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為我帶來消息的是戰友老段。老段比我們大一兩歲，入伍前是民辦教師，後來回去後，轉成了正式工，然後在西安一家紡織廠做個小領導。當年我在西安鍾樓簽售《最後一個匈奴》時，他聞訊趕來，這樣我通過他，和戰友們有了一些聯係。
他當兵的那地方不在北灣，而在界河的源頭，那個名叫阿赫吐拜克的邊防站。他在站上當文書。站的對麵，界河對岸，有個俄羅斯小城，叫阿連謝夫卡。我的白房子小說中，那個有著無頭烈士墓的墓碑，就豎在那座城裏的廣場上。
我在2012年秋天重返白房子時，曾經去過阿赫吐拜克，登上障望台看那座小城。望遠鏡中，小城較之當年前蘇聯時期，已經蕭條了許多，當年阿連謝夫卡城車水馬龍、人來人往、這一次，我搜索了半天，隻看見一個穿著裙子，臀部肥大的婦女，走進一座建築物中去。
阿赫吐拜克是白色的沙山的意思。這個邊防站距北灣卡倫是五十公裏，我在給編劇韓老師的短訊中，詳盡地描繪了那塊地方的地理位置。
我說，阿赫吐拜克向西走三十公裏，是克孜烏營科（紅柳）邊防站，再往前走二十公裏，是位於額爾齊斯河北岸的北灣（白房子）邊防站，過了額爾齊斯河，再往前走八十公裏，是吉木乃邊防站。依次再往前走，沿邊境一線，就是博爾塔拉、塔城、伊犁的諸多邊防站了。
而由阿赫吐拜克向東南，即進入阿爾泰山，它們依次是紮木拉斯邊防站，白哈巴邊防站。白哈巴就是喀納湖那地方，而翻過阿爾泰山第一峰奎屯山，再往前走，就是中蒙邊界的紅山嘴邊防站了。
上麵我談到戰友老段。因為老段，才引出上麵這些話題。不過還是回到老段吧，此一刻，我覺得，戰友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住在城裏的幾個，經常聚會的地方是老侯的烤肉攤。記得，那一年，當聽到中俄、中哈的重新勘界、劃界、栽樁中，55.5平方公裏的白房子爭議地區，將永久劃歸中方，成為不再爭議的永久中國領土時，我們幾個，在老侯的烤肉攤前嚼得烤肉，喝著燒酒慶祝。這時老段說了一句話，說得我們熱淚盈眶。
老段說：“當年，如果那場中蘇戰爭爆發，此刻，我們都躺在一個烈士陵園裏。我提議，為我們都還活著，為我們有兒有女，為我們還能在這裏嚼著烤肉，喝著燒酒幹杯！”
這句話，讓我們這些滿臉滄桑的老兵，雙目潮濕，熱淚漣漣。
老侯在白房子時期是炊事員。他們家是“文革”中從西安回到原籍合陽縣落的戶，所以從合陽當兵後，又回到了西安，然後在一個工廠當工人，後來工廠破產，老侯下崗，於是在工廠門口擺了個烤肉攤。我給他寫了個牌子“新疆退伍老兵侯老大烤肉”，掛在攤前的一棵道旁樹上。
“侯老大烤肉”在那條街很有名。侯老大本人也好象是個名人，整條街都知道他。每天晚上，五點鍾以後，烤肉攤支起，煙熏火燎中，老侯坐在那裏，兩手攤開，翻動著鐵釺子。他蓬鬆的頭發，黑白相間，髒兮兮地遮住了半個臉。胡子刮得精光，露出黑胡茬子和尖尖的下巴，眼睛眯著，被煙熏得紅紅的。鼻孔裏，鼻涕不時流出來，然後騰出翻動釺子的手，用手背一抹，一吸溜。
老侯的生意很好。我曾經說過，我好多次回新疆，每次一路吃過去，最後還是回來吃老侯的烤肉，覺得他烤的好。
老侯的肉烤的好，害得街邊別的烤肉攤沒了生意，於是，他們就經常來尋釁滋事。後來雙方鬧到派出所裏。派出所說，你個侯老大，一點眼色也沒有，別人沒法活，肯定要來鬧你！老侯聽了，明白了這道理，二天起，每晚隻烤到十一點就收攤，他一收攤，別處的生意也就起來了。
草根百姓，弱勢群體，難免經常要受到市容的騷擾。有一次我在現場，眼睜睜地看著一輛工具車，開著高音嗽叭，從街口一路走來，小商小販們嚇得四處逃躥。我看老侯怎麼辦。老侯不逃，說實話，他也沒辦法逃，人行道上，擺著個烤肉攤，還有一堆高高低低的桌凳。
隻見老侯，兩手抱在胸前，麵無表情地蹲在馬路旁邊的台階上。眼睜睜地看著他的烤肉攤，他的高高低低的桌子凳子被抬上工具車。
我站在老侯旁邊，衝城管們喊道：“這個人你不敢惹，他當過兵，是個二毽！在部隊上，連營長的碗都敢甩！”
城管白了我一眼，衝老侯說：“侯老大，明天你到所裏來，領回你的爐子，接受罰款！”
老侯聽了這話，像放悶氣一樣“哼”了一聲，然後衝我苦笑了一下。
通常我們在老侯烤肉攤前聚會的，還有一個戰友，他是老樊，當年是白房子邊防站的衛生員。老樊是西安人，當年插隊，來到我老家的公社，後來接兵的來了，就糊裏糊塗地跟著我們一起當了兵。因為在部隊上是衛生員，所以回來就安排在醫院裏當了醫生。他是個老實本份人，平日話不多。我的母親有心髒病，他就把醫院裏的氧氣瓶，搬來放在我家裏，給母親用。他也已經退休了，現被醫院返聘了回去。
正是在這個烤肉攤前，在戰友的聚會中，我零零碎碎地聽到那些農村戰友們的消息。而最近幾年，我聽到的最多的消息是，戰友們正在要求民政部門給這些當年參加過中蘇邊界武裝衝突的退伍老兵生活補助。
而最近的一次，也是在這烤肉攤前，老段報告說，經過老兵們幾年來的努力爭取，現在終於得到了一個結果：從現在開始，民政部門將登記人數，給每個尚且健在的農民戶籍的白房子老兵，每人每個月補助一百塊錢！
“是一百塊錢嗎？”
“是一百塊，錢雖然不多，但是大家都還滿意。覺得這起碼是對老兵的一種尊重！多一個總比少一個好。”
就在老段說這些話的時候，旁邊一位小年輕的手機鈴聲，正在唱著樸樹的《那些花七》。這支歌深刻地印到我腦子裏了。
是的，那三百多個白房子老兵就這樣在城裏或鄉裏的某一個角落，慢慢老去，如草莽，如縷蟻。無聲無息，無香無臭。
其實，公允地講來，他們和周圍的普羅大眾比起來，不見得差，當然也不見得好，庸常的生活，平凡的人生，如此而已。隻是，當我從芸芸眾生中將他們提取出來，將他們就近描寫時，才突然有了一種蒼涼的感覺，一種隱隱的痛楚。
閱曆會留下烙印。他們大約都會和我一樣，關節炎發作時，會徹夜地失眠、呻吟。大約在箱子的最底層，會壓上一件舊軍裝，或舊軍帽。會有一把蠅刷子，那棕毛是自己騎的那匹馬的馬尾上剪下來的，而把兒，是用戈壁灘上一棵野蘋果樹的樹身做成的。他們在通常看到一匹旅遊點上似正在使役的馬匹以後，眼前會突然一亮。他們的嘴邊，會偶然蹦出幾句草原諺語來，比如“不要和騎走馬的打交道”，比如“馬背上摔下來的是膽小的”，比如“騎兵的命係在馬肚帶上”等等字眼。
我們曾經常常相約，要重返白房子，但是說歸說，他們都沒有回去過，倒是我，常常回去。這原因是我常外出開會，接個什麼電話，屁股一抬，飛機票一買，就走了。用他們的話說，就是我的腿長。
而作為他們來說，好像把這重返的事看得很莊嚴，很沉重，不停地約，還要成立一個團，拖家帶口，由這個的老婆擔任團長，那個的老婆擔任秘書長，集資、買票，聯係住宿等等，這樣說了一年又一年，直到現在還沒有成行。
我對他們說，這是個最簡單不過的事情，機票一買，直飛烏市，不用出機場，聯運票直接到阿勒泰，四團的車來一接，直接到哈巴河縣城，然後各個邊防站再來接你們。
也許，今年，也就是2014年夏秋，會成行的。“白房子”電視劇開拍時，我將請戰友一起去參加開拍儀式。
我們還有一個戰友，現在在哈巴河縣城，這大約是我們這一撥兵中，留在那個地方的最後一個人了。他叫陳新才，原先在部隊裏放電影，後來提幹，曾經在縣武裝部做過政委，後來轉業到當地，做縣上的政協主席。現在已經退休。我2012年回去的時候，就是他陪我到邊防各站去的。
我最近一次回邊防站，是2012年的八九月間。
我是1972年冬天奔赴白房子的，到了2012年，恰好是四十周年，當我在一個場合說出，一個白房子老兵想在四十周年之際，重返白房子時，我得到了幾位西安朋友的響應，幾位作家、出版家表示要和我一塊去，這樣，我們聯絡了自治區宣傳部接待，然後飛往烏魯木齊，再飛往阿勒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