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法的本該判罪，而那些儒生卻靠著文章學得到任用；犯禁的本該處罰，而那些遊俠卻靠著充當刺客得到豢養。所以，法令反對的，成了君主重用的；官吏處罰的，成了權貴豢養的。法令反對和君主重用，官吏處罰和權貴豢養，四者互相矛盾，而沒有確立一定標準，即使有十個黃帝，也不能治好下。
所以對於宣揚仁義的人不應當加以稱讚，如果稱讚了，就會妨害功業；對於從事文章學術的人不應當加以任用，如果任用了，就會破壞法治。
楚國有個叫直躬的人，他的父親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兒揭發，令尹：“殺掉他！”，認為他對君主雖算正直而對父親卻屬不孝，結果判了他死罪，由此看來，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親的逆子。魯國有個人跟隨國君去打仗，屢戰屢逃；孔子向他詢問原因，他：“我家中有年老的父親，我死後就沒人養活他了。”孔子認為這是孝子，便推舉他做丁官。由此看來，父親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殺了直躬，楚國的壞人壞事就沒有人再向上告發了；孔子獎賞逃兵．魯國人作戰就要輕易地投降逃跑。君臣之間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而君主卻既讚成謀求私利的行為。又想求得國家的繁榮富強，這是肯定沒指望的。
……
這些文祥都懂，吏部內部也對此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其實爭論的過程和結果，也沒有能超出當年韓非所的這些。所以文祥自己也在兩條道路上猶疑不決。他認為趙謙的仁義乃是法製下的仁義，而不是人性上的仁義。
如果趙謙用自己對王全樂的惡感為理由去懲處王全樂，隻怕所有人都要稱讚趙謙尊師重道、明辨是非。但是趙謙用‘嚴禁打擊同僚以及同僚家屬’為理由處置王全樂，這種稱讚就變成了‘太子行事苛刻’‘太子太優柔寡斷’‘太子某國不周’。
這不是因為趙謙的觀點有變化，而是當法律一視同仁套到所有人脖子上的時候，絕大多數官員都要本能的掙紮反抗。
想到這裏，文祥歎道：“官家，太子還是先學著選賢任能吧。”
“哦！上魚了！”趙嘉仁沒有回答文祥的話，而是歡喜的收起魚竿，就見魚鉤上掛了一條的白條，正在水麵上左右掙紮著身體。看著那條大概隻能喂貓的魚，趙嘉仁笑道：“果然運氣好，從來不會空杆回家。”
文祥可不會被這反應騙了。若是趙嘉仁認同文祥方才的話，他哪怕是讓大魚把魚竿拖走，也要繼續談下去。所以文祥繼續進言，“官家，太子現在趕緊選賢任能，幾年後定然有所成。隻要朝廷內有忠直大臣，王全樂這些人就不敢胡來。既然官家已經加銜太子開封府尹，就讓太子這麼做下去。”
邊聽文祥的話，邊把白條摘下來扔進魚簍。等文祥完，趙嘉仁才道：“老文，你乃是個英才，你當年決定追隨我，是因為我乃是仁宗那樣的仁義君主麼？”
文祥呆住了。曆史上若是皇帝這麼講，那是要和大臣徹底翻臉。不過他知道趙嘉仁並不會這麼對待自己，所以文祥就繼續按照趙家人的思路去想。其實也沒啥好想的，文祥早就想過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