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譚說，臣聽說皇帝和諸侯，必須明白嫡子與庶子的爭端，區別尊貴和卑賤，使高下有差別，在等級上有距離，這樣骨肉之間恩情就產生了，盼望得到的願望就斷絕了。從前，賈誼上書陳述治安之策，論述諸侯之間的形勢。他認為勢力大，即使是親戚也會有反叛之累；勢力小，即使關係疏遠也必定有保全的恩德。
漢朝的政論家賈誼依據諸侯王勢力膨脹，對中央政權形成威脅的情況，給漢文帝上過《陳政事疏》。顧譚的上疏中“賈誼陳治安之計”的“計”字，應是“策”字，因避孫策的名諱而改。（周廣業《經史避名彙考》卷九）
3. 奏章避禦名
隋朝大臣宇文愷，字安樂，他家世代為武將，眾兄弟都因弓馬嫻熟而發達，隻有他愛讀書學習，博覽群書，尤其善於技巧。在隋朝任宗廟副監，宗廟修成，封甑山縣公，食邑千戶。隋文帝修仁壽宮時他任仁壽宮監。隋煬帝即位，遷都洛陽，任命他為營東都副監、工部尚書。自晉朝以來，朝廷宣布政令的場所明堂，久已廢絕。隋朝要恢複古代的明堂製度，眾說紛紜。這時，宇文愷博考古籍，呈上一篇《明堂議表》，其中的幾段如下：
《周官·考工記》曰：“夏後氏世室，堂脩二七，博四脩一。注雲：‘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脩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脩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隋書·宇文愷傳》）
《周官·考工記》說：“夏朝的世室，大堂長二七，寬四長一。”注解說：“脩，是南北的深度。夏朝用步來度量長短，現在堂長十四步，它的寬增加長的四分之一，那麼明堂寬十七步半。”
《記》雲：“堂脩七，博四脩一。”
《考工記》說：“大堂長七步，寬是長的四分之一。”
《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戶高八尺，博四尺。”
《周書·明堂》裏說：“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高四尺，台階寬六尺三寸。”“門高八尺，寬四尺。”
這幾段記述之中，“博四脩一”、“其博益以四分脩之一”、“明堂博十七步半”、“博四脩一”、“階博六尺三寸”、“戶高八尺，博四尺”，共出現六個“博”字，實際都應該是“廣”字，因為避隋煬帝的名諱，把“廣”字改為“博”字。給皇帝上奏議，不能直呼皇帝的名字，必須用避諱的方式來表達。
4. 回答皇帝問話避禦名
隋朝大臣閻毗，是榆林盛樂人。他的祖父閻進，在後魏任太守。他的父親閻慶，在後周任上柱國。閻毗頗好經史，工書法，尤其善於繪畫。隋煬帝即位，大肆修治軍器，因為他手巧，熟練舊事，命他掌管軍器，任朝請郎。隋煬帝大力整頓儀仗，嫌隨從的車輛太多。“顧問毗曰：‘開皇之日，屬車十有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不卒以益文物。朕欲簡之，從何為可？’毗對曰：‘臣初定數，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蔡邕等議，屬車八十一乘，此起於秦，遂為後式。故張衡賦雲：屬車九九是也。’”（《隋書·閻毗傳》）
隋煬帝看著閻毗問道：“開皇年間，隨從車十二輛，所有事宜也行。現在是八十一輛，用牛駕車，不足以給典章文物增彩。朕想要減少它，從哪裏著手辦呢？”閻毗回答說：“我在起初決定數目的時候，同宇文愷詳細參考以前的慣例，根據漢朝胡伯始（胡廣字伯始）、蔡邕等人的奏議，從屬車八十一輛，這個數目起源於秦朝，於是成為後來的定式，所以張衡的《二京賦》說從屬車輛九九（指八十一）。”對古人胡廣、蔡邕的稱謂，為什麼前人用字，後人用名呢？因為稱胡廣的名犯隋煬帝的諱，所以隻好用他的字。與當朝皇帝對話，不犯諱，既表示自己有禮貌，也表示對皇帝的尊敬，更表示對皇權的服從。
5. 臣僚、舉子與百姓
宋朝人朱翌在《猗覺寮雜記》卷上說：“本朝寬厚，自非舉子為文、臣僚奏牘，不敢犯廟諱，天下人語言未嚐諱也。”大意是說，本朝寬厚，除了舉子做文章、臣僚寫奏疏，不敢觸犯廟諱以外，天下人說話都不曾避諱。我們先不管他說的“本朝寬厚”是否準確，但是舉子、臣僚與天下百姓的區別，還是可信的。因為舉子文章、臣僚奏牘，都要上報朝廷，自然要求嚴格，百姓說話未必都避廟諱。
6. 民間碑刻
碑刻文字，最能反映當時行文的原貌。宋代洪適《隸釋》、《隸續》兩書中收錄了很多古代碑文。以其中漢人碑刻為例，對當時皇帝的名字並不避諱。如漢惠帝名盈，而《樊安碑》、《白石神君碑》、《靈台碑》中都有“盈”字；漢文帝名恒，而《郙閣碑》、《樊敬碑》都有“恒”字；漢景帝名啟，而《華山亭碑》、《帝堯碑》、《周公禮殿碑》、《逢盛碑》都有“啟”字；漢武帝名徹，而《魏元丕碑》有“徹”字，《義井碑》的碑陰有“楊徹”；光武帝名秀，《逢盛碑》、《衡方碑》、《孔彪碑》都有“秀”字；明帝名莊，而《武梁祠堂畫像》有“莊”字；順帝名保，而《衡方碑》、《劉熊碑》都有“保”字等等。
這是為什麼呢？清代學者劉恭冕經研究得出結論：“由此看來，民間文字例得通行，故都不諱，惟封事、奏記皆當避諱，而以訓詁之字代之。”“當時禁例，惟上書觸諱為犯罪，而民間文字皆不諱。”（《廣經室文抄·漢人避諱考》）
7. 民間作詩更寬鬆
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三十五歲以前，遊曆江淮、山東等地，後到長安，科舉考試落第，在長安潦倒十年，天寶十四年（755）出任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當年，安祿山叛亂，長安陷落。至德二年（757），他到了鳳翔，被唐肅宗任命為左拾遺。後來，棄官入蜀，在成都建草堂定居。他一生顛沛流離，卻寫下很多不朽的詩篇，被稱為詩史。在他的《後出塞五首》的第一首中有：“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第三首中有：“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群。”（《杜少陵集詳注·卷四》）其中的“世”字、“虎”字，都是唐朝的廟諱，“丘”字，是聖人孔子的名諱，這些都是該避諱的。但是，杜甫卻沒有避諱，可見在民間的要求並不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