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由你牽頭，遊說、號召一下各方人士，建立一個比較文學係？”我說。
“這個工程太宏大，我自己年齡偏大，再加行政雜務纏身，隻能由後來者操辦了。我以為，包括劍橋在內的英國各大學對中國的了解太少，甚至對中國沒有興趣；在當今全球化時代，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在引導英國民眾了解中國方麵，英國漢學家本可以做更多的事。他們完全可以像中國研究西學的知識人幫助中國民眾了解西方那樣，積極引導英國民眾深入認識中國。但遺憾的是，他們個個隻當專家，埋頭於一個狹窄的領域，忽略了引導、教育公眾的責任。他們完全應該也完全能夠向公眾發聲。”
瑪麗同意這個看法，她又問：
“你們在中國用什麼語言寫作？”
“用中文，所發表的近一百篇論文和六本書全是用中文寫的。中國絕大多數研究西方文學的論文和著作都是用中文寫的。這意味著，西方學者不知道中國通西語的西學研究者在做什麼，更不知道中國不太通西語的西學研究者在做什麼。更多中國學者的研究跟西方沒有直接關係，他們的西語能力和西方文化知識也相對較弱，但他們中有很多優秀人士，即便他們的研究成果不大可能為西方學界所知。”
“事實上，中國和西方學者的交流很有限，”瑪麗說，“從我所帶中國博士生那裏了解到，在中國英語文學界，除了少數搞比較文學、後殖民理論者跟西方有一定聯係，其他方麵的學者，如英語小說、詩歌、文學史研究者，與西方的聯係很少。在全球化時代，這是一個問題。你認為應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目前看來，不大可能讓西方學者都來學中文。中文太難了。順便說一句，印度人學英語比中國人容易得多。舉目望去，西方著名大學英語係都聘了不少印度裔學者，而受聘華裔學者幾乎為零；如果真有華裔學者受聘，十有八九也是搞比較文學的，或幹脆受聘於比較文學係，而非英語係。”
“我同意你的觀察。已注意到中國人與印度人英語能力有明顯的差異。我以為這是因為英國與印度有“特殊聯係”。很多印度人從小在英語國家受教育，再加英語是印度學校的教學語言，是許多印度人的第一語言，所以印度人的英語明顯比中國人好。”
“不僅僅是‘特殊’曆史使然，”我說，“印度語言的印歐語‘基因’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主要的印度語言本來就是西方語言的近親。跟印度人相比，中國人學英語多花十倍的功夫，效果也未必比他們好。對此，我很悲觀。我以為這種格局不可能根本改變，恐怕隻能寄希望於烏托邦，即幾十年、上百年後電腦技術發生一場偉大革命。”
瑪麗很清楚我的意思，接著我的話說：“那時人類可能已有功能強大的翻譯軟件。到了中文和西語能方便地對譯之時，中國和西方的學者就能實現頻繁、對等的交流了。”
接下來，我和瑪麗談到了英國大學的保守性，以及這種保守性在中英交流中所起的負麵作用。
我們以為當前最大的問題是，大多數英國學者對中國了解太少，也沒有興趣或動力去了解。相比之下，中國學者對外部世界包括英國的興趣大得多。
“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興趣一直很濃”，我說，“盡管舊時的中國也有自己的現代性，但一百多年來中國一直在轉型，向西方形態的現代性轉型，或者說中國人一直在向外部世界學習。你似乎說過英國人也在變化，也在向外國學習？”
“是的，英國人也在學習，但學習外國的勁頭遠不如外國人學習英國。這從數量巨大的中國人在學英語而隻有極少的英國人學漢語可見一斑。我以為，每個人、每個國家、每個文明都應保持一種開放的心態，都不斷向外部世界學習。我本人一直在學習。我一直在跟中國學者打交道，一直在學習，一直在長見識。”
“你對外部世界有著異常強烈的好奇心。這在英國的文學學者中極為少見。”
“對外部世界缺乏興趣，是英國社會的通病，”瑪麗說，“這種狀況若不改變，英國將進一步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