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考證文物古跡
文物古跡，是曆史上形成的，都是時代的烙印。利用避諱常識可以考證其真偽及年代。
1. 吳國建的宮殿
據《太康三年地記》記載：“吳有太初宮，方三百丈，顯明宮，方五百丈，皓所作也。”（《三國誌·吳書·三嗣主傳》裴鬆之注引）裴鬆之注還說“避晉諱，故曰顯明”。那麼，這個方圓三百丈的宮殿是顯明宮嗎？顯然不是，應該是昭明宮。所謂避晉諱，是指避晉文帝司馬昭的名字。所以，裴鬆之才說“避晉諱”，改為“顯明”宮。
2. 神龍、仁獸闕
據《南史·梁本紀上》記載，天監七年（508）正月戊戌“詔作神龍、仁獸闕端門、大司馬門外”。闕，是宮門前麵道路兩側的樓台。這道詔書說，建造神龍闕於端門外，建造仁獸闕於大司馬門外。我們知道古人給建築物命名是很講究的，“龍”和“虎”對仗，而不與“獸”對仗。本卷的《校勘記》說：“‘獸’本字‘虎’，避唐諱改。”《南史》的著者李延壽是唐朝人，避諱唐朝的廟諱“虎”字，把“仁虎闕”寫作“仁獸闕”。可見建在大司馬門外的是“仁虎闕”。
3. 神武門還是神虎門
天監元年（502）五月乙亥夜，“盜入南北掖，燒神武門、總章殿，害衛尉卿張弘策”。（《南史·梁本紀上》）
天監元年五月乙亥日的夜間，盜賊進入南北宮城，焚燒了神武門、總章殿，害死衛尉卿張弘策。本卷《校勘記》說：“‘武’本‘虎’，避唐諱改。”即“武”字本來是“虎”字，是因為避唐朝的廟諱（唐高祖李淵的祖父李虎）而改的。這就是說，當時的京城被焚燒的是神虎門。唐朝人李延壽修《南史》把“虎”改為“武”。
4. 嶽珂辨偽琴
宋朝人嶽珂，字肅之，是民族英雄嶽飛的孫子。曾在嘉興府軍兼管內勸農事，有惠政。嘉定年間著《籲天辯誣集》，為其祖父鳴冤。嘉定庚午年（1210）嶽珂在中都，有一個讀書人攜帶一架古琴到李姓人家去賣，琴名叫“冰清”。看到的人都說這是百年的舊物。“腹有銘，稱‘大曆三年三月三日，蜀郡雷氏斲，鳳沼內書正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元字上一字，在本朝為昭陵諱，沼中書正，從卜從貝，而貝字闕其旁點，蓋今文書令也，唐何自知之？正元前天聖二百年，雷氏乃預知避諱，必無此理。是蓋為贗者不知闕文之熟於用而忘益之。”（《史諱舉例》第六十九）
古琴的腹部有銘文，文字是“大曆三年三月三日，蜀郡雷氏斲，鳳沼（琴腹部的孔眼）內書正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元字的上一字（貞），在我朝是仁宗的廟諱。鳳沼中書寫的正（貞），從卜從貝，而且貝字缺它旁邊的一點。這種寫法是現在文書令規定的寫法，唐代人從哪裏知道的？正元在天聖前二百年，雷氏就預先知道宋朝的廟諱，必然沒有這個道理。這是因為造假的人熟悉寫缺少筆畫的字而忘記了把缺少的筆畫補上去。貞元，本是唐朝的年號，宋仁宗名叫趙禎，貞字是他的嫌名，改為正。唐朝人怎麼知道宋朝會有個叫趙禎的皇帝呢？由此推出這把冰清古琴是贗品。
5. 王寂考辨銀字《藏經》
金朝大臣王寂，字元老，薊州玉田人，天德三年（1151）進士，累官太原祁縣令、真定少尹、河北路副都總管、戶部侍郎、中都路轉運使等職。
他在《遼東行部誌》中記載巡行遼東時“乙卯，觀銀字《藏經》，上題雲：‘高麗王王堯發心敬造，大晉開運三年丙午二月日’”。對這件文物，他考證說：“今銀字經卻雲：大晉開運三年丙午，高麗王王堯發心敬造。以予考之，堯即建之十三代孫，即建卒於開運二年，豈有堯造經於開運三年耶？斷無是理。況堯父名運雖高麗用中原正朔，在本國亦當回避。此必妄耳。”（《遼海叢書》四《遼東行部誌》）
現在銀字《藏經》的題詞卻說：大晉開運三年（946）丙午，高麗國國王王堯發自虔誠的善心敬造。按我考證這件事，王堯是王建（高麗開國之王）的第十三代孫。就算王建死在開運二年，豈有王堯造經於開運三年的事呢？絕對沒有這個道理。況且王堯的父親叫王運，雖然高麗國用中國的曆法，奉中國為正統，在本國也應當回避父親的名字。這個題詞一定是胡亂寫的。
王寂提出的兩點理由：其一，年代不對，王建死於開運二年，他的十三代孫王堯不可能在開運三年就能造經。十三代人相隔隻一年，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其二，王堯不回避父親的名字，在題詞中寫“開運”字樣，因為高麗國奉中國正朔，即奉中國為正統，不能不受中國避諱製度的約束。可見這部銀字經的年代是偽造的。
（四）研究古籍版本
利用古代的避諱製度還可以考證古籍的版本、年代等等。
曆史學家陳垣教授說：“蓋諱字各朝不同，不啻為時代之標誌，前乎此或後乎此，均不能有是，是與歐洲古代之紋章相類，偶或有同者，亦可以法識之。”(《史諱舉例序》)
1. 李陵詩的真偽
李陵，字少卿，西漢將領，是名將李廣的孫子。他善於騎射，在漢武帝時，任騎都尉。天漢二年（前99），率五千步兵出居延千餘裏擊匈奴，遇敵十萬，陷入重圍。他奮勇突擊，連戰九天，終因糧盡矢絕，寡不敵眾，被迫投降，後病死於匈奴。漢朝的使節蘇武被匈奴扣留十九年，他守節不屈，被迫在北海（今貝加爾湖）牧羊。李陵和蘇武二人，在匈奴相見並有交往。蘇武寫詩四首，李陵與蘇武詩三首。李陵詩三首之二：
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
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
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
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
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這首詩的大意是說，咱們相會的機會，難以再遇到了。三年相處勝過千載相逢。麵臨長河，洗洗帽纓，以保高潔。想念您感到悠悠惆悵。向遠方望去，悲風已經吹到，麵對酒菜，不能酬答。您身為使節，懷念曾來時的路途，我長留此地，用什麼來安慰我的愁緒。唯獨有滿杯的酒，與您結未來的情誼。
李陵與蘇武詩三首，《史記·李將軍列傳》、《漢書·李陵傳》都沒載這三首詩，首見於《昭明文選》。對其真偽問題，一直爭論不斷。顏延之、劉勰、鍾嶸、蘇軾、洪邁、楊慎、顧炎武、錢大昕、梁啟超等都有各自的見解。洪邁的《容齋隨筆》卷十四李陵詩條：“予觀李詩雲：‘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
洪邁說，我看李陵的詩中說：“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是漢惠帝的名諱，按漢朝的法律，觸犯廟諱的屬於犯罪。李陵不應該敢於犯諱。顧炎武說：“若李陵詩‘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枚乘《柳賦》‘盈玉瓢之清酒’，詩‘盈盈一水間’，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又可知其為後人之擬作，而不出於西京矣。”（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三《已祧不諱》）
顧炎武說，像李陵詩“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枚乘《柳賦》“盈玉瓢之清酒”，又詩“盈盈一水間”。二人都在漢武帝、漢昭帝之時而不避諱，又可知這詩是後人模擬之作，而不出於西漢人之手。
錢大昕說：“觀《漢書·李陵傳》置酒起舞作歌，初非五言，則知河梁唱和，出於後人依托，不待‘盈觴’之語觸犯漢諱始決其作偽也。”（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七言在五言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