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頤和園的寂寞
《打漁殺家》京劇的優秀傳統劇目，一名《慶頂珠》，又名《討漁稅》。
說“討漁稅”倒是很直截了當，因為，戲裏滿是催要漁稅的詞，而且，那場很著名的架也是為了漁稅才打起來的；說它叫“慶頂珠”就讓人頗為費解了，在我的印象中，戲裏麵除了劃船和打架以外似乎再沒有什麼寶貝的成分在其中了。倘若打魚的父女真有寶貝，早早充作稅銀交給丁府，不是也可免了老爹爹公堂之上那頓板子嗎？我將疑問說給我的老父親，父親說我聽戲聽得糙，把一個很重要的情節給漏掉了。他說：“蕭恩到縣衙去首告，挨了40板子，還讓他到丁家賠禮道歉。蕭恩忍無可忍，帶著桂英趁夜色渡江，以獻慶頂珠為借口，進入丁府，殺死丁的全家。這便是‘慶頂珠’的由來了。”
但我總覺得牽強，“獻珠”這個借口實在是戲裏的敗筆，把它作為戲名來提出，更是喧賓奪主。好在《慶頂珠》這個又爛又俗的名兒沒叫起來，足見不喜歡它的人多，不隻我一個。這就好像我“王八丫丫”的小名沒在葉家以外廣泛叫開一樣，實在是一件很值得慶幸的事情。
我之所以喜歡《打漁殺家》，是因為這出戲我們葉家的人都會唱。不隻是唱，而且還要演，那一招一式，一板一眼，都十分的地道，很有梅蘭芳和周信芳的做派。至今，我的影集裏還有我的大哥葉廣厚和大姐葉廣英在家裏演此劇的“劇照”。照片上演教師爺的大哥光著膀子，係著帶長穗的腰帶，裝出了一臉的凶惡；演蕭恩的大姐帶著髯口，梳著小抓鬏，更是一臉的認真。照片出自20年代父親的德國相機，相當清晰，畫麵上的大哥有10歲，大姐最多不過五六歲。五六歲的小姑娘也能粉墨登場，除了可以看出葉家眾子弟的多才多藝以外，也足見《打漁殺家》在葉家的深入。如今，照片上的兩位“演員”都早已作古，那悠悠的琴聲與唱腔卻傳了下來，一直傳到了我這兒。
解放前，父親在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教書，那是今日中央美術學院的前身，舊時在京城是一座很有名的學校。校長是徐悲鴻，著名畫家齊白石、徐燕蓀等也都任過該校教師；王雪濤、李苦禪等大家均畢業於此。我的三大爺也在這所學校工作，老哥兒倆打小居住在一起，沒有紅過臉，沒有分過家，兄弟孔懷，為小輩們做出了好榜樣。老哥兒倆不惟畫畫得好，而且戲唱得好，京胡也拉得好。晚飯後，老哥兒倆常坐在金魚缸前、海棠樹下，拉琴自娛。那琴聲脆亮悠揚，美妙動聽，達到一種至臻至妙的境界。我的幾位兄長亦各充角色，生旦淨末醜霎時湊全，笙笛鑼鑔也是現成的，嗚哩哇啦一台戲就此開場。首場便是《打漁殺家》，《打漁殺家》完了就演《空城計》，然後，《甘露寺》接著《盜禦馬》，《吊金龜》接著《望江亭》，戲一折連著一折，一直唱到月上中天。
母親說：“狐仙都出來了，散了吧。”
我們家院深房大，老北京傳說大凡這樣的大宅門都有狐仙與人同時居住，狐黃灰白柳（狐狸、黃鼠狼、老鼠、刺蝟、長蟲）是家神，是不能輕易得罪的。據說，我們家的狐仙晚上常常變成白胡子老頭出來在院裏各處溜達，有人還聽到過狐仙的咳嗽和踢踢踏踏的腳步聲，逢有這種情況就要早早地回避，不要撞克了。
聽母親說狐仙出來了，大家這才收家夥，各回各的屋。
弟兄們這麼熱鬧的時候我還沒有出生。
我比我的大哥整整小了36歲。
生我的時候我父親已經60多歲了。他是光緒十四年的生人。
雖然沒有和父兄們在家裏唱大戲的榮幸，但我卻敢大言不慚地對兄長們誇口，說我在頤和園的大戲台上唱過《打漁殺家》，德和園的戲台不是等閑之輩能上的，那是楊小樓、梅蘭芳們一代宗師給西太後唱戲的地方。我至今尚能背誦出戲台兩側的楹聯：
山水協清音，龍會八鳳，鳳調九奏；
宮商協法曲，像德流韻，燕樂養和。
這個聯是西太後過60歲生日時，親自撰寫的。我父親教我認字，就是從這幾個字開始一天五個一天四個地認起的，也隻是識字，至於那意思，是一點也不明白的。
為什麼我能在德和園出乖露醜呢？這還要從我的三哥說起。
我的三哥葉廣益和三嫂鮑貞都在頤和園裏工作，我很多時候是和他們住在那座美麗的大園子裏的。德和園大戲台東邊有個夾道，那裏有幾個相同的小門，我們就住在其中的一個門裏。門小院子卻大，裏麵北房一排，前廊後廈，高大寬敞，連那睡覺的雕花木炕也是嵌在北牆裏，古色古香，十分的與眾不同。我仔細地觀察過，小院不少，小孩子卻沒有一個，這使我感到寂寞。我渴望著回到城裏，回到父母身邊，但我也深諳父母無暇顧及我的難處，母親在數天前又為我增添了一個叫做葉廣荃的小妹妹。
我們家別的不多，就是孩子特多，按大小排行起來，大大小小一共14個，7男7女，我是第13個。孩子多了就不珍貴，也不嬌氣，多是有一搭沒一搭地捎帶著養，不似今日的獨生子女，上小學六年級了還要家長每天在學校門口接來送去。我常想，那時候我不過四五歲，家裏把我撂在頤和園怎麼就那麼放得開呢？負責照看我的三哥對我更是大鬆心，他和三嫂白天上班，讓我一個人可著園子到處亂跑，到哪兒去他連問也不問，好像這個園子就是我們的家，讓人放心極了。所以，在頤和園，我像大草原上的羊一樣，每天隻要在吃飯的時候到頤和園東門口的職工食堂找到買飯的三哥即可。三哥夫妻倆工作都很忙，沒時間做飯，我也隻好跟著他們吃食堂。對頤和園職工食堂的飯我不敢恭維，我認為那是世界上最難吃的飯。當然，在以後我吃了不少食堂之後才明白，東宮門的飯其實是相當不錯的。後來，三哥雇了一個很能幹的、清瘦的老太太給他做飯，老太太做的飯很有水平。冬日的下午，老太太常常坐在火爐邊一邊跟我聊宮裏的故事一邊捏小點心，她烤出的小點心花樣繁多，小貓小兔小鳥形態生動活潑，別說吃，就是玩也很有意思。原來，老太太的丈夫是宮裏禦膳房的廚子，死了。她無兒無女，沒別的特長，隻會做飯，被號稱美食家的三哥接到家裏來。這樣，我隨時都有點心吃了，再不要記著鍾點跑食堂，這對我來說真是一件幸福不過的事了。
這都是題外話。
一個被葉家的人叫做“王八丫丫”的很淘氣的小姑娘在園子裏孤寂地住著，那實在是一段磨人性情的歲月。我常常坐在諧趣園水榭的矮凳上，望著亭台樓閣，以孩子的心，編織著一個又一個與眼前景致和我有關的美麗故事。故事裏自然要有園子的主人公皇上和老太後，不能少的是年輕的漁家女桂英和她的老爹爹蕭恩，我一定更是其中舉足輕重的重要角色……夕陽西下，晚霞淒豔，園中的水色山光使人想到《打漁殺家》那段西皮導板：
白浪濤濤海水發，
江岸俱是打漁家，
青山綠水難描畫，
樹枝哪怕日影斜。
湖水和江水一樣，在夕陽裏飄散著一股憂愁，一股難以說清的寂寞和惆悵。戲中英雄老去，歸隱江湖，洗盡了當年的意氣，隻有天真的幼女相依為命，最後隻好“雙雙走天涯”了事。那情景真的要讓人為之傷心一哭了，我想，如若我認識桂英，一定要參與進去，助那父女一臂之力，倘能叫上我那些齊整英俊的哥哥們，蕭家不但能夠打贏，說不定那個小女子桂英的終身也會有了依靠……
知春亭畔有元朝宰相耶律楚材的祠和墓，祠內供奉著耶律楚材的塑像，是個穿白袍的老頭兒，三縷黑髯垂在胸前，很和藹可親。三哥對我說，當初西太後修複頤和園的時候，認為自家的花園裏擱著個外人的墳有點不倫不類，就想把它起走。耶律楚材給太後托夢說，你修你的園子，我住我的家，咱們總要有個先來後到。就是你們的乾隆建園時都沒敢把我請出去，你能把我怎麼樣？西太後從此再不敢提遷墳的事，這座墳就理直氣壯地在皇上的家裏呆下來了。我聽了以後，很佩服耶律楚材的勇敢，把他看作和蕭恩一樣的人物。當然，那時對這位為元朝立賦稅、設郡縣、建戶口的曆史名臣並無一點了解，所見隻是個白袍子，就叫他白大爺。沒事兒就往白大爺那兒跑，跟白大爺去說話。白大爺是這座園子裏我能看得見的、肯陪我聊天的好老頭兒。久而久之，我們家的人都知道了白大爺，三哥常問我：“今天沒上白大爺那兒去嗎？”
這些通連天地、混亂古今的遐想，借助這美麗的山水而生，我相信，它們在我以後走上文學創作道路，在我創作以禦醫為題材的小說《黃連厚樸》，以皇親、王爺為題材的《瘦盡燈花又一宵》以及以家族文化為背景的小說《本是同根生》和《祖墳》等作品中，很難說沒有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上海文學》的編輯在評論這些作品時說：“在她的小說裏，總有一種淡淡的憂鬱，一種對世事人生的茫然和感動，那似乎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個人氣質。”
我想這茫然和感動大概就是來自這山與水吧！
有一回在西堤，我看見有一對情人掉到湖裏，男的淹死了，渾身青紫地被抬到東門口的門診部，用席子蓋著，擱在牆根兒，跟他一塊兒來的女的坐在台階上哭。本來，逛頤和園是一件很高興的事，卻死了一個，那一個怎麼能不悲傷呢？我看那個女的哭，就也在一邊陪著她哭。因為，我覺得這實在是一件很讓人傷心的、很想不通的事情。看熱鬧的人很多，人們多把我當成了死者的家屬，勸那個女的說：“你不要哭了，你也要為身邊的孩子想想。”也有的人說：“唔，孩子還這麼小，爹就淹死了，真慘！”我想，那個女的雖然沒說什麼，心裏一定對旁邊我這個陪哭的感到莫名其妙。我哭著想，我們家的人怎麼就不怕我被淹死呢？假如席子底下躺著的不是那個男的而是我，我三哥該如何向父親交代？於是，我就很希望我也能死一回，不為別的，就為讓他們也為我好好哭一回，省得我在家裏老像被人忘掉一樣。
我的生活單調又無聊，西苑有飛機場，飛機每每到了這裏已經趨於降落，飛得很低很低了。從我頭頂飛過的飛機，不但機翼上的號碼看得一清二楚，有時連裏麵的駕駛員也能看得見。隻要外麵飛機一響，哪怕正在吃飯，我也要把飯碗推開，飛快地跑出屋門，向每一架路過的飛機熱情地揮手致意。現在想想實在是沒意思，但有一段時間它竟成了我生活的全部。我每天都在焦躁地等待著飛機的到來，來一架，我在“大前門”的香煙盒上記一架，天長日久，記了好幾張煙紙，都是飛機的號碼。以我的文化水平，能認識的也就是那幾個簡單的阿拉伯數字。可笑的是，我在記錄一架飛機和一架飛機的號碼時沒有斷開意識，所以，記到最後，竟是滿篇的、毫無頭緒的1234567890數字，分不清誰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