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明白的是，為什麼十八歲以後才學中文？為什麼不能像加拿大、美國許多中國移民那樣，孩子的中文和中國文化教育從小抓起（以至於現在中文學校遍布整個北美大陸）？從節目披露的其他細節來看，這些倫敦華人的父母多為餐館或其他服務行業從業者，文化水平不高，對孩子的中文教育沒有抓緊，致使其文化“認同”現在成了嚴重問題。
為什麼現在倫敦華人社區近年來出現了中文熱和中國文化熱？東亞尤其是中國的迅猛發展無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節目中出現了這些華人在新加坡工作、生活的畫麵。看來，中國人雖然不像猶太人那樣有深厚的宗教傳統保證其文化同一性，但由於存在著多個華語國家，這些國家尤其是中國現在有強大的吸引力，所以文化身份的保持應不是太大的問題。至少不會像以前想象的那樣：第一代人尚能保持中國語言和文化，第二代、第三代人便丟掉了中國語言與文化，完全西方化了。
9月17日星期一
關於德裏達的對話
下午4點半按約來到英語係首席教授CRASSH負責人瑪麗·雅各布斯（Mary Jacobus）的辦公室。瑪麗約六十二三歲，中等個子，略嫌發胖，但思維敏捷，精神極好。
瑪麗問，“我們從前見過幾次麵。我想知道，你除了研究當代英國小說，還做什麼研究？”
“在做兩個翻譯項目。一個是‘人文新知’譯叢，另一個西方‘古典學譯叢’，翻譯西方古典學領域的最新著作。”
“是不是把古代希臘文、拉丁文名著翻譯成漢語？”
“這項工作幾代中國學者已經做了不少，我現在要做的是‘升級’，升級中國學界對西方古代的認識，這要求把西方古典學界近一二十年的重要成果介紹到中國。”
“從以前跟你交談中知道，你的興趣在‘比較’”。
“我的興趣的確在‘比較’方麵，但並非通常所謂‘比較文學’。目前西方比較文學領域的時髦是後殖民理論和多元文化理論。我做的事情跟西方學者有所不同。我做的是‘文化’、‘文明’的比較，更多屬於哲學、曆史範疇，而非文學理論範疇。”
“哲學方麵，你的興趣何在？”
“對從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到尼采、海德格爾等西方哲學家都很感興趣；最近還在讀尼采和海德格爾的書。”
“你對德裏達感興趣嗎？”
“不怎麼感興趣。”
“為什麼？”瑪麗顯得非常吃驚，“德裏達是左派，西方左派和自由派知識分子都深受他影響。你喜歡海德格爾，不喜歡德裏達，但海德格爾是納粹的同謀，而德裏達卻是進步的左派知識分子。”
“暫不談海德格爾與納粹的瓜葛。他和他之前的尼采都很受東方思想影響，行文風格充滿了詩意，所以更願意讀他們的書。德裏達太模棱兩可，很多時候甚至很艱澀，所以不太感興趣。我甚至懷疑，德裏達是一件曠古未有的‘皇帝的新衣’”。
“這很遺憾，”她說，“我在中國注意到，跟學者們談一談尼采、海德格爾、福柯沒有問題，唯獨一談德裏達，大家便不吱聲了。”
“問題的根源也許在於他行文風格晦澀，譯成漢語後因譯文質量問題就更晦澀了，而要找到西文原著又很難，要完全讀懂更難，找到評論他的西文原文也不容易。這隻是一方麵的原因。另一方麵的原因可能更重要，那就是德裏達張揚的是‘解構’。‘解構’的最終社會政治含義，無非是說既有體製和觀念不合理，有壓製性，要顛覆之。可中國經曆了多次革命，舊有體製和觀念早就被摧毀了。今日中國的任務主要不是‘解構’，而是建構。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應該多多閱讀西文原著和評論，更準確地了解西方思想。”
瑪麗似乎不十分明白我的話，但同意這一看法：西方人文學界盛行的左右二分法並非完全適合中國。這意味著，中國知識分子對於西方左派話語——包括後殖民理論、多元文化理論——應該保持適當的距離，采取有所保留的態度，尤其要堅持選擇的權利。
9月18日星期二
中西交流仍麵臨巨大難題
與瑪麗的交談繼續進行。
因瑪麗曾長期任教於美國名校康乃爾大學，丈夫是美國人，兒女都在美國，我們把美國和英國的大學比較一番，是情理中的事。我們認為相比於美國頂尖大學如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和康乃爾等等，劍橋大學落後了。哈佛大學開設了大量跟中國有關的本科和研究生課程，劍橋卻不是這樣。哈佛大學幾十年以前就有了比較文學、比較宗教係。在劍橋，連討論一下建立比較學科都辦不到。我以為，英國什麼都比美國慢一兩拍。她同意這個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