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遊藝市場的熱鬧
民國期間，北京評劇界曾經排演了一部叫做《鋸碗兒丁》的新戲。說的是北京齊化門（朝陽門）外發生的一件真人真事。
有一戶姓丁的人家，以鋸盆鋸碗為業，後來不知為什麼發了，有了錢，娶了兒媳婦。婆婆虐待媳婦，每日非打即罵，媳婦不堪忍受，趁無人之際一頭紮進水缸，自溺身亡。此事引起媳婦娘家人和街坊們的憤怒，不答應丁家，要求大辦喪事，為媳婦鳴冤。娘家和街麵兒上的主事提出，出殯那天必須是內棺外槨，番、道、禪三棚經，32人大杠，清音鑼鼓外加西樂隊。這也還罷了，最有意思的是要求婆婆打幡，兒子抱罐，讓他們充當孝子的角色。那母子拗不過眾人，隻好答應。出殯那天自然十分熱鬧，據說觀看者不下數萬人，那個虐待媳婦的婆婆和兒子在圍觀者的唾罵、廝打中被搞得不人不鬼，聲名狼藉。後來有文人將此事寫成了戲，在京城演出，相當轟動，事主丁家認為這戲有辱名聲，花大價將《鋸碗兒丁》買斷，才將輿論壓了下去。丁家經此折騰，家道很快衰敗，下場非常淒慘。
我的母親是親眼看見了那場聲勢浩大的出殯儀仗的。她說：“丁家所住與我家不遠，都是抬頭不見低頭見的，丁家打媳婦也是特狠，把貓裝在媳婦褲襠裏，用棍子打貓，這樣虐待媳婦，媳婦不紮水缸還等什麼？”
我為看不到《鋸碗兒丁》的戲而遺憾，與父親們唱的《空城計》《盜禦馬》相比，《鋸碗兒丁》似乎更讓人覺得親近。它看得見摸得著，就是在我們身邊發生的事；不像諸葛亮，不像竇爾敦，隻在戲台上才能見到。
能與鋸碗兒的為鄰的母親，料不是生長在多麼出色的地方。母親的娘家在齊化門外壇口，一個叫南營房的一大片低矮平房的地方。用父親的話說，那兒是“窮雜之地”。
我不喜歡姥姥家卻很喜歡那五方雜處百業雲集的“窮雜之地”，因為，那裏有很多難以說清的樂趣。南營房的北麵是日壇的壇口，大約自清末以來，那裏就形成了一個不大的，但很熱鬧的遊藝市場。說評書的、說相聲的、拉洋片的、唱評戲的、賣各樣小吃的、賣絨花的、套圈的、變戲法兒的，間或還有耍狗熊的、跑旱船的，商販藝人，設攤設場，熱鬧極了。每次回姥姥家，我都是衝著那些五花八門去的，看姥姥是個名義，奔熱鬧才是真心。
去姥姥家必須穿過遊藝市場，進遊藝市場必須經過一個“蟲子鋪”，鋪外的桌子上永遠擺著幾個大玻璃瓶子，裏麵用藥水泡著許許多多死蟲子，蛔蟲和蛔蟲在一起，絛蟲和絛蟲在一起，蟲子呈淡粉色，扭在一塊兒，看著讓人惡心。那是這個市場讓人最不愉快的地方，我頂怵頭的就是過那個蟲子鋪。偏巧，鋪子的掌櫃的跟姥姥家熟識，我和母親每次從那兒過，他都要跟我們打招呼，母親就要停下來跟他說一會兒話，兩個人說來說去便要從桌子上的蟲子說到我肚子裏的蟲子，仿佛我肚子裏的蟲子的數量絕不少於那些瓶子裏的數量。讓他這麼一說，我的肚子馬上就，疼起來了，真像有萬千條蟲在裏麵蠕動，唬得我連自己的肚皮也不敢碰了。末了，掌櫃的就送我一包打蟲子藥，聽他的話好像我如果不吃這藥，到最後肚子裏的蟲子就會把我吃了一樣。
母親會很認真地把那藥給我吃了，所以，一去姥姥家我就得打蟲子。後來我想，沒讓那個賣野藥的把我藥死，實在是我的命大。
姥姥的家門口就是群眾劇場，最早是個戲棚，後來加了圍牆，添了座椅，搞得很像個現代劇場了。群眾劇場隻演評劇，我們家人管它叫落子，說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記得當時在劇場演出的角兒當中有個叫鮮靈芝的，還有一個叫吳佩霞的，都是花旦。我看她們演過《秦香蓮》《豆汁記》《潘金蓮》，似乎還有《小女婿》和《劉巧兒》之類，記不清了。群眾劇場是很群眾的，它沒有吉祥劇院那種壓人的氣勢與嚴整，有的隻是隨和與親切。比如我看到一半戲時想回家抓一把鐵蠶豆，喝點涼白開，那麼，盡管回家就是了，喝了水，抓了豆回來照舊坐下來看，沒人問也沒人管。這在其他劇場大概不行。
評劇的戲詞大多通俗易懂，與京劇相比更接近老百姓，用現在的話說是更具有平民意識。例如，同是天黑了，評劇就唱：“鳥入林雞上窩，黑了天。”京劇就該跟人繞彎子了，說：“海島冰輪初轉騰，見玉兔又早東升。”不知道什麼是冰輪，什麼是玉兔的真能被繞糊塗了，其實就是天黑了。相比較，我更喜歡評劇，我母親也喜歡評劇。
最讓我喜歡的玩意兒是看拉洋片的。一個大匣子，裏麵裝了亭台樓閣的畫，也有不少西洋景在其中，匣前有鏡頭數個，交了錢就可以趴在鏡頭上往裏看，裏麵的畫可以放得很大，如同真的一般。這也還罷了，最吸引人的是拉洋片的本人，手腳並用，鑼鼓齊鳴，那張嘴也不閑著，“往裏看吧您那又一張，和尚的腦袋他就長出了煙槍……”很多時候那唱詞和匣子裏的畫片對不上號。拉洋片的唱怪聲，出怪詞，做怪樣，能把人笑得前仰後合。有時候，我不看那片，專聽他唱，他的唱遠比那些畫工粗糙的片子好看。現在的小孩兒已經完全見不到拉洋片的了，但我總覺得這個行當失傳了真可惜，那通俗詼諧的唱詞，來自社會底層，那怪誕誇張的扮相，未張嘴已讓人噴飯了，鑼鼓響起，嬉笑怒罵，眉飛色舞，令人聞之觀之，覺乎聽得過癮，野得牙磣。
那個拉洋片，的唱得最拿手的是《大花鞋》，說是跟天橋“大金牙”焦金池學的，是焦的入室弟子。我每回去都盼著他唱《大花鞋》，可他就不唱，他是等人多了，還得他高興的時候才唱。所以，並不是每次去了都有聽得到的福氣。
因為聽得多了，《大花鞋》那詞還略記一二：
“南山有個二姑娘，二姑娘要上廟裏去燒香。
衣裳做了十幾箱，就剩下一雙花鞋沒做上。
紅緞子買了三十六匹，鋼針就買了一皮箱。
十八個裁縫納鞋底，還有十八個裁縫做鞋幫。
花鞋上繡了一個蓮花瓣，絨線就用了四籮筐。
裁縫將花鞋做完畢，十八個丫鬟就抬到上房。
脫下花鞋仔細看，不好！花鞋裏擠死了倆裁縫。”
那豐富的想象足讓任何一個小孩子著迷，藝術的感受力或許由此而誕生，藝術的表現力或許由此而培養，也未可知。總之，壇口的遊藝市場用父親的話來說是“趨之者多為下流”，用我的話來說，不啻人間之天堂。
我還愛鑽到書場裏去聽成本的《薛丁山征東》《精忠嶽傳》等等，一天是絕聽不完的，要連著聽幾天，這樣，不得已就得住在姥姥家。盡管心裏別扭，但為了那勾人心魄的故事也隻好委屈了。那時，在我的小心眼兒裏不能說沒有嫌貧愛富的心思，長在深宅大院，與之相入相化而不覺，到了“窮雜之地”，竟是百般的不習慣，嫌姥姥家破，嫌房裏的氣味不好，嫌院子汙濁髒亂，嫌一幫表兄弟沒規矩。我甚至為賣開花豆的舅舅感到羞恥，賣開花豆，這算什麼事呀？我竟然會有這樣的舅舅！我從不到舅舅的攤子上去，雖然開花豆很香，尤其是剛炸出來的開花豆，對人的誘惑更是難以抗拒，但是，我從不吃它們。有一回，母親帶著我們幾個回娘家，剛一進門，我們就要出去，誰也不願意在那破房子裏待。姥姥生氣了，罵我們是一群狼崽子。
狼崽子們在姥姥的罵聲中，站在院子裏麵麵相覷，齜牙咧嘴，狼相十足。
而父親，在我的印象中，壓根兒就沒到姥姥家去過。
不管怎麼說，“窮雜之地”給予我的是另一個生活側麵，是小百姓的柴米油鹽，是小門戶的喜怒哀樂，是高雅之外的平常，是陽春白雪們所排斥的下裏巴人，這無形中成了我生命中另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人們以為我所經曆過的就是溫文爾雅、雍容華貴，再沒有其他了。其實錯了。
1994年，我寫了兩篇小說同時發表在《延河》雜誌上，一為《學車軼事》，一為《本是同根生》。《小說評論》的主編李星先生為這兩篇東西作了一個短評，他在評論中坦誠地寫道：“葉廣芩好像是要給喜歡概括、喜歡抽象、喜歡將複雜的創作現象簡單化的評論者出難題，她故意將大俗和大雅的東西聯袂推出，讓你難以把握哪個更代表真實的葉廣芩？”是的，的確是讓朋友為難了。很多人不能理解我何以能寫出《學車軼事》這樣很通俗、很平民化的反映社會底層的作品，何以就“獲得了一個認識社會各階層真實生活狀況的視角，給讀者提供一個認識當今市井社會真實麵貌的窗口”。我想，這怕是不了解我生活的另一麵的緣故。
話又說回來，父母親的結合，於貧困出身的母親來說，不是幸福，是個悲劇。
1995年清明，我母親所出的四個子女將父母的骨灰安葬在北京香山東麓法海寺旁的山坡上。墓地周圍滿是桃林，那時漫山的樹，枝葉未綠，粉豔的花已將半山遮掩。透過花叢，可以看見秀麗的玉泉山古塔和碧綠的昆明湖水。這片山紫水明、景致優美的處所是父親生前所喜愛的，他在1924年寫的一篇筆記中詳盡地描述過這個地方。當然，在他滯留於法海寺，陶醉於香山“春雲如粉，春雨如絲”的絢麗時，絕不會想到這裏就是他將來永眠的墓地。他的另外兩位妻子，我們的另外兩位母親大概也知道這裏，甚至有可能隨父親來過。家中保存的大量的他們遊覽西山的照片證實了這種可能。來過也罷，沒來過也罷，都已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她們的骨殖並未葬在這裏，而早已隨著祖墳的失去而蕩然無存。在此與父親合葬的是我的母親，是那個在葉家多少有些被看不起的“南營房的窮丫頭”。這或許是後人難以接受的事實，也是父親眾多子女間不能和睦相處，乃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