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還要求深圳要膽子大一點，步子快一點。
離開深圳時，鄧小平親切地與武警深圳市支隊官兵合影。據說，這張合影是全國武警內衛部隊目前能找到的，鄧小平與武警官兵不多的幾張合影之一。每次武警總部和武警廣東省總隊拍攝有關題材的影視片時，都要借用這張照片。
二、特區，一支部隊的真實生存環境
1．中國“試管嬰兒”
1978年，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說：如果在一個很長時間內，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發展速度比資本主義慢，還談什麼優越性？……現在是我們向世界先進國家學習的時候了。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從此由階級鬥爭向經濟建設轉移。
春天來了，春潮在人們心中湧動。
那個時候，中國人沒有幾個人知道深圳。
據深圳官方網站“深圳政府在線”介紹：“深圳”的地名始見史籍於公元410年，於清朝初年建墟。當地的方言俗稱田野間的水溝為“圳”或“湧”。深圳正因其水澤密布，村落邊有一條深水溝而得名。
相信深圳在成為特區之前，認識這個“圳”字的人不多，很多人把它讀成了“chuan”。
那個時候，深圳人不足3萬，人們結網而漁，結廬而居。然而，畢竟有人最早感覺到了春的氣息。
第一個聞風而動的是一個叫袁庚的人，此人是交通部香港招商局董事局常務副董事長。他機敏而大膽地向廣東省委提交了一份“香港招商局在廣東寶安建立工業區”的報告。在提交這份報告前，他精心地做過考察和論證。香港和寶安一水之隔，兩重世界。香港是彈丸之地，發展空間極小，中心區地價每平方英尺高達15000港幣，勞動用工高達數千元，僅一水之隔的寶安，無論是地價和勞動力都低得讓人意想不到。寶安有廉價的土地和勞力，香港有資金和技術，兩者結合起來，豈不是相得益彰，比翼齊飛？他還周到地製訂了“立足香港，依靠國內，麵向海外，多種經營，工商結合，買賣結合”的24字方針。
袁庚的“報告”引起廣東省委的高度重視，最重要的是與他們的發展思路一拍即合。可這畢竟是一件大事啊，從香港引資辦廠從沒有過啊，政策上是否允許？姓“資”還是姓“社”？考慮事關國策，事件特殊，廣東省委沒有作出決斷，而是按部就班地向國務院寫了一份請閱件。
時隔不久，李先念在這份“報告”做了一錘定音的批示：擬同意，請穀牧同誌召集有關同誌議一下，照此辦理。
但是不同的意見不同的觀點還是有的，意見分歧的根源在於思想認識不到位。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穀牧同誌在回顧當年審批這個報告時對記者說：特區建設初期壓力很大，壓力不在下麵，而在決策層。我們多年受帝國主義侵略，腦子裏總有一種戒備，認為和外國人打交道，我們總是要吃虧。搞個特區，鬼子們進來了，這樣行不行？在此之前，我也出國走了走，看了看，有一個強烈的意識，再也不能沿著這條老路慢騰騰地走下去了，不改革開放，中國永遠落後，以後在這個世界上可能呆不住了，可能還要被人欺侮若幹年。
袁庚的“報告”很快被批了下來，大喜過望的廣東省委立即組織人馬起草“條例和章程”。地皮有了，政策有了，那塊地的性質該怎麼定位呢，該給它取個什麼名字好呢？
帶著這個久思未決的困惑，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來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時當麵向鄧小平同誌作了彙報。
鄧小平同誌深思熟慮地回答說，“就叫特區嘛，當年陝甘寧就是特區。”又說，“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從北京回到廣東，向省委一班人傳達了小平的指示，一班人的心情並不輕鬆。這是一道繞不過去的關隘，前麵的路是何等的艱難，他們無法預測，可那“殺出一條血路來”的警示使人隱隱地感到這是一次嚴峻的考驗。
1980年8月26日，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葉劍英主持五屆人大第5次會議，會議審議通過了《特區條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