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東師大曆史係教授劉擎雖然自稱是“曖昧的左派”，但他反對用“左”和“右”之類的標簽來劃分知識分子。在他看來，新的公共文化要求中國的思想者結束“獨白”，展開對話，尋找共識，由此形成“倫理– 知識共同體”。這是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思想論戰中一直被忽視的。
記者：就您觀察而言，當代中國社會思想界的狀況和過去相比有哪些新的特點？
劉擎：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思想界發生過了幾次明顯的變化。最近我感到，又一次重要的變化正在發生，原因是多方麵的。最重要的是公共文化的大背景出現了轉變。我們正進入一個迅速傳播與高度共享的時代，知識和信息的壟斷越來越困難。最近的“郭美美事件”完全不是孤立的。類似的事例舉不勝舉：路人從垃圾桶裏發現的一份“出國考察”的日程表、“內鬼”透露一次宴請的發票或者一張購買茅台酒的單據……就這麼點蛛絲馬跡，放到網上立刻引起大量圍觀，可能掀動一場廉政風暴。過去我們的公共政策和實施機製基本上是少數專家和官員的內部事務，決策過程和經費開支等等信息都是隱蔽的，甚至是“機密”。但現在我們進入了一個“泄密時代”，公共事務的“黑箱操作”越來越困難。與此同時，學術專業知識的門檻也開始下降。專業知識完全可能通過學院外的渠道獲得，包括網絡上共享的世界名校的課程視頻和課件、學術演講和研討會的資料，以及大量的中外學術書籍和文獻等等。30年前你有幾份內部資料就可能獲得特殊的“話語權”，20年前一個洋博士憑一些新概念新理論就可能建立“知識霸權”。而現在，互聯網上簡直藏龍臥虎，你一不小心就會碰到懂多種外語的“高人”。他們有超強的自學能力和資源，雖然可能是非專業人士，但比起視野和見解，專家學者不見得有多少優勢。
從更大的視野來看，這裏有一個世界範圍內的長程曆史發展趨勢，就是知識與信息的大眾化對公共文化的塑造，對知識和權力結構的衝擊。幾百年前的歐洲，印刷術與平民教育的興起顛覆了僧侶階層對聖經教義的闡釋霸權。而現代大眾傳媒的發展則瓦解了信息壟斷的格局。從40年前的“水門事件”到不久前阿桑奇的“維基泄密”，都標誌著這種大趨勢——任何宣稱人民主權的國家，公共文化隻要達到某種開放水平，就會以正反饋的激增態勢要求更高程度的公開和透明。
我相信，今天的中國也正在見證類似的公共文化發展。這種發展不是任何人的設計或計劃，其根本動因來自迅速變化的社會本身，來自變化所造成的眾多而重大的公共問題，來自公眾對這些問題的關切與介入的強烈訴求。近幾年的變化格外突出，因為新傳播技術的大眾化（以及教育普及的累積效應）造成了可操作的公共空間。在此，公共問題不再是隱藏的或若隱若現的，而是越來越明確地顯現；公眾關切與介入的聲音也不再是零星的和孤立的，而是開始彙集起來，成為難以置之不顧的“公共輿論”。
當然，所有這些發展目前還缺乏足夠的製度性保障以及正當合理的規範，也一直存在著某種力量試圖肢解這個空間，試圖將互聯網改造成“互不聯網”。也有些學者會非常關注這種趨勢的複雜麵向，擔憂其中的危險和隱患。我並不是無保留地讚賞這個“泄密時代”，也不是簡單地歡呼公開化和透明性。但無論如何，新的公共文化有很強的生命力，將對原有的知識權威和政治權力形成越來越嚴峻的挑戰。這構成了我們分析當今思想狀況的一個突出的背景條件。
在這種背景下，“思想界”的概念本身可能就有了變化。本來我們可以相對清楚地界定“學術”和“思想”。按照一般的理解，“學術”基本上是指“為學術而學術”的純粹專業領域中的研究活動，而“思想”則是針對公共問題展開的具有學理的論述實踐。當年李澤厚先生曾說“思想淡出，學術凸顯”，大家都會明白他的意思。但現在“學術”與“思想”之間的邊界變得日漸模糊。一些非常專門的學術工作，可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思想意義。比如，一個研究孔子、莊子或是柏拉圖的學者，在今天這個時代可能會有很大的公共影響，因為這些經典論題以某種方式回應了人們對心靈世界與政治秩序的關懷。而社會科學方麵的研究更是如此。譬如，清華大學“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在2010年發布的研究報告中透露，2009年中國的國內安全開支高達5 140億元人民幣，接近5 320億元的國防預算，並且會以更高的速度增長。這項研究與公眾關切的維穩問題密切相關，在網上被頻繁地引用和轉載，在國內外激起很大的反響。由此可見，哪怕是純粹的學術研究，隻要具有公共相關性，就會迅速傳播，造成很大的公共影響。過去講“研究無禁區，宣傳講紀律”，現在這個原則越來越難以實施。學術研究大概總會發表，哪怕在一個非常冷僻的專業期刊上發表，隻要有人下載了再上傳，就會被廣為散播。
另一個方麵，思想界的構成也發生了變化。過去“知識精英”（知名的學者和作家）是思想界的主體。現在“公共知識分子”這個群體正在擴大，還包括專欄作家、新聞記者、自由撰稿人、獨立書評人、中小學教師、大學生、律師以及企業家等等，因為他們同樣有能力展開具有學理性的公共討論。同時，公共傳媒的概念也在擴展。互聯網已經成為一種主要的媒體，並且以“多對多”的橫向傳播打破了傳統媒體“一對多”的縱向傳播方式。所有這些因素，都使得“思想界”的輪廓麵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個範圍更大的、更具參與性的思想界正在成型，擴展和覆蓋了原來那種狹義的、知識精英主導的思想界，至少在影響力的意義上是如此。
記者：那麼，您說到的這種公共文化的背景變化，對於當下思想界和知識分子主體又產生了何種影響？它們限製了公共問題的討論，還是開啟了更多的空間？
劉擎：首先，這種眾聲喧嘩的局麵當然會造成某種混亂和無序，但也帶來了對“理性的公共使用”的更高要求。“獨白式的”論說很難再維係自身的權威，而“對話式的”論說會成為所謂“話語權”的一種必要構成條件。也就是說，任何一種論斷主張必須依據理由，而理由會遭到質疑和反駁，若要堅持論說的有效性，就必須回應質疑和反駁，這種問答回應的結構就形成了直接的（或至少間接的）對話關係。比如，清華大學課題組的報告公布，許多人認為這是維穩費用超過國防開支的證據。這時候就有人出來反駁，指出“國內公共安全”含義甚廣，絕不僅僅是維穩。這個澄清很有意義，但對話沒有結束。接著就有人繼續提問，那麼“國內公共安全”到底包含哪些項目？我們需要一張“明細表”，才能判斷維穩的實際開支。後來《財經》雜誌發表了更為詳細的報道和分析（見《公共安全賬單》，刊登於《財經》雜誌2011年第11期），展開了新一輪的討論。
這樣的格局對思想界意味著什麼？任何一種觀點或主張，無論出自多麼“精英”的人物，都可能在非常大的範圍內麵對質疑和反駁——論證是否在邏輯上是自洽的？是否符合事實證據？有沒有選擇性地操縱證據？如何對待“例外”的情況？有沒有認真回應“反論”（counter-argument）？這就迫使“話語權威”更多地依據理由和證據，而不是發言者本人的身份地位，這在根本上要求更強的理性對話。
我知道，說網絡時代的思想討論要求更多的理性對話，肯定與許多人的觀察相左。對大眾傳媒和互聯網的所謂“公共空間”有無數批評指責，幾乎不絕於耳。我熟悉相關的理論，當然也了解網絡上那種義氣之爭，惡言相向，還有謠言流布，還有“多數暴政”，還有侵犯隱私權等等，當然問題成堆。我不是無視這些問題，但是（我還是要說“但是”），也就是在網絡上，有同樣多的、同樣強烈的對所有這些問題的批判和抵製。最重要的，單純的非理性謾罵常常會相互對衝抵消，在思想爭論中並不構成有效的批評，也沒有真正的影響力，大都是過眼雲煙。大浪淘沙之後，還是具有理性對話品質的論說更具有影響力。
其次，公共討論的活躍，議題領域的擴大，也使得精英知識分子的立場分野變得更為複雜，很難再用“左”和“右”來標識。這種標簽歸類本來隻是方便之用，現在更暴露了其局限。因為“從左到右”隻是一個線性的數軸，而所謂立場至少包括文化的、政治的、經濟的不同方麵，這就需要一個立體的三維坐標來定位。舉例來說，獨立學者秋風最早研究哈耶克的思想，但最近他卻一直在讀儒家，探討儒家傳統與憲政的關係。那麼，他在經濟上可能是自由主義的，在文化上可能是保守主義的，而在政治上可能是自由保守主義的，就很難用簡單的“左”與“右”來定位。再比如，曾被稱為中國“新左派”的一些知識分子，在90年代中後期對中國的發展模式有過很強的批判態度，也願意被稱為“批判型知識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s）。而近年來，部分“新左派”越來越多地肯定和讚頌“中國崛起”，而“左派”慣常的尖銳句式（比如，究竟是誰的崛起？平民的還是權貴的？）從來沒有用來質疑“中國模式”。“批判型知識分子”好像變成了“頌揚型知識分子”或“辯護型知識分子”。這種轉變當然可能有自己的理據，但他們在什麼意義上還能被稱為“左派”？因為“左派”是一種批判傳統，首先是針對自身處境中既存格局（status quo）的批判。他們仍然有犀利的批判麵向，針對的是美國霸權和全球資本主義秩序。這種“舍近求遠”的批判是否更為深刻？是否切中了中國問題的關鍵？這都是可以爭議討論的問題。但“新左派”的舊標簽似乎完全無從把握這種立場的複雜性。總之，現在知識分子的譜係變得非常複雜，使得過去的標簽式劃分喪失了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