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說什麼？”他聽明白我的話以後反問，“這是欺騙！是欺騙！這樣，我就不是她的男朋友了，她也不是我的女朋友了。”
他顯然生氣了。
“假定你們雙方之間存在這麼一種諒解：如果二人分離一段時間，各找一個臨時‘朋友’是可以接受的，”我又說，“我知道這種情況在西方和中國都是有的。當然啦，很可能‘臨時’成了‘永久’，從前的夥伴關係不複存在了。”
“這是不可以的，”他一臉階級鬥爭嚴肅地說，“要麼講明，正式分手，要麼繼續保持‘朋友’關係。不可以既保持‘朋友’關係，又跟另外的人發生關係。”
“看來，你對女朋友很忠心（faithful），”我說，“不過你們並沒有結婚，你們的關係並不正式，沒有法律的約束，所以即便有點不忠，也可以理解。”
威廉不明白faithful是什麼意思。我幾次用這個詞，他都一臉茫然。
“可她是我的女友啊！如果另找夥伴，即便是臨時夥伴，也是‘重婚’（bigamy），是‘重婚’！”
看來，威廉和他的女朋友都非常忠實，對他們來說同居關係與婚姻關係一樣神聖，要不，不忠怎麼會被說成是“重婚”？在這個價值觀迅速變遷的時代，是值得表揚的，但從法律上講，沒有結婚便不可能重婚。重婚在中國和西方都是犯罪，是要負法律責任的。
威廉擔心我不明白“bigamy”的意思，還解釋說“重婚”就是有不止一個妻子。
“你們壓根兒就沒有結婚，怎麼可能‘重婚’？”
這裏問題可能不僅在於威廉英語不好，還在於社會關係發生了深刻變化，人類卻還來不及創造新詞彙來表達新現象。其實即便如此，威廉也並非不可以用“不忠”一類舊詞來表達同樣的意思。他為什麼用bigamy這個詞？除了英語不夠好，他把男朋友女朋友關係看作婚姻關係也應是一個重要原因。
這時約翰回來了。“約翰，你認為對女朋友不忠是‘重婚’嗎？”我問。
“一般不這麼認為。沒有結婚，就無所謂‘重婚’。”
10點左右在廳裏又遇到威廉與卡洛斯。他們正在看一個電視節目，裏邊一大群穿著暴露的美女在進行什麼比賽。隻見威廉兩眼放光，提高了嗓門讚歎：“多漂亮的女孩！”
“要是女朋友在場，你可以這樣讚美其他漂亮女人嗎？”我不懷好意地問。
“當然可以！”他毫不遲疑地答道。
7月4日星期三
圍繞“超女”的風雲際會
下午5點去人文藝術研究中心，參加有關“超女”的報告會。報告人是中國大陸來的“獨立製片人”簡藝。
也許對話題感興趣的英國人較多，也許組織方做了較多宣傳，今天來的英國人比平時報告會多。報告人個子偏矮，頭太大，因而身子顯得太小，像是一個長不大的娃娃，再加留了一臉倒深不淺的胡子，表情也不那麼一本正經，所以渾身上下散發出一種難以名狀的喜劇感。他邊講邊放映他的紀錄片《超女》（跟蹤拍攝的一些競選“超女”的女大學生日常起居和參賽實況）。他英語流利，用詞簡單、幽默，對聽眾心理把握較準確，笑話講得蠻到位。
中國“超女”現象是商品經濟和信息時代的必然產物，在參與投票選舉“超女”的過程中，中國年輕人獲得了一種自由表達意見、伸張自我的機會。報告人所講的內容並不出乎意料，迎合西方人口味的做法也不出乎意料。回答問題時，他多次說中國政治“不透明”，大學生活“乏味、壓抑”。這時，一位五十幾歲的英國人發言稱，他對中國已“跟蹤”了好幾年，閱讀了大量文獻，去過中國幾次，對中國情況還算了解，覺得情況並非像報告人所講的那麼消極。
對於那個英國人的回應，報告人說中國媒體盡可能揀積極的東西報道，所以你們英國人看到的積極的一麵較多。但是我以為英國人並不是傻瓜，他們會拿現在與從前比較的。問報告人，你“獨立製作”的片子專給西方人看，還是同時也給中國人看？他聲稱也給中國人看，有一個未經翻譯的中文版。又問，片子在國內有沒有正式發行？他說還說不上“發行”，但已參加過一個影展。
東北師大劉風光發言說，她在中國大學教了五年書，所了解的中國大學生活並不像報告人說得那樣乏味、壓抑，而是充滿了活力。對此，報告人沒有像樣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