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以釋懷的白房子（隨筆） 三
老兵沒有死亡，隻有凋零
中國電視劇製作中心真值得叫人尊重。五年前，他們把我的長篇小說《最後一個匈奴》改編成三十集電視連續劇《盤龍臥虎高山頂》，一番熱播以後，取得了不錯的收視業績。爾後，他們又將我一部早年寫的中篇小說《遙遠的白房子》，組織了一個寫作班子，改編成三十集電視連續劇劇本。
劇本已經出來。春節前，編劇老韓送來劇本，說在拍攝之前，讓我給改一改，圓滿圓滿，再就是給一個授權。
說到改本子，我滿口應承，我說這是原作者的本份。如果他肚子裏還有一些貨，他一定要掏淨，免得等拍出來以後，看著遺憾。我還說，這是對觀眾負責，也是對我自己負責。
於是我從甲午年春節，也就是大年初一那天開始，每天坐到電腦前拿個手寫板，邊看邊改，每天三集，直到正月初十晚上完成。
我當然沒有大動，隻是將那些對話，那些場景，那些我還一直念念不忘的生活積累，無私地奉獻出來，獻給這部即將開拍的電視劇。
劇本總的來說還是不錯的。增添了許多人物，鋪陳了廣闊背景，故事繼續沿著我小說的那個主幹線行走，但是旁枝橫生，熱熱鬧鬧，人物粉墨登場，個性張場，充滿了中國電視劇以前所沒有的許多元素。
記得整整二十六年前，央視就有將《遙遠的白房子》改成電視劇的想法。我到央視去，當時的台長楊偉光先生，在央視旁邊的財政部招待所裏約見我，談過這事。
想不到他們還一直念念不忘，時間過去這麼久了，還記得這事。這真叫人感動。
這是第一件事，即改劇本和認可劇本的事。
第二件是簽授權書，這才是編劇老韓找我的主要目的。
老韓坐在我的工作室裏，端著茶杯，談到這授權書，很緊張，明顯地能看出他壓力很大，我明白，他一是怕我不簽字，二是怕我漫天要價。
老韓說，為了拿出這個劇本，他們花了有十多年的時間了，五十多萬字的工作量，數不清的場描寫，翻來複去幾十次地改本子，他們硬是出於對這部名作的熱愛，咬著牙把它完成。
他還說，央視送審已經通過，委托張紀中導演和他的團隊拍攝。開拍前，為穩妥起見，又將劇本送呈新疆自治區宣傳部審查。審查意見已經回來，意見主要有兩條：一是注意民族問題，二是注意與上合成員國組織的關係問題。現在，他們的團隊，正就這兩個問題修改或削弱某些部分。
老韓還說，導演有信心，將它拍成一部類似電影《冰山上的來客》那樣的經典。
他還說，如果順利，該劇將在2014年6月份開拍，並且作為央視電視劇頻道2015年的開年大戲播出。
我靜靜地聽著韓老師說話。
最後，我打斷了老韓的話。我說，別的不說了，交給你們了，你們願意怎麼折騰就怎麼折騰吧，相信能拍好。至於轉讓費嘛，我停頓了一下，笑盈盈地伸出一個指頭。
“一個指頭是多少？”老韓很緊張。
我說：“不是六位數，也不是七位數，更不是八位數，而是——個位數！”
“一塊錢！”
“是的，一塊錢！希望你們拍好。”
老韓長出了一口氣，我也長出了一口氣。然後，我走過去點燃了一烴香。
就這樣，我簽了個一元錢轉讓費的合同。然後，我們喝酒。最後分手時，我讓老韓將我的最好的酒帶兩瓶去，送給導演，為他的拍攝以壯行色。
“守土有責，北方安寧”是我給這部電視劇定的主題詞。當年，它也是我寫這部小說時的主題詞。
我希望他們拍好。我感謝他們，能將我的作品借助影視“放大”，得到更多的受眾，這叫我高興。這些年來，我對中國的批評界已經深深地失望，明白他們有限的視力很難關注到我的創作。我也對所謂的文學評獎之類早已心灰意冷，他們把中國文學引導得越來越小越弱。這就是為什麼我重視影視劇改編的原因，我更看重後者，我把讀者對我的作品的認可當作最高褒獎。
白房子的經曆，白房子的故事對我是一場噩夢，一個一生都得背著的沉重的十字架。當年，當我完成小說的時候，我以為我從此擺脫它了，卸下它了，我把這個球踢給世界去了。但是，此刻，當寫這些文字的時候，我明白我一生都得將它背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宿命，而白房子是我的宿命。
1972年12月24日上午，在渭河畔那個小小的村莊，我的家鄉，我穿上軍裝，16日到縣上集中，17日從西安坐上鐵悶子車，於是，這三百多個關中子弟兵在那個多雪的冬天，踏上去新疆的路途。
四天五夜之後，到達烏市。在烏市一個大劇場的戲台上和過道裏，合裝歇息一夜後，然後分別被裝進一長溜大卡車裏，向北向北，五天以後，這三百多人中，一半的人到了中蘇邊界，一半的人到了中蒙邊界。從軍的年代就這樣開始了。
這三百多人或當兵三年，或四年，或五年，然後複員，從哪裏來到哪裏去，重新回到家鄉，回到他們的小村子去。
我是1977年的4月10日離開邊防站的。從進站到離開，是四年半的時間。過去說是五年，那是大致的說法，嚴格地講來是“五個年頭”。
我計算了一下，從進站到離開，這五個年頭，除了吃穿，我一共得到的供養費不到一千元。第一年，津貼費每月十一塊，第二年每月是十二塊，第三年每月是十三塊，第四年是十五塊，第五年是二十塊。然後複員時，複員費是六十塊。再就是醫療補助是八十塊。這就是五年中我這個士兵得到的全部供養。
醫療費這事的得到很有趣。營部派了個獸醫，到各邊防站巡回，給每個退伍兵檢查身體。醫療補助費最高是一百塊，最低是四十塊。獸醫姓許，大家都叫他許醫生，而不叫他許獸醫。因為他談了幾個對象，領到部隊後，大家叫一聲許獸醫，對象一聽，就不高興了，攏腳走人了，所以他忌諱人家叫他“獸醫”。他是天津人。
我敲了敲邊防站醫務室的門，喊了聲“報告”，推門進去，並且很響亮地叫了聲“許醫生”。許醫生問我有什麼病，叫我一一道來。我說我的大門牙掉了，在一次摔馬中磕掉的。許醫生真誠地說，這個醫療補助隻能是四十塊，你再說說看。於是我說我有關節炎，不但關節疼，而且涼氣竄到腰上，腰都直不起來了。
許醫生聽到這話，高興了。他說這是慢性病，可以拿到八十元醫療補助費，於是他就在表上填寫了。臨出門時，他對我說，關節炎到了內地，不用治療，就會好的。
正應了許醫生的話，關節炎到了內地之後，果然不治自愈了，但是，當晚境漸來以後，它突然重新發作，回到了我的身上，而且變得異常的嚴重。濕邪之氣從膝蓋竄到腰間，腰疼得直不起來，蹲在坐便器上起不來，彎腰穿襪子也做不到，晚上睡覺時，腰蜷得像一個弓一樣。接下來，腰輕了，濕邪之氣又竄上了肩周，胳膊抬不起來了，肩腳那地方，滲涼滲涼，僵硬僵硬。
我相信那三百多名退伍士兵，我的鄉黨，他們的身體狀況大約和我都差不多。有些甚至還不如我，因為他們大都生活在農村，那裏條件更差一些。
當年懷著一種我很重要的崇高感，一種界樁的後麵就是祖國的信念，在那塊孤寂的要塞上，守了五年，當你回到內地後，你發現現實與理想之間存在一些差距！每當看到美國大片《第一滴血》時，我就不由得有無限悲涼之感，我能體會到那主人公為什麼那樣行事。
現在流行著一首樸樹的歌，歌詞中說：那些花兒——你們在哪裏呀——你們都老了嗎？這曲調，這歌詞，叫我聽了每每流淚。
是的，他們都老了，都在生活的某一個角落待著。他們不說他們是誰，你永遠不會知道。當年我們心中那位至高無上的政委，後來轉業渭北地麵一家媒礦，擔任個什麼職務，後來這煤礦股份製改造，別人承包，他淪為下崗者，每月領取一千三百元的工資。前幾年，他來報喜說，國家把他收回來了，進入勞保係統，現在每月可以拿到三千多塊錢了。營長好像轉業到渭南的市屬自來水公司，也已經退休多年了，戰友們聚會，看見垂垂老矣的他，唯一叫人能記起當年的他的，是他一笑時，嘴裏露出的那顆鐵質的假牙。
大部分是農村兵，他們重新回到他們生活的那個圈子裏去了。他們都已經滄桑得不成樣子了，有一小部分人已經死去。如縷蟻如草蛤般死去。幾乎每過一段時間，就會傳出他們中某一個人死去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