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初已經有英國人馬丁·雅克的著作《當中國統治世界》風靡一時，2011年初張維為教授的暢銷書《中國震撼》也就不那麼令人震撼了。無論“文明國家”的老調重彈是否可靠，中國崛起是一個事實。作者的貢獻在於全麵總結“中國模式”，也沒有刻意回避其問題。全書的基調是樂觀自信的，並將“擺脫西方”的主題推向了新高潮。當然“他不是一個人在戰鬥”，近年來已經有不少論者誨人不倦地告誡國人：不要迷信西方模式，那隻是個傳說。這番告誡原則上並不錯，但問題是，究竟是誰那麼在乎西方模式？
大概有兩類論者最關心西方模式。一種是“唯西是從”，主張隻有照搬西方模式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另一種是“逢西必反”，相信隻有處處堅持與西方相左的“中國特色”，才是我們發展的正途。兩種觀點看似針鋒相對，實際上卻受製於同一個非自主的思維框架之中。盲從迷信自不必說，沒有多少自主性可言。但針鋒相對的逆反也恰恰被自身的對立麵所左右，陷入被“逆向製約”的狀態，仍然缺乏獨立自主。或許，“西方模式VS中國模式”之類的二元對立根本就是一個誤導性的思路。對於探索中國發展而言，若一定要談論什麼“模式”，更為基本和迫切的真問題是：什麼是好的（可欲的）模式？而以“我們的還是別人的”作為標準來決定“好壞與否”，是一種智識上的混亂。
因此，對所謂西方模式的批評，真正站得住腳的理由，不是因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為它是不好的。批判者應當提出有效的論證：傳說中的西方模式實際上危機重重，或者，就算在西方本土還不壞，但移植到異地（包括中國）就必受“南橘北枳”之苦。但目前西方模式的批判者給出了這個有效論證嗎？“沒有一個非西方國家取得過模仿西方模式的成功！”言之鑿鑿。但是，日本、韓國、中國的台灣地區算失敗了嗎？這些地區與我們相比，是百姓生活更為貧困嗎？是收入分配更不公嗎？還是公職人員更加腐敗呢？當然可以爭辯說，這些地區的相對成功，恰恰是沒有照搬西方模式，而是發展出了各具特色的日本模式、韓國模式以及台灣模式。那麼，為什麼菲律賓的失敗就是照搬西方模式的結果，而不是有特色的“菲律賓模式”失敗呢？凡是成功的都是“特色”的勝利，凡是失敗的都是“模仿”惹的禍。以如此取舍為經驗論據，這樣“理論”必將無往而不勝。
早在改革開放之初，“市場經濟”被許多國人視為“西方經濟模式”。在中國引入市場經濟也被視為模仿西方，爭論之激烈，以至於當時要用“商品經濟”為名來回避使用“市場經濟”這個術語。但中國的崛起，無論本土傳統對此有多少貢獻，恰恰發生在引入市場經濟之後，這絕不是一個巧合。那麼，三十年來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是不是模仿西方經濟模式的結果呢？當然不是，這是我們有自己特色的創造性借鑒，而不是簡單的模仿照搬。
但是，由市場經濟主導的發展結果未必都是正麵的。有許多論者將當下的各種弊端——貧富不均加劇、環境汙染惡化、腐敗猖獗蔓延以及社會道德危機——都歸咎於市場經濟，認為這恰恰是模仿西方模式的惡果。暫且不論這樣的分析是否嚴謹可信，我好奇的是，中國模式的讚頌者對這些困境與危機該作如何解釋？這到底是有特色的創造性借鑒的結果呢，還是簡單模仿西方的結果？當然，聰明的理論家總可以有更高明的選擇：凡是偉大的成就都歸功於“中國特色”或者“創造性借鑒”，凡是嚴重的弊端都歸咎於對西方模式的簡單模仿。這樣的邏輯很強大很給力，就是荒唐得難以自圓其說。
心裏總是惦記著西方模式，無論是盲從迷信還是逆反對立，都可能陷入作繭自縛的誤區。即便對他人有所借鑒，中國的發展總是中國人的實踐，其成功與否首先不是以多麼接近或區別於西方為準，而是應當以中國人實際肯認的好壞（價值）標準來判斷。依據這個標準，現下的中國模式大概足以讓外國人感到震撼甚至“威脅”，卻未必能讓中國人自己心悅誠服。因為我們期待的中國模式，除了國家的強大，還需要滿足這樣一些目標：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基尼係數至
少不再高於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人均GDP以及人均收入的水平至少都能超過中國男足目前的世界排名；教育或公共醫療的年度開支至少不會與“公車花費”處在同一數量級；吃飯的時候至少不必為食品中的各種有毒添加劑而恐慌，說話的時候至少不必擔心“異質思想”有沒有觸動誰的“敏感（詞）”神經……
到那一天來臨的時候，大概不會有多少中國人去糾纏如何“擺脫西方”的假問題。說到底，誰願意那麼在乎西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