國家逛了幾年,也沒正兒八經讀什麼書進幾天學堂,見人家都拿了“洋”博士文憑,榮歸故裏,自己頗過意不去,難見“江東父老”,於是費了一番周折,花錢買了一張假“洋”博士文憑回來,居然特別吃香,國人羨慕不已,但最終還是鬧了一大堆笑話。想想這方鴻漸,頗覺滑稽、虛偽,讓人不齒,不禁一笑置之。
錢先生的小說已麵世大半個世紀,中國亦經過了反“右傾”擴大化、“大煉鋼鐵”“三年自然災害”“文革”諸多災難,本該想想這些噩夢的基因便是淺薄、無知和愚昧,本該想想“發展是硬道理”,“實事求是”是指導我們思想路線的核心內容,踏踏實實地幹,一步一個腳印地提高自己。但事實上,我們在提高自身素質的今天,正重蹈著另一種“三年超英五年趕美”式的文憑“大躍進”,它要求我們國家的人民在短時期內迅速提高科學文化知識,這種揠苗助長的行為在各類成人高校尤為劇烈。
各地各類黨校、電大、地方學曆大專班、研修班,普通高校的成教、社會力量辦學等,像雨後春筍般林立。這些學校有很大一部分沒有具備教授高校學生能力的師資隊伍,沒有像樣的相應教育設施設備,甚至有的借個場地掛個牌便招生,照常具備發“大學”文憑的資格。這些學校在教學過程中,一方麵,老師圈考試重點,樂得輕鬆;一方麵,學生玩夠了,考試背幾個圈的重點,或幹脆帶縮印資料進考場抄。一方目的在於盈利,或“培養跨世紀人才”,搞政績;一方目的在於拿文憑,調職調幹調工資調工作,兩廂情願,何樂不為?某些省甚至下“死”命令,在××年內,小學教師必須拿到專科文憑,中學教師必須拿到本科文憑,中學校長必須達到研究生水平。於是乎,在這些中小學教師中,很快掀起了一股文憑“熱”。其實質是,安裝假眼睛的人終究還是靠拐杖走路。這些沒有留過洋的“方鴻漸”先生們,令我不再一笑置之,讓我感到一種戲謔後的沉重。
其實,大街上公然擺著販賣文憑,畢業論文四處抄襲、請人代筆,已不稀奇古怪。我隻是想,文憑為什麼會那麼招人青睞?這恐怕得進入我們的體製層思考。我隻希望能讀到一部幹淨、純潔、真正的中國文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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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生牛犢不怕虎”,這是古諺,而我從這句話中讀出的另一層意思是:
無知者往往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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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花叢中,必然發出花香;生活在冰窖裏,必然透著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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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貓捕捉自己的影子是非常愚蠢無聊的,但貓本身卻不是這樣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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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簡寧在《對技藝和技術的注釋》(《人民文學》2000年4期)中說:“所有嘩眾取寵的蠱惑性作品都有一個大致共同的文體特征:短句、小段、肯定的句式,強硬的節奏,鮮明的意象……因為他們主要訴諸於容易接受信息的感官,而且要提高信息流動的速度,以免被懷疑的手指拉住,我首先在希特勒的《我的奮鬥》裏發現這一特征,繼而在港台武俠小說裏得到印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