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九月(5)(1 / 3)

我說在美國時聽到過這樣的論調:所有移民中隻有一種人是不可同化者,這就是中國人。這時一位持英國國籍的朋友反駁我說,曾是電影明星的加州州長施瓦辛格不久前不就說過,中國移民是美國的模範移民嗎?我說,姑且不論這裏有政客討好選民的意思,僅僅是你這種思維便足以證明,中國人在海外的處境十分尷尬,甚至可以說自甘二流。為什麼用外國人的表揚來證明自己的價值呢?換了印度人,他們是決不會稀罕施瓦辛格的表揚的。他們不僅不會覺得光榮,反而會覺得羞恥,甚至會覺得受了汙辱。為什麼?憑著天生的語言和文化優勢,他們在英國、美國活得如魚得水,在很多方麵已經處於掌權地位,完全有當家作主的感覺,所以應該是他們來表揚其他人,而不是由其他人來表揚他們。

9月15日星期六

“公司”:東南亞的華人共和國

讀完了C·P·菲茨傑拉德《中國人的南向移民》(1972)一書。

該書認為,中國人移民東南亞曆史悠久,也許在西元紀年以前便已開始了。中國移民主要來自福建、廣東兩省沿海地區,但也有不少並非居住在沿海一線的客家人。十六世紀以後,中國人移民東南亞的規模明顯加大,速度也明顯加快。根本原因在於沿海地區人口壓力大,農業或其他就業機會少。福建沿海沒有幾處平坦的河穀,而多為不適合大規模耕種的貧瘠山區。廣東沿海一線大部分地區同樣如此,隻有“西江”(可能指珠江以西)三角洲地勢平,農業產出較高。但這個地區人口密度極大,也是主要的移民來源地。

至於東南亞的中國移民(即“東南亞華人”)的特點,國內很多中文譯作雖然已加以介紹,但仍有不少值得注意的地方。比如說,客家人的“公司”(Kongsi,在現代漢語裏被用來指經濟意義上的company)就非常值得注意。所謂“公司”是十八世紀中葉以後客家人在婆羅洲(在現印度尼西亞)建立的一些自治的“共和國”式的華人社團。他們從當地統治者那裏獲得采礦或辦農場的權利,除了每年需交納一定數量的租金或貢金,幾乎完全自治,即建立並運作自己的“公司”。

“公司”與傳統中國政體根本不同。這裏沒有世襲君主,也沒有設任何其他世襲職位,成員享有充分的平等,因此完全可以視為一個微型共和國,或一個共和國式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共同體。由於這是十八世紀中葉以後才出現的情況,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客家人是否從西方舶來了如此“先進”的理念?因為恰逢此時,歐洲人的“共和”理念正開始形成。作者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但我以為,十有八九這是客家人自己的“創新”,是特殊條件下自然而然的結果。一是因為此時中國人包括海外華人與西方人的思想交流非常有限;二是因為此時西方共和理念仍處在醞釀過程中,法國大革命尚未發生,美國革命正在發生,並沒有立即對世界產生理念上的衝擊。所以,十八世紀東南亞華人與十七世紀移往北美的英國人是相似的,他們能夠把舊世界既有秩序中的高下、尊卑、“血統”、“名望”拋在身後,齊心協力地在一個陌生甚至敵對的環境中求生存、求發展,所以製訂出一整套基於人類平等的社會、經濟、政治規則,是很自然的事。可惜作者隻是點到為止,未能進行深入探討。相信已有人進行過專題研究。應多多留意。

作者惋惜地說,中國在鄭和之後如果不廢棄其海軍,而是繼續保持一隻強大的海上力量,東南亞華人的境況會好得多。歐洲人一波又一波進入東南亞,蠶食中國傳統“勢力範圍”,可明清政府對此不聞不問,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結果是中國人一次又一次錯失良機,把東南亞拱手讓給了西方人。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但也值得商榷。中國文明以其深厚博大的蘊涵,並不在乎一時一地之得失。二戰後,西方人終究撤出了東南亞。以目前全世界到處活躍著中國人和中國公司來看,中國與西方的力量對比一定會發生進一步的變化。

9月16日星期日

海外華人身份問題

昨晚看了一個關於倫敦華人“文化身份”問題的節目。講的是一群年輕華人。他(她)是英國生、英國長的第二、三代華人,祖上是“南洋”(現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印度尼西亞等地)華僑。其中一人說,他十八歲前一句中文也不會講,現在雖能講一些中文,但仍然不夠,所以正在努力學習,爭取把中文講得更好。這些土生土長的倫敦華人個個都認為,在英國,你英語講得再好,對英國文化再熟悉,人們也仍會認為你是中國人(反過來他們在中國大陸時,人們又不能明白他們為什麼不會講中文),因此你無論如何不可能真正融入英國社會。對他們來說,文化“身份”或“認同”是一個嚴重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