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後是小酒會，結識了CRASSH項目協調（Programme Coordinator）朱迪絲·格林（Judith Green）。她是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研究員（Research Fellow），研究方向是英國收藏中國物品情況。去過中國幾次，去年拿到博士學位，現在仍在做這個課題，計劃明年出書。我說，英國人收藏中國物品很在行，東西保存得比中國要好。說我八十年代第一次出國，在不列顛博物館見到整整一大廳中國大瓷瓶，感到震驚；故宮博物館也有一些大瓷瓶，但數量、質量明顯不如不列顛博物館。又說，這個題目很大，英國人收藏中國藝術品曆史悠久，言下之意朱迪絲應有一個範圍較窄的題目。她說她的研究範圍是1780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我說英國現在正麵臨一個收藏中國物品的新時代。她同意這一說法。
這時報告會主持人端著酒杯走過來，要跟我聊一聊。她是劍橋大學社會學與政治科學係的簡·諾蘭博士（Jane Nolan），掛在某個學院，不是很有名的學院，名片上沒有給出有關信息。她說今天報告人就是她在北京認識並邀請過來的。她的領域是經濟社會學，具體研究課題是在香港、上海銀行工作的西方人群體。為此她去過這兩個城市多次。我問她去過北京沒有？說不僅去過，而且在那裏有二十多個朋友。她說相比香港和上海，她更喜歡北京，因為北京更能代表一個真實的中國，言下之意是香港、上海太西方化了。她認為“超女”很張揚，與一般中國人的性格有距離。我說，她們與我們這代人的確有極大的不同，更能代表新一代人的價值觀，一代人與另一代人之間有“代溝”。
她問我在劍橋研究什麼，我說當代英國小說，尤其是東方背景的英國小說家的作品。她立即問我對拉什迪封爵一事有什麼看法？我說我還得調查英國為什麼這麼做，目前還沒有看到任何正式解釋。她說她也不明白為什麼這麼做，但他們不會給解釋的。很顯然，這樣做會加深穆斯林與西方人之間的緊張關係，更何況拉什迪的小說本來就寫得不怎麼樣。
我說除了研究當代小說以外，還為一些翻譯項目搜集資料；說中國的西方古代研究急需升級，所以我在做“古典學譯叢”這個翻譯項目。她問，中國典籍的英文翻譯是否可靠？我說詩歌翻譯我無法認同，甚至沒有耐心讀完一首中國詩的英譯，原因是一旦譯成英語，就沒有了音樂，沒有音樂，就不再是詩歌了；不過，哲學典籍的翻譯好一些，盡管在一些重要概念上一直存在爭議，比方說Confucianism這個譯名就不恰當，是耶穌會傳教士的發明或杜撰，因為中國曆史上不存在用一個人的姓名來表示一個學說、學派的習慣，更何況這個詞的主體部分Confuc-也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人名，而是孔丘其人的姓加“夫子”尊稱。這意味著Confucianism作為譯名不倫不類，既不中國，也不西方。更恰當的翻譯應是Ruism，或者幹脆音譯為Rujia。她說，西方的中文典籍翻譯也應該升級了。
順便對她說，漢語一個半世紀以來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表達力增強了許多倍，現在西方絕大多數複雜概念譯成漢語毫無問題，這簡直是個奇跡！我以為，原因不僅在於漢語白話文運動（回歸草根語言，回歸日常口語），更在於對於西方語言和文化概念的開放、接受的態度。當然，漢語的文言成份應該保留得更多，這是一個遺憾。
7月5日星期四
古典學家的劍橋緣
下午去校圖書館借書，由於編目太過複雜，一時找不到漢森（Morgens Herman Hansen）的兩本書，於是到流通台求助。接待我的是一個二十八九歲的瘦高個子男士。我把寫得非常潦草的書名——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給他看，怕他不知道最後一個詞的拚寫，要拚給他聽，哪知他說知道，他本人就是研究古典學的。然後他主動提出陪我上五樓去找書。問他是不是在圖書館做兼職？他說是的，說他是哈佛大學的古典學博士生，研究西塞羅，目前正在劍橋搜集論文資料。說，劍橋大學的古典學資料比哈佛大學豐富。我說劍橋大學的古典學從業者很多，似乎隨時都能遇到。他說是這樣的，這裏古典學者群體很大，古典學係同其他係科相比，也明顯更大。他問我是否也是古典學者。我說，我不能以古典學者自居。我隻搞文化研究，“文化”涵括麵大，古代希臘羅馬也屬於我的關注範圍。他說既然在關注漢森的書，已經是一個古典學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