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陪國內來的兩個同事遊了三一學院。
如果不算聽“河上音樂會”時從側門進入三一學院，我到劍橋三個月來這還是第一次來這個學院，因為聽“河上音樂會”那次是在晚上，目的也不是參觀，未能好好看一看三一學院的主體建築。如此缺乏虔誠心，在中國學者當中可謂絕無僅有。一些同事把劍橋大學三十二個學院逐一看了個遍，一些人對何處住過何名人如數家珍，比方說牛頓在三一學院大門旁邊一個臨街的房間住過；一些人對哪個地方有什麼有意思的東西——比方說三一學院門口那棵“牛頓樹”顯得過於年輕、剪得過分整齊的蘋果樹，雖並不是牛頓坐在下麵沉思，蘋果掉下來砸在頭上的那棵，卻是從原樹上剪枝長成的——像導遊一樣熟悉。
之所以不那麼虔誠，是因為在我看來，牛津劍橋的學院製是舊時代的遺留，雖有不少優點，卻是不合時宜的製度。幾百年前，學科尚未充分分化，國家尚未介入高等教育，大眾教育遠未成為風尚，大學大體上隻是權貴子弟們的去處。隨著工業革命的展開，隨著現代民主觀念的深入人心，隨著現代教育的興起和現代科學技術的普及，從前少數人壟斷高等教育的情況一去不複返了，大學的性質和職能也隨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國家開始全麵介入高等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各學院都財政拮據，無法正常開課，政府順勢介入大學，形成了大學開大課、學院上小課（即輔導課）的格局。這一格局延續至今。這完全可以視為一種新的現代性。從根本上講，這種新的現代性源自工業革命和現代民主。劍橋大學之所以形成了目前這種院弱校強的局麵，主要原因在於各私立學院各自為政，不能適應工業化和民主化條件下集中資源辦大教育的社會需要。隻有靠國家雄厚的財政支持，才能辦好現代大學。私立學院再有能耐，畢竟財力有限（美國情況不同，頂尖大學多為私立）。
當前劍橋大學之所以院弱校強，“學院講師”地位之所以明顯低於“大學講師”，教授之所以多由大學而非學院聘請，約百分之九十的學費之所以上繳大學而非學院（“學院費”隻占總學費的約百分之十），原因正在於國家承擔了主要的辦學任務。國家之所以承擔主要的辦學任務，原因不僅在於高等教育大眾化，也在於現代學術的發展要求“集中力量辦大事”。大型實驗室和大型研究所完全是新生事物，規模較小的傳統學院無力應付。僅維持現狀，各學院便已力不從心，哪有餘力建立並運行大型實驗室和研究所？從辦學效率來看，多個獨立王國式的學院也難以做到集中資源、優化配置；相比之下，靠大學財力運作的各教學單位或係科卻能更容易地做到這點。這就是為什麼劍橋各學院主要是生活單位，也是禮拜單位，卻主要不是教學單位，盡管不可否認也豐富了學生生活，在教學上也起到了重要的輔助作用。
7月15日星期日
混亂的大學圖書館
連續六七個工作日在大學圖書館借書，每日都有一本書沒找到；即便借著了的，也有一半是費了很大力氣才找到的。原因很簡單，圖書館大樓太小、結構陳舊，適應不了圖書的不斷增加。結果是編目信息與上架情況不符，按編碼明明應挨在一起的幾十本書，卻擺在好幾個書架以遠另一個書架、桌子或窗台上。情況好，會有一張通知，說××號到××號的書已移至何處；情況不好，什麼信息也沒有，會發現幾十本上百本的書不翼而飛。為什麼不去找流通台人員幫忙？路太遠，況且那裏人手非常緊張，並非總是有人等在那裏，隨叫隨到替你排憂解難。這時你會茫然不知所措，隻好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到周圍書架試一試運氣。運氣好，在幾米遠以遠的地方就能找到書；運氣不好，隻好自認倒黴。早該新建一個圖書館了，隻是建房成本高昂，辦學經費緊張，建一個新圖書館決非易事。我想，這種混亂並非像國內圖書館那樣，是因為管理不善所致，而主要是空間局促造成的。
7月16日星期一
在倫敦逛書店
早上8點同事們一道去倫敦。他們去法國使館簽證，我則徑直沿Charing Cross Road逛書店。
二十五年前就來過倫敦，今天免不了作一番今昔對比。不僅八十年代就來過這裏好幾次，九十年代也來過。印象中，這是一個十分冷清的地方。可是今天看到的倫敦，尤其是Trafalgar Square一帶，比八十年代初熱鬧得多。商店、食店、歌劇場、影院、書店、收藏品店、賭場鱗次櫛比，密度極高，人流量之大，也始料未及。真是一派繁榮的景象。這應該是“撒切爾革命”的結果，也應該是布萊爾當政期間英國最強勁經濟增長（年均增長率約2.3%）的結果。當然，還有歐洲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功勞。今天看到的外國人比八十年代多得多，滿耳聽到的都是外語或帶外國口音的英語。但願我的記憶沒有出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