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見原書卷十二。
辛亥、鹹豐元年
詔雪達洪阿、姚瑩冤
初，上在潛邸，即深知達洪阿、姚瑩之冤。至是，詔告天下，有曰：『當時政府力排異己，如達洪阿、姚瑩之盡忠盡力，有礙於己，必欲陷之』。於是台灣之獄大白，姚瑩等尋起用。
——以上見原書卷十三。
庚申、鹹豐十年
冬十月，建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
時各國交涉紛煩，軍機處難以兼理，因議建總理衙門。奉上諭：『恭親王等奏「辦理通商善後章程」一折，均係實在情形，即照原議辦理。京師設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著即派恭親王奕訴、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管理；並著禮部頒給「欽命總理各國通商事務」關防。應設司員，即於內閣部院、軍機處各司員內滿、漢挑取八員，即作為定額；毋庸再兼軍機處行走，輪班辦事。侍郎銜候補京堂崇厚，著作為辦理三口通商大臣，駐紮天津，管理牛莊、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務，會同各該將軍、督、撫、府尹辦理；並頒給「辦理三口通商大臣」關防。其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及內江三口、潮州、瓊州、台灣、淡水各口通商事務，著江蘇巡撫薛煥辦理。新立口岸，惟牛莊一口歸山海關監督經管；其餘登州各口，著該督、撫會同崇厚、薛煥派員管理。所有各國照會，隨時奏報，並將原照一並呈覽；一麵谘禮部轉谘總理衙門，並著各該將軍、督、撫互相知照。其吉林、黑龍江中外邊界事件，並著該將軍等據實奏報，不準稍有隱飾』。
——以上見原書卷十五。
乙醜、同治四年
以兩江總督兼理南洋大臣。
南洋自五口通商，外洋麇集，換條約諸事，交涉紛繁。鹹豐八年，曾頒欽差大臣關防，或歸兩廣總督、或歸兩江江蘇督撫兼管；是年始定歸兩江總督專責，於是有「南洋大臣」之稱。每年額撥南洋經費，洋稅項下，江海關二成，粵海、山海、浙海、閩海滬尾、打狗二口（二口在台灣）各關四成；華稅項下，分解一半，照四成例算；並派各省厘金項下，江蘇、浙江各二十萬，湖北、廣東、福建、江西各十五萬協濟南洋，籌辦海防及添製船炮、軍械之需。
丙寅、同治五年
冬十一月，以沈葆楨總理福建船政。
時講求海防，力圖自強。閩浙總督左宗棠因請創立船政，派重臣總理。上命沈葆楨總司其事，專折奏事；先刻木質關防印用，一切事宜及需用經費，均與英桂、吳棠、徐宗幹等商辦。時葆楨方丁憂在籍，以材非其任，力辭；不許。
丁卯、同治六年
六月，沈葆楨入船政局任事。
沈葆楨既力辭船政不許，左宗棠奉命西征，複再三敦勸；葆楨猶屢辭，終莫獲請。至是服闋，不得已，起任事，猶舉「七難」入告。稱『臣之材望，迥非左宗棠比，而所處之地又各不同。洋人性善疑，非其素所信服之人，動生疑忌。日意格、德克碑久隸左宗棠麾下，其公忠果毅親見之而習知之，固宜為之盡力；臣於二將無一麵之識。其難一也。輪船經費與別項軍需不同，稍不應手，便礙大局。其難二也。紳，受治於官者也；為所治者忽然與之並列，其勢必爭。其難三也。官之於民，有分以相臨；故威則知懲、恩則知勸。紳與士民等耳，恩威俱窒。其難四也。欲速則不成，惜費則不成。其難五也。外國可法之事無多，而製器之工實臻神妙，其人非有聰明絕異之質；但此精益求精、密益加密，不以見難自阻、不以小得自足，此意正自可師。內地工匠專以偷工減料為能，用意即已迥別；故不患洋人教導之不力，而患內地工匠向學之不殷。非峻法以驅之、重賞以誘之，不足以破除痼習。其難六也。日意格、德克碑功成之日，既獲厚利、又得重名，名利所歸，妒之者眾；求分其利、求毀其名，皆在意料之中。稍涉湤移，則前功盡棄。左宗棠威望足以鎮之，非臣所能及。其難七也。具此七難，何敢輕率從事！惟念時事多艱，皇太後、皇上且旰食宵衣，焦勞中夜；若為臣子者狃於避謗遠罪之私智，何以上答君父而自立於天地之間！是以再四躊躇，欲辭不敢；計惟有毀譽聽之人、禍福聽之天，竭盡愚誠，冀報高厚鴻慈於萬一。臣所深恃者，諭旨諄切，知自強之道斷自宸衷；以萬不得已之苦心，創百世利賴之盛舉，必不為浮說所搖。但願共事者，體朝廷之心以為心，勿以事屬創行而生畏難之見、勿以議非己出而存隔膜之思，則大功之成，拭目可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