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便是一則典型的反麵案例。縱觀“三鹿事件”的始末，從8月28日《武漢日報》報道《嬰兒頻患腎結石與奶粉有關》開始，到有關責任人受到法紀處理，新聞媒介確實在三鹿被揭露的後期報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正是由於媒介傳播所形成的輿論壓力，該事件才得以最快的調查並處理。但是，我們對“三鹿事件”進行冷靜分析就不難發現，在這次奶粉事件中，媒介的預警功能發揮得不夠充分，甚至可以說沒有起到應有的預警作用。在此次三鹿奶粉事件中，新聞媒介並沒有扮演好“守望者”角色，在“大頭娃娃”出現之時，甚至在上一年年初發現的幾例結石患兒出現的時候，新聞媒介似乎沒有及時地發現苗頭，沒有起到預警作用，尤其是在上一年8月至9月初的一部分媒體的報道中，部分媒介更是有意無意地以“某品牌”代替了三鹿，剝奪公眾的知情權。即便是《武漢晚報》、《西部商報》、《蘭州晨報》、《華商報》和《揚子晚報》等最早曝光問題奶粉的幾家媒體，其報道對於三鹿的名字隻字不提。我們知道，大眾傳媒是公眾了解信息的重要渠道，如果這個渠道都不夠通暢，公眾的知情權何在？媒介的預警功能又從何談起？所有這些為“三鹿事件”的發生埋下了禍根。
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導致的全球金融海嘯同樣也是觸目驚心。正當中國的老百姓還沉浸在中秋節的歡樂之中，美國的雷曼兄弟、美林證券、AIG三大金融機構的命運瞬間急轉直下，頻頻呼救，一場潛伏已久的金融危機席卷全球。國家破產、工業萎縮、企業倒閉、員工下崗、民工提前返鄉、大學生就業難，以及隨之而來的一係列社會問題，使得各國政府焦頭爛額。
表麵上看，這場影響深遠、波及廣泛的金融風暴是一個毫無征兆的短期的突發性事件，但實際上卻是潛伏已久的經濟問題與社會問題長期積累的最後總爆發。事後人們在反思這場金融風暴的時候，很多人將美聯儲的前主席格林斯潘視為金融危機產生的“罪魁禍首”。由於其執行的寬鬆貨幣政策，低利率刺激下的抵押貸款和過度消費造成房地產泡沫，同時，美聯儲監管鬆懈，降低了抵押貸款的標準，導致銀行信用狀況不佳的貸款者以極低的利息得到貸款，最終導致了次貸危機的爆發。其中，由於“胡蘿卜加大棒”的政策下的媒介障礙性失聲、經濟勢力和利益群體控製下的媒介痙攣性失聲、過度公司化和高度專業化導致的媒介過用性失聲、基於某種病理和自我保護機製的媒介麻痹性失聲，美國新聞媒介的雷達預警機製發生了嚴重障礙，乃至於這個一直在腫大的“毒瘤”被我們社會軀體的“神經係統”發現時已經發展到了如此令人震驚的地步。
可見，媒介預警功能發揮正常，可以減少損失，促進社會發展。但如果媒介的製度、內部組織、肌體發生病變，或當社會信息溝通機製壅塞，發聲通道出現障礙，那麼媒介的預警功能將大大削弱，甚至出現媒介失聲，進而導致社會係統產生一係列的問題或病變，造成民心混亂，影響社會穩定。因此，麵對新情況、新問題和新矛盾，新聞媒體應站在不同利益群體的角度，尤其是站在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對這些信息進行整理和解讀，深入分析產生矛盾和問題的內在動因，真正成為引導經濟社會發展的瞭望塔。
當前，我國正處在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如何及時發現各種矛盾和問題，如何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難題和風險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項重要任務。新聞媒體必須充分發揮社會環境監測的瞭望功能與守護功能，通過自身的信息觸角，對存在的各種不和諧、不穩定的社會矛盾和隱患，有效甄別，科學判斷，及時向政府、社會發出警告和提示，成為保障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瞭望塔。
三、對社會事務進行輿論監督
輿論監督是新聞媒介環境監測功能的又一體現，它指的是社會公眾運用新聞媒介對偏離或違背社會正常運行規則的行為依法實施新聞批評，督促其朝好的方向變化的行為。作為新聞媒介幹預社會的最直接方式，輿論監督是新聞媒介社會影響力的主要立足點之一。就如馬克思所言：“報刊按其使命來說，是社會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耳目，是熱情維護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萬喚的喉舌。”在現代社會，媒介輿論監督往往無處不在，一旦發現社會醜態，新聞報道往往揭去其麵紗，將其置於眾目睽睽之下，引起全社會的驚醒和譴責，激起人們對周圍不良現象的注意，並進一步將媒介監督轉化為輿論監督、行政監督和法紀監督，敦促行政機關或司法部門作出嚴肅處理，使社會病態無處藏身，從而有效地抑製社會不良現象的產生。
因此，輿論監督也是新聞媒介作為一種社會公器的集中表現，一方麵，新聞媒介每天通過大量的公開報道，對公職人員的缺點錯誤的揭露批評，刊載公民的建議和意見，另一方麵，社會大眾也利用新聞媒介作為幹預社會、幹預政治的講台與論壇，自由發表對社會、政治的意見，對涉及公共事務的組織、人員的行為實行監督，使其服務於公眾的共同意誌和共同利益。具體來講，新聞媒介可以監督政府的重大決策是否民主化、科學化，監督法律條文的製定過程是否符合程序，法律的實施過程是否符合法律本身的要求，黨和政府的各級工作人員是否勤政廉政和遵紀守法，市場運行是否公正、公開、公平，社會秩序是否正常等。正是因為具備對不良現象的輿論監督功能，新聞媒介被賦予了“道德醫生”和“第二檢察官”的社會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與法律的硬性懲戒相比，新聞媒介的監督環境功能相對溫和，它往往隻將社會不良現象及時點破，解決於無形之中，保證社會平穩運行，然而，這個媒介監督卻是解決內部矛盾的有效手段，是預防社會傷害行為的警鍾，是製衡社會有害現象的重要力量。
因此，輿論監督一直是我國改革的一個基本內容，也是改革成功的一項必不可少的保證。黨的十三大報告就已明確指出，新聞要“發揚輿論監督作用，支持群眾批評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反對官僚主義，同各種不正之風作鬥爭”。這是在我國社會主義新聞史上第一次提出輿論監督問題。早些年前的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新聞調查》和人民日報的《讀者來信》等為代表的一批電視欄目和報紙欄目正是充分體現了媒介輿論監督的功能而被廣大公眾津津樂道。新聞媒介通過輿論監督，反映民意，揭露醜惡，抨擊錯誤，針砭時弊，提出建議，弘揚正氣，實現了對黨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員進行群眾性監督。在當前和諧社會的建構中，新聞媒介更需直麵社會，對社會中不和諧和影響和諧的問題進行建設性監督，通過新聞輿論的約束力，對社會問題、社會不公正現象進行製約，以促進問題的解決和社會的進步。
仍以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為例，該事件之所以在國內引起強烈反響，相關單位和相關責任人被嚴肅處理，三鹿事件被揭露後的新聞媒介報道起了很大的作用。從這些新聞事件可以看出，在整個事件的發展過程中，通過新聞媒介的大量跟蹤報道，幾乎所有的老百姓都參與了此事的關注、報道與評論，三鹿事件也迅速演變成全民事件。隨著問題逐漸水落石出，患病嬰兒逐漸增多，事態逐漸擴大，各媒體相繼跟蹤報道，向公眾積極提供信息，從解釋三聚氰胺的化學原理、“三鹿”奶粉的市場撤退情況、政府相關部門應急措施，到患病兒童的醫療情況、問題奶粉的來源和如何安撫受害家庭等方麵，各新聞媒體都給予了密集性的報道，迅速在公眾中間形成了一股強大的輿論，為該事件的處理形成了強大的輿論壓力，直到三鹿集團宣布破產，集團相關領導以及與此事件有關的人士受到法律的懲罰，以及患病兒童的康複及死亡兒童的賠償等問題得到妥善解決。
綜觀整個事件，新聞媒體的報道搭建了全民參與事件監督與討論的平台，廣大民眾利用這個平台，充分表達自己的聲音，最終形成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政府則順應了民意，給了老百姓一個滿意的答案，維護了人民的權利，此事件才得以逐漸平息。
當然，不管是提供信息，還是對社會問題預警，乃至於對不良現象進行輿論監督，新聞媒介的這些監測環境的發揮是有條件的。媒介從業人員自身素質不高，不具備發現潛在問題的獨到眼光；或者有些新聞媒介可能受經濟利益的驅使而放棄了社會利益和媒介自身的責任；或者媒介的生存環境不夠好使記者缺乏承擔責任的勇氣，這些都可以製約媒介環境監測功能的正常發揮。因此，新聞媒介作為大眾了解信息的重要渠道，要當好社會的傳聲筒，承擔起社會瞭望者的角色，媒介必須擴大大眾媒介的監測範圍，理順民意傳通機製，提高監測質量。這既需要完善法律法規，加強對新聞媒介和從業人員的保護，切實保障新聞媒體的采訪權和報道權，以保障新聞媒介預警功能的正常發揮；也需要製定信息公開法律或條例，提高運營透明度，切實保障媒介和公眾公平、公正、方便地得到信息，尤其是與切身利益相關的各種信息；又需要加強新聞媒介和新聞從業人員職業道德建設，在經濟誘惑和新聞道德底線兩者之間作出正確抉擇；還需要加強從業人員專業素質，提高記者、編輯發現潛在問題的能力，提高對新聞事件的敏感度，使他們能夠以獨特的眼光和敏銳的觀察力，對可能發生的危機和事故因素進行檢測、識別、判斷並及時地向社會發出警告。
第二節 神秘的拚圖人——規範社會
新聞媒介既是一種信息傳播的工具，也是一種國家權力對公眾進行灌輸和操縱的工具，不發揮思想引導、社會控製等功能的新聞媒介是不存在的。對此，霍克海默指出，媒介的工具作用主要體現在促進和維護社會思想的同一性上，即社會“通過大眾媒介以及其他影響方式來形成人們的思想和感情，通過對表達思想客體以及對客體的思想方式上對能夠提供豐富信息的建議和操作進行有效控製，來縮小個人思維的差別”。霍克海默的表述精辟指出了媒介規範社會的功能。
一、提供交流平台，釋緩社會矛盾
社會衝突論認為，社會作為一個由各部分構成的有機整體，衝突是任何一個時期、任何一種社會形態中普遍存在和不可避免的。作為一種社會常態，消除衝突是不現實的，不過，社會衝突是可以得到調節的。該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定的啟示，即社會管理者一方麵必須直麵社會衝突的存在，另一方麵又要積極地給各種群體提供表達和協商的機會和途徑，以便調節與緩和各種矛盾。
大眾傳媒往往通過客觀、公正、全麵的報道，盡可能地反映不同社會群體和不同人群的利益訴求和觀點意見，盡可能地滿足公眾的心理需求，幫助人們宣泄不滿情緒，協調不同利益人群之間的關係，讓人們得到心理的平衡，從而化解社會矛盾和衝突，最終實現對社會的調節，達到維護社會穩定的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一種宣泄感情和不滿的途徑，新聞媒介扮演著矛盾的潤滑劑和稀釋劑的角色。通過提供最佳的公眾話語平台和最廣泛的話語交流空間，新聞媒介成了整合各階層觀點的最佳場所，它使不同的職業、階層都獲得了表達意見的權利，這種公眾話語平台和話語交流空間既是輿論監督、保障公共權力正確使用、增強決策可行性的必要前提，更是一種達至社會傾訴的製度性安排，是疏導和化解社會矛盾的減壓閥。因此，大眾媒介對於公眾意見的交流和情緒的舒緩、克服社會不穩定因素、保護公眾利益、優化社會結構、建構和諧社會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相反，公共情緒如果缺乏必要的表達和溝通渠道，缺乏充分的有序表達和回應，社會危機往往應運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