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納起來說，在新的公共文化背景下，思想界外延的擴大，獨白的沒落與對話的興起，以及知識分子立場的複雜化，這些特點都有助於重新打開思想的空間，這也是近年來思想討論開始再度活躍的原因。
記者：您曾在《普世與特殊是分歧所在嗎》一文中說：“我們信奉某種價值，不是因為它是全人類的普世價值，或者中國傳統的特殊價值。普世性或特殊性，都不構成我們信奉某種價值的直接理由。”在您看來，“普世– 特殊”的二元對立是否反映了根本的價值分歧？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價值分歧的狀況？
劉擎：普世與特殊是重要而複雜的哲學問題。但近來相關的爭論並不是哲學討論，而是在言說中國問題。普遍和特殊當然與中國問題相關，但總是第二位的問題，我的這些想法受到陳嘉映先生的影響和啟發。我認為首要的問題是，我們究竟相信什麼價值？信奉的根據和來由是什麼？對於中國人來說，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有意義的，什麼是好的、是珍貴的，這些信念和態度來自我們生命實踐的感受，並在文化背景提供的認知框架中得到澄清和提煉，從而形成自己的價值觀。當前社會的確存在著價值分歧，有些是合理的分歧，有些不是，因為有些價值觀是錯誤的。但堅持正確的價值或批判錯誤的價值（比如主張人人平等，反對各種等級與歧視），訴諸普世與特殊這對概念不會有多大的幫助。不信奉人類的普世價值就是“外星人”了嗎？不信奉中國傳統的特殊價值就是“非我族類”了？那又怎麼樣呢？我想這不是討論價值分歧的有效方式。我們必須從自身的曆史與生活實踐出發來討論價值問題，這裏可能會牽涉到普世與特殊的問題，但這不是我們的起點。比如，對於自由、民主和人權之類的觀念，這些是西方的特殊價值還是普世價值？亦或是偽裝成普世的西方特殊價值？這樣的問題有多大的意義？還不如認真問一問，我們自己到底是否看重這些價值？來由和依據是什麼？我們又如何確定這些觀念的具體含義？我認為這是更為重要、更為根本的問題。這種問題意識，要求我們回到自己複雜的曆史傳統，回到我們的生活實踐。
價值觀構成了自我理解的核心。當前中國之所以會有那麼多的爭論，正是因為我們的自我理解出現了分歧，對於“我們是誰？”這樣的根本問題不再有統一的標準答案。“我們”是曆史的造物，但造就我們的曆史傳統又是複雜多樣的：幾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五四”以來的新文化，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傳統，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實踐，這四種傳統都對我們發生著塑造作用。但對於特定的群體或個人而言，這些傳統的影響又不是等量齊觀的，於是形成了自我理解的多樣性，也就出現了差異與分歧。那麼當我們談及“如何做中國人”或者討論“中國向何處去”之類的問題時，總會有人要求澄清：你說的是什麼樣的中國人？是誰的中國？你怎麼就代表中國發言了呢？我們失去了一個同質化的集體認同。一個凝固確定、明確清晰的“中國人”的統一標準已經不複存在。這是一個根本性的重要事實，也是根本性的困難所在。我以為，所有對於未來中國圖景的想象或方案，都不得不麵對這個難題。回避多樣性的挑戰，再美妙的設想大概都是天方夜譚。
應對多樣性會有不同的方式。對某些人來說，消除異端來建立一個同質化的共同體，仍然是一個具有吸引力的選擇。但如何來消除異端呢？說服、教育和改造（洗腦、反洗腦、反反洗腦）夠不夠？排擠、壓製和禁止會不會遭到抵觸？要不要使用暴力？暴力的正當性和限度在哪裏？是不是可以不惜代價？而且，最後誰是“異端”還很難說。自命正統要鏟除“異端”的，最終自己成為“異端”而被鏟除，曆史上這樣血腥的反諷還少嗎？我想，大多數有識之士都在思考另一種可能，一種更困難卻更可取的“和而不同”的方式：我們必須作為一個共同體存在，但我們也不得不與差異共存。這就是為什麼尋求共識成為如此重要而緊迫的問題。
但換一種角度看，目前存在的價值分歧也並沒有嚴重到撕裂整個社會的程度，許多衝突並不是價值的衝突，而是利益的衝突；許多爭論不是對根本原則的爭論，而是對策略與手段的爭論。重建我們的集體文化認同仍然是可能的。畢竟，我們的曆史是共同的曆史。如果從造就了“我們之所是”的最深刻的曆史背景中考察，就有希望發現最基本的底線共識。在我看來，社會主義傳統留下的人民主權與人人平等的原則，改革開放以來的個人自由和權利觀念，都是當代中國人深刻認同的重要價值。如何實現這些價值，製度上如何安排，優先性如何排序，對這些實踐層麵的問題仍然有很大的討論空間。
記者：我們是否可以說，與90年代相比，思想爭論的情景已經有了根本性的變化，各派必須對新的情景重新做出反應？
劉擎：我覺得應當慎用“各派”這樣的說法，好像思想界有一個個凝固的宗派。“派別”即使存在也不是凝固的，而是縱橫交錯的。思想的分野有多重麵向：知識論的、價值觀的、政治態度的、目標和手段的，等等。你和某些人在政治態度上可能比較相近，但在知識學理上卻反而有分歧，那你到底要屬於哪一派？或許“派別”對於那些著名人物比較重要，但像我這樣的普通學者和知識分子，大多不那麼在乎“派別”。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我一直以為自己是“左派”。但後來有“左派”朋友說我是“自由派”。我就問，中國“左派”的標準是什麼？朋友說兩個標準最重要：第一，是不是否定生產資料的無限私人占有？第二，是不是肯定中國革命的正當性？我說，對第一點否定沒問題，對第二點是有條件的肯定。於是，就被鑒定為“曖昧的左派”。那好吧，我就接受這個標簽。實際上，我一直對學生說，不要老是盯著左右的派別問題。一個人有沒有關懷、有沒有學識見解、是不是講道理，往往比左右差異更重要。
思想界的派別之爭是一個事實，有些爭論是有意義的，有些受到人情世故的嚴重影響，近乎鄉願。但最近我感覺有些積極的變化，出現了比較強的超越派別、尋求共識的願望。2011年開始，我就讀到過好幾個思想界的討論會紀要，都有這個傾向。比如在4月，張木生的《改造我們的曆史文化觀》新書發布會尤其突出，若按派別而論，與會者構成的多樣性讓人有點驚奇。6月份，楊帆召集的“國內外形勢與中國未來發展戰略”討論會也是如此。這些討論的主題基本上都是“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問題，突出的取向是超越派別、尋求共識。這或許是因為大家都對當下的處境有緊迫的危機感和責任感，而且都意識到需要有建設性的方案。
我相信共識不僅是可欲的而且是可能的，因為大多數中國人都支持中國要發展和穩定，但都強烈地主張發展必須以民眾的福祉為宗旨，必須遵循公平正義的原則，也反對那種激化矛盾的“剛性維穩”，要求以法治為基礎的穩定政治秩序；同時也關切現代性對精神世界和心靈生活的衝擊（這也是近年來“國學複興”的原因之一）。對於這些原則性的問題，實際上一直存在著基本共識。我認為，過去思想界的爭論可能突出了次級層麵的分歧，反而忽視或者掩蓋了本來就存在的基本共識。現在，有更多的人願意從基本共識出發來展開對話討論，就更有可能形成求同存異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