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大昕說，看《漢書·李陵傳》放下酒杯，起舞唱歌，並不一定是五言詩，就知道河梁唱和（蘇、李詩中有“攜手上河梁”之句，因此稱蘇、李詩為“河梁唱和”），出於後人的偽托。不必等到“獨有盈觴酒”的話觸犯漢朝的避諱而決定它是偽作的。
2. 陸遊鑒定唐寫本
南宋永康軍導江縣的迎祥寺有一部寫本《佛本行經》六十卷。陸遊曾經親自觀看過這部寫本佛經，字跡不甚工整，然而“多缺唐諱”，就是不避諱唐朝皇帝的名字，因此他斷定這是“唐經生”寫本。（《老學庵筆記》卷五）
3. 從“北鬥閑”判定“杜詩”版本
有一本《杜甫詩集》，把《諸將》中的“曾閃朱旗北鬥殷”，寫作“曾閃朱旗北鬥閑”。詩人杜甫的父親是杜閑，“閑”字是杜甫的家諱。因而有人認為杜甫作詩不避家諱，這可是個大問題。唐代對文人的家諱很重視，詩人杜甫不會不知道，他怎麼會明知故犯呢？清代學者梁章钜判定這本《杜甫詩集》不是唐朝的版本，而是宋代的版本。他在《浪硛三談·避家諱》中說：“惟是時宣祖正諱殷，俗本遂改作閑。”我們知道宋太祖的父親是宋宣祖趙弘殷。“殷”字是宋代的廟諱，所以宋代的版本把“殷”改為“閑”。
4. 石刻詩經殘本
後蜀石刻《詩經》殘本，從《召南·鵲巢》篇起，到《邶風》“二子乘舟”句止。經和注都很完整。經注中“淵字民字亦缺筆，孟氏雖竊帝號，猶為唐高祖、太宗避諱，可見武德、貞觀之澤，久而未亡。而孟氏父子居心忠厚，亦有人君之量焉。碑於察字皆作‘’，蓋避孟知祥祖諱，而於知字卻不避，當依古人二名不偏諱，唯避下一字耳”。（《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五《石刻詩經殘本》）
從淵字民字缺筆，判定避唐朝的諱字，又從察字缺筆，知避孟知祥祖父名諱，還避諱“祥”字等項理由，考證此石刻詩經殘本為後蜀的石刻。
像陸遊這樣的大文學家，像錢大昕這樣的大考據學家，他們在考證文物古籍真偽及其年代時，都離不開避諱知識。因此，它對於我們今人來說就更為重要，也更有價值。
5. “秉”、 “執”二字孰是
南朝宋末，皇帝給蕭道成加九錫的《策命》中有一句是“以公秉禮弘律”(《南齊書·高帝上》)。然而在《南史·齊本紀上》中卻是“以公執禮弘律”。這“秉”、“執”一字之差，究竟哪個正確呢？這還得從版本上辨別。《南齊書·校勘記》稱：“按《南史》‘秉’作‘執’，避唐諱改。”因為唐高祖李淵的父親是李昞，所以“昞”的同音字“秉”也就成了唐朝的廟諱嫌名。唐朝人李延壽修《南史》就把“秉禮”寫成“執禮”。
6. 敦煌寫本《唐律疏議》之年代
《唐律疏議》是唐高宗時長孫無忌奉旨編著的一部法律書，在敦煌石窟，出土了寫本《唐律疏議》。這個寫本的年代在何時，值得學者研究。王仁俊據其中“自依恒典”一句考證“不避穆宗‘恒’字之諱”可證抄錄此卷“在長慶元年辛醜以前矣”。長慶辛醜，即長慶元年（821），這年唐穆宗李恒即位。此前李恒沒當皇帝，所以抄錄《唐律疏議》時可以不避“恒”字了。（中華書局《敦煌古籍敘錄》142頁）寫本的時代問題，經考證已經清楚了。然而現在通行本《唐律疏議》中的這句話是“自依常典”。為什麼把“恒典”改為“常典”呢？王仁俊認為此“乃宋刊避真宗‘恒’諱耳，不應高宗時著述預避穆宗諱也”。（中華書局《敦煌古籍敘錄》142頁）他認為通行的《唐律疏議》是宋代刊本，為避宋真宗趙恒的名諱而把“恒”字改作“常”字。唐高宗時的著述不能預先避唐穆宗李恒的名諱。從中不難看出，考證古籍版本是離不開避諱學知識的。
7. 黃丕烈鑒定《東京夢華錄》版本
清代學者黃丕烈用24兩銀子買了一部十卷本的《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裝潢精妙，楮墨古雅，板大而字細。“人皆以為宋刻，予獨謂不然，書中唯‘祖宗’二字空格，餘字不避宋諱，當是元刻中之上駟。”（《東京夢華錄》黃丕烈跋）人們都認為是宋代刻本，唯獨黃丕烈認為不對。他的根據是除了“祖宗”二字空格之外，其餘的文字都不避宋朝的帝諱。所以他斷定不是宋代的刻本，應當是元朝刻板的上乘之作。
8. 《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誌》版本
戴不凡得到一部《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誌》，“卷首有康熙丁卯戴易《書富春堂關侯祠壁文》，然審其字型、圖像、版式（版心白單魚尾等）及‘玄’字全不缺筆，悉是明版原型，此則明刻版片至康熙二十六年猶存，緣是以紋理極細致之木版雕鏤者也。”（《小說見聞錄》）從中可知，雖然該書卷首有康熙年間的文章，但從字型、圖像、版式上看，尤其“玄”字全不缺筆，悉是明版原型。他斷定該書是清朝人用明朝原版印刷的，卷首的《書富春堂關侯祠壁文》，是清朝人在印刷時加進去的。戴不凡作出這個判斷，除了字型、圖像、版式外，主要是運用了避諱學知識。因為清康熙帝名叫“玄燁”，所以“玄”字是清朝的國諱。清朝人刻印書籍，必須避諱“玄”字。而“玄”字“全不缺筆”，就說明該書不是清朝的刻本。
9. 《資治通鑒考異》的版本
清代學者陸心源，字剛甫，鹹豐年間舉人，光緒年間任福建鹽運使。家富藏書，刻有十萬卷樓叢書，著有《皕宋樓藏書誌》。陳建國說：“《皕宋樓藏書誌》載《資治通鑒考異》三十卷，書中凡朗、匡、胤、敬、貞、恒等字全缺末筆避諱，其餘皆不避，因此有人說是北宋仁宗時的刊本。”（陳建國《古籍版本淺說》四“諱字”）
（五）校勘古籍
因為避諱而改字、空字、缺畫等，造成古籍錯亂，甚至不能誦讀。別忘了避諱常識是校勘古籍的有用工具。
1. 魏獻文帝何名
《魏書·顯祖紀》記載：“顯祖獻文皇帝，諱弘，高宗文成皇帝之長子也。”
魏顯祖獻文皇帝，名字叫弘，是魏高宗文成皇帝（拓跋濬）的長子。但是《南齊書·魏虜傳》記載，拓跋濬死後，“子弘字萬民立”。中華書局本的《校勘記》說，“弘”原作“引”，“因宋人刻字避諱缺筆而訛”。
意思是說，“弘”字原來寫作“引”，因為宋朝人刻版時為避諱宋太祖的父親趙弘殷的名字把“弘”字少刻一筆，錯刻成了“引”字了。可見，不僅著書人要避諱，而且刻書人也要避諱本朝的廟諱。
2. 諸葛長人是誰
據《南史》記載，元興二年（403），桓玄稱帝，劉裕與手下眾人商議討伐桓玄，其中有一位是“琅邪諸葛長人”。（《南史·武帝上》）《宋書》記載同一件事，卻是“琅邪諸葛長民”。（《宋書》卷一）那麼，此人究竟是諸葛長人，還是諸葛長民呢？《南史》卷一《校勘記》說：“‘諸葛長人’《宋書》作‘諸葛長民’此避唐諱改。”唐諱，是指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諱，所以把“民”改作“人”。《宋書》的作者沈約是南朝人，還不知會有唐朝，怎能為李世民避諱？修《南史》的李延壽是唐代人，所以他避李世民的名諱，隻好把“諸葛長民”改為“諸葛長人”。
3. 呂苦桃為誰妻
隋朝開皇初年，濟南郡上書說：有個男子叫呂永吉，他自稱有個姑姑叫苦桃，“為楊忠妻。勘驗知是舅子”。（《隋書·外戚傳》）本卷《校勘記》說：“楊忠妻，‘忠’原為空格，各本多作‘諱’，今補‘忠’字。”
這就是說：楊忠妻，原來寫成了楊妻，中間為空格。其他各種版本都寫作“楊諱妻”。校勘者運用避諱知識，在空格內補上“忠”字。這才讓讀者知道呂苦桃是楊忠（隋文帝楊堅的父親）的妻子。
4. 劉君白為誰
南朝時期，劉善明任青州刺史，他要舉薦自己的好朋友為秀才，朋友大驚，拂衣而去，後來當了和尚。這位朋友名叫岩，人稱僧岩。釋僧岩寫了《辭劉刺史舉秀才書》，劉善明寫了回信《答僧岩法師書》。劉家子孫在編輯《劉善明集》時，為“避其家諱”，在回信末尾處寫作“劉君白”，“錄文者因而不改”。（《餘嘉錫論學雜著》上冊118頁）後人在刻書時，把“劉君白”三字誤當了作者名，刻在了標題下方，鬧出了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