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內地與港澳台交往的日趨頻繁，經濟是快速發展了，但資本主義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影響也更加明顯了，並將長期影響。
1993年，深圳市支隊準備舉行閱兵式，出現了一位地方老板願意出20萬元在閱兵式主席台上買一個座位遭到拒絕的鬧劇。
1996年，出現了一家公司要借深圳市支隊賬號轉賬2億，事後給支隊2000萬無息貸款被冷遇的諷刺劇。
這些在大環境的複雜、小環境的特殊中翻船落馬的，想利用特殊人物、特殊身份來達到不可告人目的的，幾乎都可以用“錢、樂、路”三個字概括。
“錢、樂、路”中有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錢、樂、路”中有黨性，政紀，軍規。
“錢、樂、路”中有一個人的命運密碼。
從2001年開始，深圳市支隊黨委每年都把“錢、樂、路”工程作為幹部經常性教育的一項重要內容來抓。
2005年，胡錦濤同誌在全黨倡導開展黨員先進性教育。深圳市支隊結合實際，同樣以“錢、樂、路”為導線，深入開展“三有一樹”教育，即：
有理想、有能力、有作為、樹形象。重點還是以解決“錢、樂、路”問題入手，解決三個問題：從立黨為公的高度看得失，解決願幹的問題；以加強能力建設的要求看素質，解決會幹的問題；用發展的理念看作為，解決幹好的問題。
從深圳市支隊這幾年幹部提拔的情況看，凡是對“錢、樂、路”問題認識比較到位、解決比較好的幹部，就工作順利，提得較快，有的甚至當了先進。
比如：幹部股長、“優秀黨務工作者”劉豐，宣傳股長、“優秀基層帶兵幹部”劉永福。
官兵們也發現，凡是對“錢、樂、路”問題存在模糊認識，行為上有偏差的幹部，在工作上總是犯下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受到組織這樣或那樣的處理。
2．錢是啥東西
有些問題，看似很複雜。
但攤開來說，把它說白了，其實也很簡單。譬如說——金錢。
莎士比亞說：“金子，黃黃的、發光的、寶貴的金子！……這東西，隻這一點點兒，就可以使黑的變成白的，醜的變成美的，錯的變成對的，卑賤變成尊貴，老人變成少年，懦夫變成勇士……使異教聯盟，同宗分裂；它可以使受詛咒的人得福，使害著灰白色的癲癇的人為眾人所敬愛……”
深圳市支隊曾組織人馬集中精力進行調研，形成調研報告《“酒綠燈紅”現象影響幹部的特點及對策思考》。該報告認為：近幾年，官兵的金錢意識明顯增強。深圳消費指數高，物質生活水準高，據深圳市統計局公布，2004年深圳居民年均收入3．1萬元。幹部到深圳市支隊工作一段時間後，麵對繁華的街市，受追求利益最大化等觀念的影響，容易出現講實際、重利益的思想。
問卷調查79名幹部，在回答最關心的問題一欄中，將工資待遇排在第一位的有43人，占54．4%。
還有一種現象格外引人注目，有一段時間，不少幹部桌上擺上了《富爸爸窮爸爸》，及《富爸爸窮爸爸》輔導教材。
1999年4月，《富爸爸窮爸爸》在美國全麵上市，999年10月銷量突破100萬冊；2000年2月，該書在亞馬遜網上書店上百萬種圖書中的銷量高居榜首；2000年3月，《富爸爸窮爸爸》韓語版登陸韓國，兩個月內銷量達25萬冊；2000年6月，《富爸爸窮爸爸》靠岸澳洲，大小書店一時為紫色所覆蓋……
該書作者羅伯特清崎曾服役於美國海軍陸戰隊，作為軍官和艦載武裝直升機駕駛員，被派往越南戰場。973年從戰場上歸來後，羅伯特開始了自己的商業生涯。
他的這本關於怎樣更多、更快、更合法地獲得財富的《富爸爸窮爸爸》，像是一本掘金“路線圖”。
這套“路線圖”擺在了一些幹部的書架上，引起了許多人的深思。
在“錢、樂、路”教育時，支隊倡導對金錢這個問題沒有必要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地，要說就把它說白了，說到本質。
在對全體幹部進行正麵教育時，灌輸的關於金錢的觀念是：財富本來是高尚的；金錢也不是萬能；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消費要量人為出。
在灌輸觀念的同時，深圳市支隊還注重引導幹部算好拒腐防變“三筆賬”：
一是政治賬，使幹部明白不能由於一時貪念，斷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二是經濟賬，使幹部明白目前穩定的收入和待遇來之不易，如果違紀違法丟掉個人現有的一切，下半生生活就會無著落，得不償失；三是感情賬，使幹部明白如果自己違紀違法，不僅無法孝敬自己的父母，照顧自己的妻兒，還使得父母妻兒在人前抬不起頭，人後暗自落淚，慘淡淒涼，將欠下一輩子也承受不起的感情債。
“三筆賬”算出了幹部對“錢、樂、路”問題的認識和理解，算出了思想認識的統一。
南頭中隊中隊長邵榮輝在教育心得中寫道：錢可以買到“藥物”，但買不到“健康”；錢可以買到“書籍”，但買不到“智慧”；錢可以買到“服從”，但買不到“忠誠”；錢可以買到“軀體”，但買不到“靈魂”；錢可以買到“虛名”，但買不到“實學”；錢可以買到“小人之心”，但買不到“君子之腹”……
3．獄中。一場落淚的演講
國家有《軍隊轉業幹部安置暫行辦法》。
深圳市有《深圳市接收軍隊轉業幹部安置暫行辦法》。
兩個規定在文件名上看去，有一個相同的地方，就是都以“暫行”為後綴。
“暫行”二字，成為很多現役幹部的心病。
這塊“心病”幾乎是所有軍隊幹部所關心的“後路”。
深圳市支隊2000年至2003年轉業安置幹部共59人，有7人進企業，占11%，其他進政府機關或事業單位。
2004年，深圳市接收轉業幹部安置又有了一些新政策。
在這種情況下，有些幹部缺乏集體觀念，不能正確處理個人與集體的關係，盤算個人“小九九”，開始擔心自己職務晉升受限，年齡偏大，以後轉業到地方不好安置，不易發展，錯失轉業良機，不同程度出現工作不盡心、在位不盡責現象，片麵認為早轉業比晚轉業好。認識不到轉業時機要綜合考慮部隊的需要、個人的實際情況和地方的需求等因素，認識不到隻有盡職責、守規矩，有過硬素質，才能走好腳下之路，拓寬人生之路這條路徑。
“錢、樂、路”之“路”，說到底是指“後路”這條“路”。
一些幹部為了這條“後路”，信奉“多個朋友多條路”，在地方濫交朋友。
為了解決好認識上的問題，深圳市支隊黨委“一班人”認真思考，亮出了絕招。
2000年9月。深圳市支隊全體幹部分三批，到位於偏遠的關外龍崗區橫崗鎮的十三中隊報到。這個中隊擔負的是深圳監獄的武裝看押勤務。
2000年度的幹部集訓，其重要內容仍然與“錢、樂、路”工程有關。
這一次不同的是：到監獄聽罪犯講述“自己的故事”。
在監獄，幹部們聽一個又一個罪惡累累的服刑人員，聲淚俱下地念悔過書，那發自一顆顆扭曲心靈深處的懺悔，使在場的每一個幹部無不動容。
這是一個叫大勇的刑犯悔過書的最後一段：
“有一次，父親來看我，透過冷冷的鐵柵欄，父親遞給我一雙鞋，隻說了一句：鞋是母親做的，路要靠你自己去走。說完，父親痛苦地轉過了身，父親覺得丟了祖宗八輩子的臉。我看到父親來的時候步履匆匆，走的時候每一步都是那樣的艱難，我還有一年就要出獄了，然而，這一年對於我的父母來說，就是365個噩夢。我的淚水就這樣奔湧而出，是的，每當春風吹拂大地時，我看不到田野上綠的草，麵對我的是沉重的鐵門；每當晚霞噴薄的時候，我看不到它的絢爛，麵對我的是高牆電網啊！我悔啊！我心裏苦啊……”
傾聽這心靈的顫抖，許多幹部當場流下了淚水。
從監獄回到部隊，緊接著支隊又把6名幹部請上了講台。這6名幹部都是在“路”上摔過跤的。
作為反麵教員，他們用自己走過的彎路，言詞切切地提醒戰友們一定要自警自律，自潔自愛。走怎樣的路？怎樣走路？在這次集訓中，深圳市支隊的幹部們，感覺從來沒有如此強烈過，思路從來沒有如此清晰過，烙印從來沒有如此深刻過。
4．你快樂嗎？我很快樂楊貴文，財務股助理。一位默默無聞，貌不驚人，語不驚人的財務助理。在集訓隊裏，他有一段話，耐人尋味。那天，幹部輪流發言，談話的題目：什麼是快樂？怎樣才能快樂？
支隊副政委文陽華的開場白是：“革命軍人應有‘三樂’——知足常樂、以苦為樂、助人為樂。”
輪到楊貴文發言，在大篇幅談完“快樂”之後，最後一段成為“經典”：快樂的人，在黑夜中也會露出笑容。愁苦的人，即使睡著了夢中也有滴淚。每天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想想今天的工作都完成得很好，所以我就覺得快樂。
這一段話，一度成為深圳市支隊的“名言”了。
是的，工作著是快樂的，完成任務是快樂的，服從命令是快樂的，遵章守紀是快樂的，建功立業是快樂的，家庭美滿是快樂的……被譽為“警營發明家”的士官付承享，他用事實證明奉獻更是快樂的。
付承享當兵6年，發明成果3項，7次榮立三等功，被省武警總隊樹為“學雷鋒標兵”和“紅旗駕駛員”，3次被評為“優秀共產黨員”。
2000年，深圳特區主流媒體——《深圳商報》，以《一位士兵的快樂》為題報道了他：
夕陽西下的時候，“警營發明家”付承享快樂地坐到了我的對麵。邊看日落，邊進晚餐，對於這位已有六年軍齡的普通士兵來說，仍是一種奢侈。
服務員遞給我們每人一塊毛巾，付承享接過去，一擦，毛巾被擦得黑不溜秋，但他的手仍然是老樣子。
我這才發現，這雙手黑得讓人讀不出年齡，粗糙得讓人讀不出歲月，但那疤痕裏隱藏著一顆跳動的心，指紋裏能讀出一位士兵的故事宛如一段歌。
六年前，付承享在廣東省交通技術學校讀汽車維修專業，從那時候起，他開始癡情於電路和油路、扳手與螺絲刀，甚至有時候對他來說，汽油聞起來都是香的。
聞汽油香是一種快樂。
畢業後，付承享在省汽車站擔任維修技術人員，月工資2000餘元。他家庭比較富裕，哥哥是個體老板，有數十萬元的家產。有一天，他想到軍營去圓一個綠色的夢想。
於是，他長這麼大第一次違背父母的意願，辭掉了省汽車站的工作，在當地征兵辦報了名。年底，他終於放棄了優裕的生活環境，來到武警深圳市支隊當了一名普通的汽車修理兵。他記得，離家踏上軍列的那一刻，驀然回首，發現母親的那渾濁的雙眼早已哭得紅腫。剛分到汽車中隊時，擺在付承享麵前的是：中隊5台大車隻有4台能運轉，其餘11台全都“趴了窩”。沒有良好的交通工具，部隊執勤和處突任務怎樣完成？這一刻，他很快樂他有用武之地了。
第二天，付承享向中隊立下軍令狀：兩個月內將11台車全部修好。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但付承享是一個不畏難的兵，他從發動機、油泵、離合器、供油管、電路開始，對汽車的每個部件進行逐一檢查，摸準“病情”，“對症下藥”。
每修好一台車，就對付承享繼續修下台車產生新的動力。每修好一台車，對付承享來講又是一次快樂的延續。
這樣不分白天黑夜往下幹，兩個月下來，台車，台台“康複”。付承享的代價是，瘦了0斤，黑了一圈，雙手跟樹枝差不了多少，隻有他那笑容依然是那麼燦爛，像是農民吃上剛收獲的新米飯。
從軍6年多來，付承享先後為支隊維修車輛800多台次，帶出2名車輛修理員，為支隊節約經費約90多萬元。
這些數字是我從支隊組織部門撰寫的付承享先進事跡材料上記下來的。
熟能生巧，長期的修修補補，磕磕碰碰，付承享總結發明了“汽車修理28法”，對機械、電路、油路等各方麵維修經驗進行了總結。運用這一發明，不管什麼車輛隻要一發動，就能判斷車輛的技術狀況，再大的故障，隻要搗鼓幾下就能重新上路。
1997年香港回歸時，付承享擔任支隊警衛和“處突”任務車隊的維修保障組組長。他時常感到莫大的快樂，有一次他晚起床兩分鍾，就感到辜負了部隊首長的信任。為了保證安全行車和使車輛發揮最佳的性能狀態，他可以不分晝夜地奔波在各個警衛點之間，確保了所有車輛的萬無一失。
1998年全國大抗洪期間，他同樣擔任廣東省赴湖南災區運送救災物資車隊維修保障組組長。淩晨5點多，一輛大卡車在韶關境內出現了故障，如得不到及時修理，將影響整個的車隊的運行速度。想想災民們那渴望的目光，付承享不顧路上蚊叮蟲咬，趴在地上對車輛易出故障部位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檢查，終於將故障排除。在車隊來回一個多星期、3000多公裏的奔波中，他為車隊排除故障0餘起，確保了救災物資順利送到災民手中。
這一兩年來，上至軍委首長，下至普通士兵都在熱乎乎地討論“科技強軍”大計。
付承享注定又坐不住了，在他想來，這些軍隊大事沒有一件與他無關。
能為軍委首長分憂是一種快樂。
他自費買來一大堆與汽車修理有關的書籍，認真鑽研起來。
久而久之，他發現，長期以來部隊的運兵車沒有登車板，遇有情況緊急登車時，戰士們都是前拉後推才能上去。這樣既不安全也不方便，還會影響速度，貽誤戰機。
於是，他抽出業餘時間對此展開了研究。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半年的醞釀，他研製出了“99式武警登車板”，這種登車板方便、安全、利於部隊快速行動，又不占用空間。
這項發明在省武警總隊科技練兵現場會上得到演示和推廣，廣東省核事故應急演習中廣泛運用了這種登車板，專家好評如潮。縱使在全國武警部隊的數十萬官兵裏，擁有兩項發明者也是寥寥可數。
但付承享似乎並沒有滿足，他還是以前的那個付承享：愛著部隊，愛著鑽研，愛著發明。
不久，付承享的第三項發明——“武警交通拯救車”又問世了。我想不久的將來，他會讓我們看到更多更好的發明。
當了6年兵，當初坐同一輛車來部隊當兵的戰友，現在或已經當上了他的領導，或已經成家立業，驕為人父。
而年已二十有七的付承享依然穿著那身橄欖綠，依然剃著那個短寸頭，依然蹬著那洗得發白的解放鞋。
我曾問付承享有沒有考慮過“錢”這個字，他沒有直接回答，而是講了這麼一件事：地方有三家大型汽車修理廠的經理，聽說了他“身懷絕技”，曾多次將大紅聘書送到手裏，並許諾月薪5000—7000元，希望他能夠“出馬”當技術顧問，都被他婉言謝絕。
我曾還問付承享可曾考慮過“退路”，因為“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他總有一天要脫掉這身軍裝。
這次問，付承享沉默無語。那緊鎖的眉宇間，似乎有一種執著。我們聊著聊著，一輪彎月已經升起，采訪暫告一段落，晚餐也結束了。我的目光再一次停留在那塊黑黑的毛巾上，我在想它應該是美麗的，因為付承享是快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