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老板辦公室出來，堂侄一身毛骨悚然。陷阱，這裏的陷阱太多，太恐怖了。他拿定主意，這房地產不能再幹了，哪怕是自己已在這裏幹了3年多，工資不高尚可養家，對這裏也有感情。而且，總體上老板對他也不錯。我無法勸阻，隻要求做事要留下餘地，不要傷感情，自斷後路。堂侄聽從，離開時，以家裏有事為名，請的長假。
但有一點是明確的，離開這裏，並不是離開城市。不可能再回到農村。永遠不可能。
一個多餘的人
是的，不可能再回到農村，哪怕一直暫住。
所有從農村出來，進入城裏的人，不管是打工的、讀書的、參軍的，還是嫁人的、討口的，隻要邁出了這一步，幾乎都不可能再回去。這幾乎是人口流動的一條定律，不是“好馬不吃回頭草”的古訓作用，而是“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的趨好的心理驅使。全國兩億多人的流動大軍，暫住大軍，就是這樣形成的。何況，堂侄知道，現實不可能讓他回頭。家居農村的父母，為了供他讀書，似踏上了一條進不了、退不出的籌錢馬拉鬆賽程，已熬得幾近燈幹油盡了。那目標，不就是進城嗎？家裏欠的債，還指望他掙錢償還哩。再說，再艱辛的青春年少，都會有夢，都會追夢，隻要人在，夢就不會失落。堂侄懷揣的美夢，一直沒有破滅。帶著這種美夢，他又找到我，希望我再想辦法。我一麵埋怨堂侄的意氣用事，輕易辭職；一麵又幫他聯係單位。可是，這單位哪裏說找就找得著。見我一次次碰壁，一臉為難的樣子，堂侄一跺腳，離開這個他暫住了5年的城市，離開暫住的西班牙郡工地，去了北京。應該說，堂侄的這一狠心和去往北京的行動，說明他的大夢依在，激情仍在燃燒，自信還沒有熄滅。
堂侄激情與自信的熄滅，是在流落北京街頭之後。堂侄到北京暫住的困苦，我是後來才知道的。
去北京，乘坐的是火車。不知是K188、T13641，還是T8。買票的時候，售票員說，要跑30小時左右，看你選擇白天到還是晚上到。他沒假思索，就連說白天白天，最好早一點，還有事哩。當火車票握在手裏的時候，他幾乎把所有的煩惱忘掉，思維再次被夢幻牽走，不是追求與理想，而是與火車有關。他又一次強烈地感到，火車真是催生夢幻的東西，踏上火車，就踏上了夢幻之旅，就會把許多曲折和艱辛忘掉。比如此刻，堂侄甚至忘了到北京去的目的，思緒一下鑽進了《周漁的火車》裏。他不認為是剛看過的電影，不是童話裏的火車，而是他此行的暗示。堂侄感到，這是一部讓人看得雲裏霧裏的電影，就像自己的生活，沒有扣人心弦的情節，沒有精彩的對話，甚至音樂和鏡頭，也有模仿《花樣年華》的痕跡。關鍵是，幾個主要人物的結局，具有某種象征意義，關於理想，關於追求，關於命運。陳青代表至高無上的精神，張強象征物質主義或者世俗，周漁追求完美，渴望物質和精神的統一。火車來來往往，從陳青這裏開往張強那邊。周漁不停地奔走。可是，還容不得她選擇，她便眼睜睜地看著命運毀滅了自己。最後的鏡頭是留白的，隻有景，沒有人。
想到這裏，堂侄有點不寒而栗。一種不祥之兆，從他的心裏升起，淹沒了他童話裏的火車。
好在，北京西鐵站已到，忙亂的推搡擁擠，擠走了他心裏的積鬱。出得站來，卻發現錢包和身份證不翼而飛。他找到車站民警，民警瞟了他一眼，冷冷地丟下一句話，“這裏天天都發生這樣的事哩，以後出門小心點”，然後，轉身走了，繼續巡邏。警務室門口“文明執法”的牌子，似乎在告訴他，什麼也沒有發生。他六神無主，被一位好心的老鄉發現，簡單問了一下他的經曆，正好是同行。就這樣，他又被帶到一處建築工地，幹起了土雜工。包工頭是位四川人，雖自己已說不清是三層還是四層轉包，賺不了多少錢，還是一咬牙，收留了他。40元一天，每天幹十多個小時，一月休息兩天，包吃包住。這雖與堂侄的北京追夢期望值相去甚遠，但對他這個身無他長，腰無分文的外來人，幾乎是不可選擇的去處。離開一家房地產公司，又陰差陽錯，來到另一家建築工地；擺脫了一處的暫住糾結，又鑽進另一處的更陌生，更沒有著落，更沒底的暫住。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種無形的力，在與他開玩笑，主宰著他的命運。不是特爾斐的阿波羅神廟，怎麼在應驗著一種俄狄浦斯式的神諭？
想到這裏，堂侄心中升起一絲暗暗的恐懼。
可是沒想到，真正的恐懼還沒有開始。一場社會治安大檢查，連同他這最後僅存的一席夢想，也一並擊碎。
本來，那位四川包工頭的工地，是已經不需要增加人的；加上堂侄身份證丟失，辦不了暫住證，被查到是要罰款，甚至取消施工資格的。隻是見是四川老鄉，小老板才動了惻隱之心。可是，到了國慶前夕，北京警方推出全市社區安全防範大檢查行動，以確保國慶安全。車站、城郊、建築工地等外來人口聚集地，自然成了檢查的重點。有報紙評論說，這是中國許多地方政府的習慣思維和工作方式，根源可能要追溯到前些年的政治運動，本質上則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結果是頭沒治好，腳也沒有治好。為了大造聲勢，震懾犯罪分子，大檢查前，北京市公安局召開新聞發布會，不僅大張旗鼓造輿論，而且出台重罰法規，明確宣稱：從即日起，出租房房主如沒與房客簽訂《治安責任保證書》，將被處以房屋月租金10倍以下罰款；外地房客如沒辦暫住證，需立即退房，房主需交納月租金5倍以下罰款……
啊，5倍罰款！老板為民工租的集體宿舍有6套，每套70平米，擠20多人，月租金2500元。隻要查出一人沒辦暫住證，一套房便要罰款12500元。這還了得？老板一算賬，發現自己根本承受不了這個風險。可是，老板心腸好，不願就這樣把一個走投無路的小老鄉攆走。情急之下，老板想出妙法，找關係花錢，利用其他工友的身份證，在附近的一家小旅館，為他登記了臨時住處，躲過大檢查再說。可是，在高度警惕，布控嚴密的北京，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哪容得你無證暫住。大檢查那晚，旅館老板先接到內線消息，怕萬一有疏忽，會被重罰，先行一間房一間房自查。
這一查，就查出了堂侄的問題。
在旅館老板看來，堂侄的問題是嚴重的。他不僅沒有暫住證，而且沒有身份證，典型的盲流，或叫“三無”人員（無身份證、無暫住證、無用工證的外來人員）。 在官方視野裏，這是一個最不確定、最複雜、最可怕的群體，也是各類社會治安的高危人群。因此，對於盲流，一般采取移交收容遣送站，弄清情況後，一律遣送回戶籍原地。發現了情況，旅館老板急促敲門，叫醒了夢鄉中的堂侄，焦急地說：“先生，行行好吧，您趕快退房。”懵懵懂懂中，堂侄先還沒有反應過來，迷惑地問老板：“退什麼房呀，難道哪個當官的或者老板，還來住你這裏？”老板又解釋：“不是不是，不是讓位，是檢查。先生有所不知，我們旅館與派出所，是簽了《治安責任保證書》的，你沒暫住證，不能入住，否則，查出來我們要挨重罰呀。快，快起床退房吧，我們加倍退錢。你也快離開這裏，檢查的馬上就要到了，查出來就麻煩了。”
看來，老板也是無奈，不能強人所難啊。這是堂侄做人的原則，雖地位卑微，但出生農家的子弟，這種骨子裏根深蒂固的善，還是堅守牢固的。趕快起床。在掀開被蓋的一瞬，一股涼氣鑽進被口，侵襲了他的全身。這麼晚了，去哪裏呢，唯一熟悉之地，就是工地。不，不行，怎麼能去坑害老鄉，那裏也在查哩。急速運轉的大腦，還沒有思考好去處，堂侄就被老板連拖帶搡，推出了旅館門。
夜色蒼茫。堂侄這時才強烈地感到，自己是一個多餘的人，在這個工地，這個城市，這個國家。
今宵暫住何處
走出旅館門，一片迷惘。高樓、燈火、街道、車輛，詭秘的天空，迷離的城市，一切都那麼陌生。
這就是北京嗎，這就是自己童年時候天天唱的“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的北京嗎？當街邊一個個醒目的門牌上的“北京”二字出現的時候，當年唱兒歌，戴紅領巾，升國旗的情景，就浮現在眼前。仿佛就在昨天，一切都剛剛發生，紅旗還在冉冉而升，歌聲還在餘韻繚繞，一張張純真稚樸的臉，掛滿幸福與笑靨。可是，一切已恍若隔世。眼前的北京，與童年無關。天涼了，北京的九月，已經入秋，樹葉開始泛黃，一早一晚，已有了明顯的涼意。當然，堂侄此刻的涼，不止在身體。身體的涼算不了什麼，畢竟還是小夥子。關鍵是內心。內心的涼，可徹骨徹心，與年齡和身體無關，隻關乎遭遇和命運。往哪裏走呢，永定門，木樨園，還是白紙坊，心裏非常明白，此刻在北京，不是尋找繁華，而是尋覓僻靜，和僻靜中的安全。自己都覺得好笑，真的太可笑了。不遠千裏，曆盡千辛，到北京來不就是衝著繁華來的嗎，可此刻，繁華竟似陷阱。要找僻靜，自己的家鄉，那個川西平原的小村，不很好嗎？自己怎麼正住不住，跑到這裏來暫住；安安定定不要，要跑到這裏流落街頭？
顯然，眼前第一位是安全。那種被捉住，送往收容遣送站的恐怖，根本不敢去想象。
就在前幾天，工地包工頭給他做工作時，還講到收容遣送站的黑幕。好像是湖南，有個叫漣源的地方，收容遣送站的人與火車站、派出所的人勾結，把收容作為一種創收致富手段。被收容的人不稱為“人”，而是創收的“貨源”。為了獲取“貨源”，收容站與火車站達成協議，由火車站派出所和聯防隊員，以收容“三無”人員名義，把經過漣源的農民扣下來，交給收容站。每抓獲提供一個“貨源”，派出所和聯防隊員可得5元辛苦費，火車站則可獲得50元回扣。收容站再從被收容人身上賺回這筆錢。為此，收容站還堂而皇之，製定了收費標準。他們將被收容人員分為ABC三類，每類“最低收費標準”為：A類為有偷竊行為的輕微犯罪人員，10日以內收1000元；B類為隨車叫賣的流浪失散兒童等，收800元；C類為流浪乞討人員，收600元。誰“妨礙他們賺錢”，都會成為他們的眼中釘，輕者找麻煩，重者被收容。除了直接收費外，被收容人員在收容期間，吃的是豬狗食，住的是牛馬屋，還被強迫完成站內幹部承攬的基建活；或以20元一天，租給附近農民搞農活。直至一位叫林茂正的農民，在收容站活活被打死，黑幕才被揭開。
堂侄直聽得膽戰心驚。他甚至懷疑，老板說的事，可能就發生在北京，老板怕他恐懼，才有意說成湖南的。或者說，湖南發生了，北京也可能發生。都是一個國家，一樣的法律呀。
對，許多一樣。特別是一樣的法律。
當想到法律時，堂侄心裏似乎獲得了些微的自信。這不僅因為，他自己是學法律的，懂得一些淺薄的法律知識。“淺薄”是他自己的形容，不是謙虛，幾年的打工和暫住，讓堂侄對法律或者說自己的法律功力，越來越失去了自信。還因為，中國是共產黨執政的，是社會主義國家，是要講法治的，哪有資本主義那樣腐朽沒落黑暗。資本主義的黑暗，堂侄不是從書本上學到的，而是從電視裏看到的。他讀書時，書本上已沒有這些內容。他看見，“9·11”事件後，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以所謂國土安全為由，對入境者搜身取指紋，簡直令人忍無可忍。當然，更主要的還有，他了解自己。自己是個良民呀，既無前科，也無現行；一不偷，二不搶，三不反對共產黨，遵紀守法，靠打工掙錢，從不惹是生非。說穿了，就是沒有身份證、暫住證唄，怕什麼啊。
可是，還沒容他給自己打足氣，甚至還沒有找到這一夜的暫住之地，他的自信就被徹底摧毀。
北京街頭，燈光依舊，霓裳閃爍，隻是行人越來越少。堂侄這時才感到，人是群居的動物。群居，不僅僅是為了防止孤獨，有時，還是一種淹沒、混淆，或者說掩護。一個人在摩肩接踵、熙來攘往的人群中，示人的麵孔，不過是龐德在地鐵車站看見的“濕漉漉的黑枝條上的許多花瓣”，誰會注意到你的心虛、緊張、神魂不定。但是，人少也不行，因為一個人就是一座孤零零的山，一棵招風的樹。
比如此刻，徘徊在北京街頭，不知這一夜該暫住何處，忐忑不安，漫無目的地遊蕩的他。
記得，在讀大學時，他曾選修過西方普通法。根據香港地區和英聯邦一些普通法係國家的法律，遊蕩是可能犯“遊蕩罪”的。好像香港《刑事罪行條例》還規定，任何人在公眾地方遊蕩，意圖犯可逮捕罪行，或故意妨礙他人使用該公眾地方，甚至導致他人合理擔心本身的安全或利益，便屬於犯“遊蕩罪”，最高可處兩年監禁。雖然，北京不是香港，但北京公安和聯防隊員，長期在複雜環境下工作，早就練就了一雙鷹鷲般的神睛。據說，哪怕是人群眾多，魚龍混雜，隻要他們兩眼一瞟，就會發現可疑目標。何況這樣的夜深人靜，何況北京街頭，何況剛從建築工地走出來的打工仔，何況“三無”本身帶來的掩飾不了的心虛張皇。
真是越緊張越容易出差錯。就在轉過木樨園不遠處，堂侄正左右張望往哪裏走，本意是想找個來往出租車多點的地方，打個的士去火車站，混入候車接車的人群，等到第二天再想辦法。可是，顧得了左右卻沒顧上眼前。他不小心撞翻了垃圾桶。哐當一聲，不大也不小，不僅驚嚇了自己，也驚嚇了附近的巡邏人員。他們蹬蹬蹬跑了過來，問幹什麼的。堂侄一緊張，竟哆哆嗦嗦，語無倫次。這更加深了巡邏人員的懷疑。查驗證件，竟是“三無”，不由分說，帶走。堂侄驚恐萬狀，連連解釋自己身份證掉了，就在附近打工，絕對沒犯什麼事。巡邏人員又問他，在哪個企業打工，堂侄話到嘴邊，趕緊咽了回去，變得支支吾吾。憑經驗，巡邏人員已嚴重懷疑他有問題。執法是文明的，可從他們文明的言行中，卻抹不掉明顯的警惕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