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誰在乎西方模式？》一文中，筆者曾提出，論及發展模式，首要的問題在於“什麼是好的模式”。敏銳的讀者立刻就開始追問：那麼究竟什麼是好的？對誰而言是好的？這是關於價值標準的追問，雖不新穎，卻至關重要。近年來相關的討論十分熱烈，往往圍繞著“普世價值與特殊價值”的議題展開。但普世性或特殊性對我們價值觀的形成究竟有多重要？對澄清和應對我們的價值分歧會有多大的意義？我對此抱有相當懷疑的態度。
在我看來，我們之所以信奉某種價值，不是因為它是全人類的普世價值，或者因為它是中國傳統的特殊價值。普世性也好，特殊性也好，都不構成我們信奉某種價值的直接理由。我們關於好壞對錯的觀念當然不會沒有來由，但並不來自那種抽象屬性，而是源自一些“故事”以及與故事糾纏在一起的“道理”（這一觀點受到陳嘉映老師的影響）。有人珍視個人自由，有人堅持尊卑有序，都是在自己成長的經曆中形成的，是在社會化過程中逐漸確立的。會有誰是依據邏輯原則來確立價值觀的嗎？比如通過三段論式的推理：因為個人自由是人類的普世價值（大前提）；而我是人類的一員（小前提），所以，我信奉個人應該享有基本的自由權利（結論）；或者，因為尊卑有序是中國傳統的特殊價值（大前提）；而我是一個中國人（小前提），所以，我確信地位較低者應該遵從地位較高者（結論）。這種推理雖然清晰明確，卻有點匪夷所思，與實際的人生體驗相當疏離隔膜。也許在哲學反思的層麵上，價值的普世性與特殊性是一個有意義的問題，但對於探討我們價值觀的實際來由，這大概總是第二位的問題。
做出這種辨析又有什麼現實意義呢？我想其意義在於問題焦點的轉換，轉向我們所信奉的價值的實際含義及其來龍去脈，而不是其抽象屬性。那麼，無論是要提倡還是要反對某種價值，更有說服力的方式可能不是去訴諸其普世性或特殊性，而是去探討這種價值與我們生命體驗的關係，與我們文化實踐及其背景的關係。
如果碰巧你有一個同事是個大男子主義者。你主張男女平等，因為這是普世價值；他相信男尊女卑，因為是中國的特殊價值。然後還能怎麼繼續討論？著急了你可以說，不承認普世價值就不是人類或者是外星人，他就回敬說，不堅守特殊價值就是“非我族類”的外國人。沿著這個方向爭論下去，大概隻有各持己見、不歡而散。也許你該試著換一種方式，談談我們共享的當代文化與所謂“中國傳統”有哪些異同，回憶一下新中國的男女平等教育對你的塑造，說說身邊讓你欽佩愛戴的女性人物，再問問他有沒有類似的經曆和體驗……這種交談是在分享形成一個價值信念的真實來由，雖然未必能保證達成一致，卻可能有助於澄清彼此的分歧及其原由，也就更可能接近共識，或者以求同存異方式和平相處。
有一次在我的課堂上兩位同學發生爭論。甲同學相信言論自由是基本人權，是重要的普世價值；而乙同學反駁說，人權實際上是偽裝成普世價值的“西方價值”，並主張“民生才是硬道理”，因為這是我們中國人的價值。甲反問：“難道我不是中國人嗎？”乙回應：“你大概已經被西方觀念洗腦了。”接下來的對話就有點劍拔弩張：“你自己有沒有被什麼洗過腦呢？就算我被西方洗腦了，全中國有幾億人都被西方洗腦了，那你怎麼辦？是不是要開除我們的國籍啊？這就達到你分裂中國的目的了吧？”“哪有幾億人？不過是一小撮‘西奴’而已，開除你們也沒什麼可惜！”“一小撮是多少啊？你調查統計了過嗎？有證據嗎？”“那你開口就說幾億人，你有證據嗎？”“請不要反問我！因為你本來就沒有言論自由的權利！”……
我相信，這種抬杠式的爭論已經偏離了生活實踐中我們對價值的理解。於是我提出幾個問題請他們思考。如果你大膽地給領導提意見會有丟失工作的危險，你會不會有所顧慮猶豫？這是否說明（在某種條件下）你實際上更珍視難得的工作機會甚於言論自由？或者，這反而說明言論自由權應當得到保障？“民生是硬道理”是中國獨有的價值嗎？西方人願意無條件地為言論自由而犧牲民生嗎？但“民生”究竟是什麼意思？是否包含讓人生活得有尊嚴？還是說（像飼養場一樣）“喂飽了”就算解決了民生問題？那麼尊重人權（包括言論自由）與保障民生是根本衝突的還是可以相得益彰的？言論自由會不會妨礙公共秩序？缺乏自由的強製性秩序會不會比較脆弱？有沒有可能實現一種“自由的秩序”？
細致地討論這些問題仍然會出現新的分歧。但我們發現，分歧的關鍵很少關乎價值的普世性與特殊性，而更多涉及各種價值在不同情境中的優先性排序。我們也發現，我們所處的文化背景早已是中西融合、難解難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