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尋求共識的願望無疑是令人高興的。但從以往思想界爭論的經驗來看，似乎對達成共識的可能性也不容樂觀。特別是，在所謂精英知識分子之間仍然存在一些對立情緒。而公眾往往對負麵的消息印象至深，所以許多人對“思想精英”也失去了信任。您認為思想界是否存在自身的問題？改善和發展的前景如何？
劉擎：對當今思想界（指狹義的“知識精英”群體），我聽過到許多不滿和批評。有些話甚至很尖刻，說中國哪有什麼思想界，不過是一個個幫派和小圈子，既沒有真學問，也沒有嚴肅的討論，大多是為了自己的名利，彼此攻擊、互相散布流言與醜聞。我認為這種指責是不公正的。從大的方麵看，30年來思想界的討論激發了公共文化的活躍發展，包括開啟豐富的公共議題，形成多種不同的觀點，增進公民的參與性和批判性思考，提供各種概念工具和理論知識……這些成就都是不可低估的。今天公共討論的智識水準與活躍程度也是過去難以想象的，這當然有思想界的集體貢獻。
但同時我們必須承認，目前思想界的狀況並不令人滿意，幾乎失去了80年代享有的公眾信任和影響力，其中的原因很多也很複雜。就思想界內部而言，值得反省的是，過去幾次主要的爭論都提出了非常重大而有意義的問題，但都未能充分實現其潛力，沒有獲得應有的思想“生產性”。而且爭論中出現了一些攻擊性的言辭，造成相當程度的敵對情緒，最終導致精英知識群體的嚴重分裂。我們今天仍然處在這些負麵後果的陰影之中。在知識精英中，難得有人願意認真對待“異己”的思想觀點，也缺乏足夠的尊重和友善。麵對相左的意見，習慣性的反應是“完全不可理喻”，甚至懷疑對方要麼“良心壞了”要麼“腦子壞了”。我沒有把握說這種情況有多普遍多嚴重，但的確是存在的。當然，全世界的知識分子都會吵架。卡爾·曼海姆曾說，“沒有哪個階層比知識分子階層更缺乏目的專一和團結一致”。但中國思想界的分裂有其特殊的“病理特征”，不能簡單地用知識分子的“論辯天性”來解釋。
我幾年前專門對此做過一點研究。在我看來，病理性分裂的根本原因不在於幾個或幾十個重要的思想人物有什麼缺陷，而在於我們還沒有發展出一個獨立的知識共同體，沒有形成一套公認有效的知識判準和機製。因此，爭議不能通過知識場域的內部規則來判斷處理，也就容易訴諸各種外部的力量，引起非規範的惡性競爭。這個問題不是短期內可以解決的。因為知識判準和機製不是簡單地製定一個條文製度，頒布一套完整的規則條例，而是需要一個知識共同體長期實踐養成的傳統。這個共同體要有大量訓練有素的二流學者，要有各個學科自主的充分發展。在公認有效的知識判準和機製之下，是學術範式與風格的差異還是學理水平的高低，是闡釋的獨特還是武斷，是正當的立場預設還是意識形態的偏見，是證據的有效使用還是誤導性的選擇性使用……這些問題基本上不會被混為一談。建立這種判準和機製不是要抑製爭論，恰恰是要鼓勵具有生產性的爭論，同時避免惡性的無謂爭論。
如果沒有這樣一個知識共同體，思想界當下的許多弊端不可能有實質性的改變。當然，這不是說在這個局麵中我們就無所作為，每個人都有責任努力促成這樣一個共同體。但從宏觀上看，這可能要經過一代，甚至兩代知識群體的努力才會有顯著的成效。
記者：在您看來，老一輩和新一輩的學者有哪些不同？兩代人之間會在哪些地方產生勾連與交彙？
劉擎：籠統地談“一輩人”總是很危險的，因為即便共性也一定有例外。當然也可以冒著風險姑妄說之。在我看來，中國學術界與思想界的真正希望在“70後”、“80後”這些新生力量身上，他們基本上是在“後文革”時代中成長的。老一輩學者，主要是50年代（也包括40年代晚期和60年代早期）出生的人，他們雖然有明顯的優勢，也有嚴重的局限，都是在“文革”的特殊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優勢是嚴重“關心國家大事”，有大抱負和強烈的使命感，有追求真理的精神。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有吸引力和感染力。但同時，現在五六十歲左右的學者，少年時代都處在知識極為匱乏的環境中，大多先天不足。更致命的局限在於獨斷傾向，思維與論述的方式多少受到“文革”大辯論的影響，常常有一種“真理在握”的霸氣與自滿，善於論戰和辯駁，而不太善於聆聽，總是想戰勝論敵，卻很少反省和改變自己，這幾乎是一種集體潛意識。（我再要強調一遍，這些概括是簡單化的，而且有許多例外。）
就是你所說的“老一輩”學者，在80年代脫穎而出，到90年代開始占據學院和媒體的主要資源和位置。處在這樣一個優勢的地位，更缺乏審慎和反省的外部壓力，有些人就儼然成為“學霸”（我記得應星寫過相關的批評文章，比較尖銳但切中要害）。思想界過去的爭論就是由他們主導的。很少有人在爭論中認真吸取對方的觀點，更不用說被說服了。被人說服好像是很可恥的事情。我這麼說，完全不否認他們中間有天資過人、思想敏銳、學識淵博、才華橫溢的人物。正因為有魅力，那種獨斷傾向才更加危險。而且，因為我們沒有一個充分發展的知識共同體，他們可以輕率地，旁若無人地說話。有一位80年代就很出名的上海學者，幾年前他為一本研究法國大革命的名著寫中文序言，激昂的論辯文字，其實是針對另一位上海學者。但他本人基本上誤讀了原著的觀點，令人啼笑皆非。還有一位著名的作家和學者，幾年前發表一篇文章，前半段講批判厚今薄古的單線進化論曆史觀，後麵就接著說舊學問都失效了，隻有新理論才能理解新時代，他好像完全不用說明前後的邏輯一致性。而且他批判的自由派人物，都是同輩“大佬”，“70後”學人多少紮實的工作完全不在他的視野之中。好像這麼多年都白過了，江湖還是舊日的江湖，爺還是過去的爺。我提到的這兩位，都是我曾經很敬佩，至今仍然非常尊重的學人。但這樣的高人，是什麼讓他們養成了那種輕率和傲慢？讀那些文章，我心裏就在想，差不多了吧，這一輩人該慢慢退場了吧。所以，甘陽有一段話令我印象至深。他在査建英的《八十年代訪談錄》中說：“我建議所有的人（老一輩知識分子）都應該退出舞台了，應該讓給年輕人，他們相比會更好地談論問題。至少他們沒有這個交惡的曆史。這些老人都個人恩怨太深，糾纏太深，你就不能想問題了，思想都定型了，腦子都僵化了，都不行了。”說得實在精彩！他自己做得怎麼樣另當別論。
相對而言，“70後”、“80後”的新一代學人，“童子功”好，眼界開闊，在學理知識方麵有更好的訓練。他們在相對自由開放的環境中成長，習慣了分歧與批評，更容易養成對話的氣質。他們有自己的立場，但對意識形態的偏執會保持距離，也少有老一輩的那種“英雄情結”（體製中得勢的英雄或反體製的悲劇英雄）。上一代當然對他們有影響，特別是80年代以來開啟的那些“大問題”和問題意識，這是留給他們的重要的正麵的思想遺產。他們會把問題接過來，以自己的視野和方式來重新探討。在他們中間也一定會出現自己的領袖人物（leading .gures），但這個脫穎而出的過程會受到更多的有良好專業訓練的同輩人的檢驗，這會是更嚴格、更苛刻的檢驗。因此新一代的思想精英可能會更少獨斷傾向。
如果說新一代學人有什麼局限，可能在於他們太過“個人化”和“專業化”，處在比較分散和相互疏離的狀態，因為我們沒有留給他們一個好的知識共同體傳統。但也許用不著為此過於擔憂，因為他們正在逐漸走到曆史的前台。在擔當重任的時候，緊迫的責任感就會對他們發生作用，會促使他們認識到團結與合作的必要性，認識到專業意識與公共關懷聯係起來的意義。最終，在新一代學人中，可能出現一個“建設性批判的聯盟”，一個“知識– 倫理共同體”，以公共理性和知識規範為依據，以責任倫理為準則，為探討公共問題提供思想資源。這是上一代知識人未竟的事業，希望在新一代身上。
（本文訪談者為《東方早報》記者黃曉峰、曹柳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