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們對教育人的目的有明確的認識，假如我們希望我們的孩子能變成人性豐滿的人，能逐步發揮他們所具有的潛在能力，那麼，就我所知，能有這種作用的一種教育就是藝術教育了。
因此，我所以會想到通過藝術進行的教育，並不是因為藝術能產生美的印象，而是因為我認為藝術教育很有可能會成為一切其他教育的範式。那就是說，假如我們認真對待並盡力去做，使藝術教育能達到我們所期待的標準，而不是被認為是十分脆弱和可有可無的東西，我們終將有一天能依據這一範式教數學、閱讀和寫作。
我所指的是一切教育問題。這就是我對於通過藝術進行教育感興趣的原因——隻因為它似乎是潛在的有效教育。
我能夠深感曆史的發展所引起的一個變化，是我對藝術教育、創造性心理健康等感興趣的另一個原因。我覺得我們正處在曆史上和以往任何時刻相比都是全新的一點。現在生活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快得多地運轉著。例如，各種事實、知識、技術、發明、工藝進步在發展速度方麵的急劇增長。顯然，這需要我們在對人的看法上、在對人和世界的關係的看法上有一個改變。
說得更直截了當些，我們需要一種不同的人。我覺得必須認真地看待赫拉克利特、懷特海德、柏格森的那種觀點，他們強調世界是一種流動，一種運動，一個過程，而不是一種靜止的東西。
假設真是這樣，今天顯然要比1900年或甚至1930年遠更如此，那麼我們就需要一種不同的人才能在一個永遠不斷變化而不是靜止不動的世界上生活。對於教育事業我可以更進一步說：教授事實有什麼用？事實用不了多久就變得過時啦！教授技術有什麼用？技術也很快就過時啦！甚至工科學校也由於有這樣的認識而弄得麵目全非。例如，麻省理工學院已不再把工程學僅僅作為一係列技藝來教授了，因為工程學教授過去所學的一切技藝幾乎都已經過時了，再學習怎樣製造馬車鞭子還有什麼意義?我了解到，麻省理工學院某些教授所做的是放棄念過去的真經，寧願嚐試去創造一種嶄新的人——他能隨遇而安，能以變化為樂，能即席創造，能滿懷自信、力量和勇氣對付他生命當中的突發事件。
甚至一切都在改變：國際法在變，政治在變，整個國際舞台在變。人們在聯合國中彼此從不同的世紀出發討論問題。某人依據19世紀國際法發言，另一位依據某種全新的原則回答他，從不同的世界的不同的講壇上發言。事情就是變得那麼快。
言歸正傳，我所談的是如何使我們自己轉變為一種新人——他們不需要靜化世界，不需要凍結它，使它穩定，他們不需要做他們前輩所做的事，他們能滿懷信心地麵對明天，雖然他們不知道什麼將要降臨，什麼將會發生，但對自己有足夠的信念，相信自己能在從未出現過的情境中隨機應變。這意味著一種新型的人。你也許會認為是赫拉克利特型，但請記住，能造就這種人的社會將生存下來；不能造就這種人的社會將滅亡。
我要特別強調這種隨機應變和靈感，而不去探討那些己完成的藝術活動和各種偉大的創造活動。實際上，我甚至不想從任何已完成的產物出發探討這個問題，為什麼如此？因為我們依據我們對創造過程和創造性個體的心理分析已經相當明確地意識到，我們必須在原發創造性和次級創造性之間進行區分；原發創造性或創造性的靈感階段應該和靈感的發揮和發展區分開。這是因為後一階段不僅強調創造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還依賴單純的艱苦磨練，依賴藝術家的日常訓練，他或許要花費半生的時間學習使用工具，學習技巧，熟悉素材，直到他終於有了足夠的準備，能夠充分表達他的積累。
我敢肯定，許多人曾在夜半醒來時有靈感的閃現，這靈感告訴他們有某一小說他們想寫，或有某一劇本、一首詩詞，或不論什麼他們想做的事等待著他們去做，靈感是多得很的。而這些靈感的大多數從未達到過任何成就。在靈感和最終產品之間的差別。例如，在靈感和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之間的差別，是極繁重的艱苦作業，大量的訓練、大量的修養、大量的實踐和重複以及推陳出新的修改等等。那麼，第二類創造性所需要的美德，和產生實際成品、偉大繪畫、偉大小說、橋梁、新發明等等相連結的美德，這些美德對於其他德性——頑強、耐性和艱苦創業等等——的依賴程度如同對於人格的創造性的依賴一樣。
因此，為了保持論述範圍的純淨，你也許會說，我必須重視這一最初靈感閃現時的即席創作，並暫時不去考慮它會產生什麼成果，盡管我們承認它們當中很多都會半途而廢。部分地因為這個原故，要研究創造性的這一靈感階段，需要以幼童作為一部分最好的試驗對象，他們的發明才能和創造性大都不能依據產品做出說明。當一個小男孩自己發現十進位製時，這可能是一個靈感的高峰、一個創造的高峰。我們絕不能因為某一經驗的定義說創造性應該有社會效用，或它應該是新穎的，或應該是前人從未想到過的，等等，就把這一創造的高峰一筆抹過。
同樣因為這個原故，我決定寧願利用別的例子而不再把科學的創造性當作一種範例。現在進行的許多研究都是有關科學家的創造的，他們已證明自己是有創造力的，是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大發明家，等等。
難題在於，假如你熟悉很多科學家，你很快就會知道這個標準有些不對頭，因為科學家作為一群人通常並不如你期望的那樣有創造力。這也包括那些曾經做出過發現和確實有過創造的人，那些發表過著述、促進了人類知識發展的人。實際上，這並不很難理解。這一發現與其說能使我們對創造的性質有所認識，不如說它僅僅說明了一些有關科學性質的問題。假如允許我更放肆些，我甚至要說科學是一種技術，利用它，沒有創造力的人也能創造。這絕不是取笑科學家。我覺得，這是一種奇妙的事物，能迫使缺乏創見的人投身於偉大的事業，盡管他們自己不是大人物。
科學是一種技術，是社會化和製度化的，以致並不具備創造力的人掌握了它也能在知識的進步中起點作用，這是我對它所說的盡可能極端和激烈的評語。由於任何一位科學家都不能脫離曆史的懷抱，都隻能站在很多前人的肩膀上，成為一個大型籃球隊的一員，成為一大群人中的一員，因此他自己的缺陷可能也被掩蓋了。他變得萬人矚目，值得大受敬重了，因為他參與了一項偉大而值得敬重的事業。因此，當他發現了什麼的時候，我知道這不過是一種社會製度的產物，一種協作的產物。即使他沒有發現它，或許其他人也會很快做出這一發現。因此，我覺得，選擇我們的科學家，盡管他們有過創造，仍不能作為研究創造理論的最佳對象。
另外，除非我們認識到幾乎所有我們一直在使用的創造性定義和我們所使用的大多數創造性例證絕大多數都是男子的或男性的定義和男子的或男性的產品，我們就不能說是在徹底地研究創造性。我們幾乎完全沒有考慮到婦女的創造性，僅僅因為那種簡單傳統上的定義隻把男子的產品說成是有創造性的而完全忽視了婦女的創造性。我已經懂得（通過我對高峰體驗的研究)應該注意把婦女和女性創造性作為一個極有價值的研究領域，因為它較少涉及產品，較少涉及成就，較多涉及過程本身，涉及進行中的過程而不是明顯勝利和成功的峰巔。
這是我所談論的問題的背景。
我的觀察提出了我急需解開的謎：為什麼有創造力的人，在創造激情的靈感階段，會追悼過去、不思未來，而僅僅生活在現時之中？他付出了一切、深深迷戀並全神貫注於現在，沉湎於當前，一時一刻也不離開眼下的問題。或者讓我引用阿什頓·沃爾納的《老處女》中一句完美的話來形容這種情境。那位教師傾心於教授她的學童閱讀的新方法，說：“我完全沉迷於現在了。”
這種“完全沉迷於現在”的能力，絕對在任何一種創造性中都是必要的。但創造性——不論在任何領域中——的某些先決條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和這種變得無時間、無自我、置身於空間、社會、曆史之外的能力有關係。
事情已經變得非常明顯了，這種現象已成為神秘經驗的一種衝淡的、世俗化的、常見的變式，它那麼經常地被描繪過，已變成赫胥黎所說的常存的哲學。在各種文化中，在各個時代，它染上了多少不同的色彩，而它的實質總是能認出的——那是同樣的。
它總是被描繪為自我的喪失，或有時又變成自我的超越。有一種和被觀察的“實在”的融合（和眼前的問題的融合，我應說得更中性些），在兩重性存在的地方渾為一體，一種自我和非我的結合。普遍的說法是有一種對隱蔽真理的覺察，一種嚴格意義上的啟示，一種麵紗的脫落，而最後，幾乎總是如此——全部的經曆被體驗為幸福、心醉、欣喜若狂、興奮昂揚。
毫不奇怪，由於這一震撼人心的體驗比任何可以設想為人間的事物要偉大多，以至它經常被認為是超越人類和自然的。這樣的“啟示”往往用來作為各式各樣的“天啟”宗教的基礎，有時是唯一的基礎。
但是，甚至這一在所有體驗中最非凡的體驗也已經被列入人類經驗和認識的範圍。我對我稱為高峰體驗的研究，和稱為心醉神迷狀態的研究，完全是不謀而合地做出的，都證明這些體驗是十分自然的，這是很容易調查的。而且，和我所說的問題直接有關的是，它們能向我們說明許多有關創造性的問題，正如也能說明人在充分發揮作用時的其他方麵一樣，例如，當他們在最充分地認識自己時，最成熟和最發展、最健康時，總之一句話，人性最豐滿時。
這種充斥於現在、超越時空而使人完全著迷於此，正是高峰體驗的一個主要特征。我現在又覺得，這些高峰體驗研究使我們懂得的道理也能十分直接地遷移到對現實的經驗、對創造態度的豐富理解。
我們沒必要受這些異常而不極端的體驗的限製，盡管現在似乎已很清楚，幾乎所有的人都不能否認出現過狂喜的時刻，隻要他們進行了足夠的深刻回憶而我們訪談的情況又很適當。我們還能提及高峰體驗最簡單的變式——入迷，集中注意，或沉緬於任何事物，隻要它十分有意思，足以完全吸引我們的注意。我不僅是指偉大的交響樂或悲劇；這樣的效果也能由一場扣人心弦的電影或偵探故事或僅僅變得專心於完成自己的工作。從我們都有過的這樣普遍和熟悉的體驗開始談起是有好處的，因為這樣我們能得到一種直接的感受或直覺或移情，也就是能得到一種直接經驗的知識，關於思想家“高級”體驗的樸素變式的知識。起碼我們能避免那種時髦的、空中樓閣似的、含有隱喻而極端晦澀的詞彙，那在這一領域是很普遍的現象。
那麼，什麼是這些時刻中發生的事情呢？
放棄過去
觀察當前問題的最好辦法是把手中的一切都攤開，研究它和它的性質，認識它的內部所固有的相互關係，發現（而不是發明）問題自身內部對問題的答案。這也是鑒賞一幅畫或在治療中傾聽一位患者的最好方法。
另一種辦法僅僅是咀嚼過去的經驗，重複過去的習慣，品味過去的知識，找出當前情境在哪些方麵和過去某種情境類似，即，對問題進行歸類，然後把一度對於過去類似問題有效的解決辦法用於現在。這就像一位檔案文書的工作，我曾稱之為“成規化”。隻要現在很像過去，這種辦法也確實有效。
如果情況發生變化後，這種辦法顯然就行不通了，檔案文書“成規化”也就失靈了。他麵對一幅陌生的畫，匆匆回溯他的藝術史知識，想回憶起他的假想反應是怎樣的，這時他自然很少注視那幅畫，他所需要的隻是名稱或風格或內容以便他能做出迅速的推算。如果他假想過去也欣賞過它，於是現在也欣賞它。
在這樣的人中，過去是一個毫無靈氣的、未經消化的異物，是一個他隨身攜帶著的但還不是他本身的東西。
確切而言，隻有人類已被過去所改造，或已吸收了過去的經驗時，才能利用它的積極性和活躍性。它不是或不應該是他身外的什麼東西，和他相異的某物。它現在已經變成人體自身的一部分了，正如過去我吃的牛排現在是我而不是牛排一樣。消化了的過去（經過吸收而同化）和未經消化的過去是不同的。那是萊溫所說的“無曆史的過去”。
放棄未來
往往我們處於現在卻不是為了現在，而是為了準備應付未來。請想一想，我們在一次談話中往往是假裝傾聽對方的樣子而實際上在暗中準備我們自己要說的話，排練著如何措辭，也許是計劃著一場反擊。請想一想，假如你得知你要在5分鍾內對我的意見做出評論，會出現何等不同的態度。要成為一個好的、充分的諦聽者也是很不容易的。
我們如果不為未來做準備，那我們就會充分地傾聽和觀察。我們不會把現在僅僅作為達到未來某一目的的一種手段（這樣做就貶低了現在）。很明顯，這種忘記未來的態度是充分關注現在的先決條件。同樣明顯的是，“忘記”未來的一個好辦法是對未來充滿信心。
自然，這隻是“未來”概念的一種含義。我們自身內部的未來，我們現在自我的一部分，完全是另一回事。
單純
往往認為，隻有創造性很高的人，才具有這種認識和行動上“單純”的品質。他們被描繪為裸露在情境中、無矯飾的、沒有先驗的期望，沒有“應該”或“必須”，沒有風尚、時尚、教條、習慣，或其他固有的模式認為什麼是正當的、正常的、“正確的”等等，隨時準備接受發生的任何情況而毫不驚訝、震動，毫不惱怒或排斥。
兒童更有能力以這種無所求的方式承受一切。現在，當我們處在特定環境下時，我們所有的人也都能在這樣的方式中成為更單純的。
意識的收縮
除了身邊的問題以外，我們極少意識到其他任何事情。這裏非常重要的是我們減少了對他人的覺察。對他人對我們的約束和我們對他人的約束的覺察，對義務、責任、恐懼、希望等等的覺察。我們變得更多地脫離了他人，這又意味著我們更多地成為我們自己，成為我們真實的自我，成為我們真誠的自我，我們真正的本性。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們脫離我們真實自我的根源在於我們和他人的神經症牽連，那是來自更年期的後遺症，是荒謬的移情。在這種牽連中，過去和現在混淆不清，成年人仍像孩子那樣動作。一般地說，孩子有孩子般的動作是完全正確的。他對他人的依賴可以是非常真實的。但是，畢竟他會長大而不再需要依賴他人。成人再害怕爸爸要說什麼或做什麼肯定是不必要了，因為爸爸已經不再牽掛他了。
一句話，在這樣的時刻，我們變得更能擺脫他人的影響。因此，雖然我們的行為曾受到這種影響的波及，它們現在已不再起作用了。
這要求我們展現自我，不要再試圖去影響他人，中止引人注意，討好他人，成為可愛的，贏得讚許。可以這樣說：假如我們沒有觀眾，我們就不再當演員，沒有必要去表演，我們將能忘我地獻身於解決問題。
自我的喪失；忘我，自我意識的喪失
當你完全沉緬於非我中時，你會極少意識到你自己，缺乏自我覺知。你不會像一位旁觀者或一位批評家那樣觀察你自己。用心理動力學的語言說，你變得比平常更加完整了，不是分裂為一個自我觀察的我和一個體驗的我，而是更接近於成為全身心體驗的我。你會失去少年的羞怯和提防，不再有被人觀察的難堪意識，等等。這又意味著更一致、更渾然和人性的更高整合。
它還表示對體驗少批評、少編排、少評價、少選擇和排斥，少判斷和衡量，少分割和分析。這種忘我是發現一個人的真正本性的途徑之一，是發現他的真實自我、他的真誠性質、他的深刻性質的途徑之一。它幾乎總是給人以愉快和順暢的感受。我們無須走得太遠，像佛教徒和東方思想家那樣談論“萬惡的我”，但在他們的說法中確實有某些道德。
自我的意識的抑製力量
在某種意義上，意識(特別是自我意識)在某些時候能以某種方式起抑製作用。它有時是懷疑、衝突、恐懼等等的所在地。它有時是自發性和表現性的抑製者(但自我觀察對於治療是必需的)。
也可以這樣說，自我觀察的我，包括自我覺察、觀察和評判，是“次級創造”所必需的。用心理治療為例，自我改善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一個人曾容許進入意識的體驗進行批評的結果。精神分裂的人有許多頓悟體驗，但不能在治療上利用這些體驗，因為他們太多“總體體驗”而缺少“自我觀察和批評”。在創造性的工作中，同樣，需要訓練有素的建設勞動接替“靈感”的階段。
畏懼消失
影響我們的內心的畏懼和焦慮也是可以消失的。我們的抑鬱、衝突、矛盾心理，我們的煩惱，我們的問題，甚至我們肉體的痛苦也一樣，甚至我們的精神病和神經症也會暫時地消失，假如它們並非特別嚴重，不妨礙我們對眼前問題變得深感興趣並流滿其間。
在這樣的時刻，我們是勇敢而自信的，無畏懼、無焦慮、無神經症、無疾病的。
防禦和抑製的減輕
我們的抑製也會消失。我們的戒備，我們的（弗洛伊德所說的）防禦，和對我們衝動的控製（刹車）以及對危險和威脅的防禦也一樣。
力量和勇氣
勇氣和力量是創造態度所必需的。大多數對有創造性的人的研究曾報告有一種或另一種勇氣的變式：頑強，獨立，自足，一種傲氣，性格的力量，自我的力量，等等；受歡迎變成較次要的考慮。畏懼和軟弱逐出創造性或起碼使它較少光臨。
隻要我們把創造性看作是忘記自我和他人這一共同特征的一種表現，那它似乎就很好理解了。這樣一種狀態在本質上意味著較少畏懼，較少抑製，不需要防禦和自我保護，較少戒備，不需要矯飾，不怕嘲笑、羞辱和失敗。所有這些特征都是忘記自己和忘記觀眾的一部分，“專心”逐出畏懼。
甚至我們直截了當予以肯定的，變得更有勇氣使一個人自己更容易受到神秘、陌生、新穎、分歧與矛盾、異常與驚吒等等事物的吸引，而不是變得多疑，顧慮重重，戒備森嚴，或不得不使用減輕焦慮和防禦的手段。
接受肯定的態度
在沉浸於現實和忘我的時刻，我們又很容易在另一種方式中變得較多“肯定”而較少否定，即，我們傾向於放棄批評（編刪，挑揀和選擇，改正，懷疑態度，改善，質疑，拒絕，判斷，評價）。這似乎是說，我們接受了，我們不拒絕，或不斥責，或不進行有選擇地挑挑揀揀。
有些問題就擺到眼前，你不阻攔它，它就會衝進來影響我們。讓它顯露出它的意願，讓它走自己的路，讓它成為它自己，也許我們很欣賞它的本來麵目。
這樣做，更容易在謙虛、放任、承受的意義上成為道家式的人。
信賴同考驗、控製、競爭相對立
以上所說的一切包含一種對自己和對世界的信賴態度，它容許暫時放棄緊張和努力、意誌力和控製、有意識的對付和嚐試。容許自己被眼前問題的固有性質所決定，當時必然含有鬆弛、等待和接納。試圖統治、支配和控製的通常努力和一種與材料的真正妥協或真正領悟材料（或問題，或人，等等）是對立的。特別是涉及未來的問題更是如此。我們必須信賴我們麵對未來新事物時隨機應變的能力。這樣說，我們能看得更清楚，信賴包含自信、勇氣、對世界無所畏懼。也很清楚的是，這種對我們自己麵對未知世界的信賴是一種能力，使我們能完全地、坦誠地、全心全意地麵對現實。
有些臨床的例子可能有助於說明問題。分娩、小便、大便、睡眠、遊泳、性順從都說明，緊張、力爭、控製不得不讓位於鬆弛、信賴，相信應該讓事情順其自然。
道家的承受
道家的學說和承受兩者的含義都很豐富，這些含義都很重要，但也相當複雜，除非用修辭手段，否則很難說清楚。道家對於隨遇而安的創造態度有過一些精微的說明，許多討論創造性的作者曾一再轉述過，有時這樣解釋，有時又那樣說。但每一個人都同意，在創造性的始發或靈感階段，某種程度的承受或不幹預或任其自然在敘述上是有特征可尋的，在理論上和動力學上也是必要的。我們現在的問題是：這種承受或“任隨事物發生”和沉緬於現實與忘我有怎樣的關聯？
就像藝術家尊重他的材料一樣，這種尊重眼前問題的態度我們可以稱之為一種謙恭和敬意，也可以說認真對待。這等於把它作為一種目的，作為某物自身看待，承認它有自身的權利，而不是作為達到它以外的某種目的的手段，作為達到某一外部的目標的工具。我們對於它的存在的這種尊重態度含有它是值得尊重的意思。
在對待問題、材料、情境或他人時也可以用到這種謙恭或敬意。這種態度有一位作者曾稱之為遵從（順從，服從）事實的權威，遵從情境的規律。我能更進一步，從僅僅容許“它”作為它自己到一種親愛的、關懷的、讚許的、歡欣的渴望，就像對自己的孩子或愛人或樹木或詩詞或寵物那樣，渴望它作為它自己那樣的存在。
這樣的態度對於觀察或理解現實問題的全部具體的豐富內容是固有的需要，有助於理解它自己的性質和它自己的樣式，無須有意的努力，無須把我們自己強加於它，就像我們要傾聽另一個人低聲耳語時必須默不作聲安靜下來一樣。
創造活動傾向於成為人的整體活動（通常如此）；他這時是最整合的，統一的，一體化的，統一指向的，全部組織在為熱衷的眼前問題的服務中。創造性因此是係統化，是整個人的整體（或格式塔）性質；它不是像一層油彩那樣塗在機體上或像細菌的侵入那樣，它是分裂的對立麵。這樣的完整是較少分裂而較多一致的。
允許探究始發過程
人的整合過程的一部分是無意識、潛意識，特別是靈感始發過程的恢複，或詩的、隱喻的、神秘的、原始的、古代的、兒童般的東西的再現。
我們有意識的理智太極端地分析性，太理性，太數量化，太原子論，太概念化，因此，它丟掉了大量的現實，特別是不能領會我們自身內部的現實。
審美的觀察而不是抽象
抽象活動是較主動和較多幹預的（較少道學的），比審美態度較多選擇和拒絕。審美是品味、享受、欣賞、關切，它的方式是不幹預、不侵擾、不控製。
抽象的終端產物是數學方程，化學公式，地圖，圖解，藍圖，草圖，概念，抽取的輪廓，模式，理論體係，所有這些都離原始的現實越來越遠（“地圖不是領土”）。審美觀察的、非抽象觀察的終端產物是知覺的總存貨清單，其中的每一件東西都很容易受到同等的品味，其中重要性高低的評價是不受重視的。在這裏尋求的是知覺印象的更加豐富多采，而不是更多的簡化和節略化。
有的科學家和哲學家，竟然糊塗地認為方程式、概念式或藍圖比現實的自身更具真實性。幸虧我們已能理解，具體的東西和抽象的東西是相互影響和相互補充的，不再有必要貶低其中的一個或全部。我們這些知識界人士最好糾正一下天平，強調一下具體的、審美的、現象學的、非抽象的方麵，認識到現象的一切方麵和細節，現實的全部豐富內容，包括它的無用部分，因為我們在對現實的描繪中曾過於著重了抽象的方麵。
最豐滿的自發
假如我們全神貫注於眼前的問題，由於它本身的原故而迷戀它，心中不再有其他的目標或想法，我們便更容易成為充分自發的，充分發揮作用的，任我們的能量從內部自如地流出，自動地流出，無須努力，無須自覺的意誌或控製，就像一種本能一樣，自動地、無思想地作用著；即，達到最豐滿的、最少障礙的、最有組織的活動。
它們的有組織狀態和適合於眼前問題的一個主要決定因素很有可能就是現實中的固有性質。我們的能力於是最完善、最迅速、最不費力地適應於情緒，當情境改變時能靈活地改變，就像一位畫家持續不斷地使自己適應他的發展著的繪畫的要求，像一位摔跤運動員使自己適應他的對手，像一對舞伴嫻熟地相互配合，像水流入縫隙和窪地。
對獨特性最充分的表達
充分自發是忠實表現自由活動的機體及其獨特性與風格的一個保證。自發和表現，都含有忠實、自然、真實、無矯飾、非模擬等等的意思，因為它們也含有非工具性行為的意思，沒有有意的“嚐試”。沒有費力的爭取或緊張，對於衝動之流和深刻人格的自由“輻射”表現為不加幹預。
現在僅有的決定因素隻剩現實中的固有性質和人的固有性質，以及兩者之間起伏波動相互適應的根本需要，需要形成一種融合，一個單元，例如，一支優秀的籃球隊，一場弦樂四重奏。這一融合情境以外的任何東西都是無關的，這不是一種達到任何外部目的的手段；它的本身就是目的。
人與世界的融合
隨著社會的高度發展，人與世界的融合度也越來越高了，通過一個個創造性的例證，我們有理由相信它也是先決條件之一。我想，這一我曾拆開並討論的相互關係網絡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這種融合是一個自然的事件，而不是什麼神奇奧秘的東西。我想，假如我們把它理解為一種同型現象，一種相互影響的鑄型，一種越來越密切的相合或互補，一種融化為一體，它甚至是可以用科學方法進行研究的。
河庫塞曾經說過：“假如你想畫一隻鳥，你必須變成一隻鳥。”這有助於人們理解上述觀點。創造性達到最佳整合的途徑
有時我曾對創造性領域的新的和古老的情況進行比較而深感興趣。首先我想說，積累的資料總數——純粹研究著述的數量——已遠遠超過了任何人所能想象的。
在我印象當中，創造性領域的理論與方法、精巧測驗技術以及純信息量的大量積累相比，進展並不大。我想提出理論的問題，即，有關這一研究領域中的概念化方麵有些什麼問題使我不安，並說明這些使我不安的概念化問題的不良後果。
我想，最重要的問題是我的一個印象。創造性領域中的思考和研究大都太原子論、太特殊了，而不是像它能夠成為和應該成為的那樣整體論的、機體論的或係統論的研究。當然我在這裏並不想進行任何愚蠢的二歧或極化的爭論。我不想表示對整體論的任何虔誠或對解析或原子論的任何敵意。對於我，問題在於如何使它們達到最佳整合，而不是在它們之間進行抉擇。避免這樣的二歧抉擇的一個途徑是利用皮爾遜的舊分辨法，他曾在一般因素和特定或特殊因素之間進行區分，兩者都進入了不僅是智力而且是創造力的構成之中。
我在閱讀文獻時認識到，雖然創造性問題沒有被作為建立理論的一個基礎，但它和精神病學的健康或心理學的健康之間有非常關鍵、非常深刻、非常重要和非常明顯的關係。例如，在以心理治療為一方、以創造性為另一方的兩類研究中，我們可以說這當中很少有什麼聯係。我的一個研究生，理查德·克來格曾發表過一項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證明材料，說明確實存在著這樣一種關係。托蘭斯的著作《主要的創造才能》中曾以表格形式列出全部已證明和創造性有相關關係的人格特征，這是我們大家都有深刻印象的。也許他認為有30個或更多的特征是充分有效的。克來格所做的是把這些特征記錄在一欄中，然後在相對應的另一欄中列出那些我曾用於描述自我實現者的特征（這些特征和許多其他人用於描述心理健康的項目有相當多的交迭，例如，羅傑訪的“充分發揮作用的人”，或榮格的“個性化的人”，或弗洛姆的“自主的人”，等等）。
兩者幾乎存在著普遍的交迭現象，一個表格中的三四十個項目中隻有兩三個特征用來描述心理不健康的人。沒有一個特征是屬於對立的方向的，結果是，讓我們大致地說，近於四十或至少三十七、八個特征和心理健康的特征是相同的——它們補充了心理健康或自我實現的綜合性。
我之所以引述這篇文章作為討論的起點，因為我有一個極堅強的信念（早在很久以前就有的）是：創造性的問題是有創造力的人的問題（而不是創造產物、創造行為等等的問題）。換句話說，他是一種特定的或特殊的人，而不隻是一種老式的、平常的人，獲得了一些外部的東西，學會了一種新的技巧如溜冰，或積累了更多的一些經驗，它們雖然屬於他“所有”，但並非他所固有，並非他的基本性質。假如你認為那種有創造力的人，才是問題的本質，那麼你麵臨的問題就成為人性轉變、性格改變、整個人的充分發展的問題。這又必然把我們帶入世界觀的問題中，帶入人生哲學、生活方式、倫理準則、社會價值等問題中。這和那種特別的、因果的、壓縮的、原子的理論概念、研究和訓練，形成了尖銳的和直接的對照，這一類說法我常常聽到，例如：創造力的起因是什麼？”“我們能夠做的最重要的、史無前例的事是什麼？”“我們是不是應該在課程表上添上一門三學分的創造性課程？”我甚至料想很快就會有人問：“它定位在哪裏？”或“試圖插入電極促動它或抑製它”。在我和研究與發展中心的人商榷工業問題時，我也得到強烈的印象，發現他們總是尋求有什麼秘密的按紐能發動創造性，像開關電燈那樣。
我認為：大概有成百上千個決定因素來得到有創造力的人。任何有助於人向更大心理健康或更豐滿人性運動的事物都等於是在改變著整個人。這一更人性、更健康的人能產生和能發射出作為副現象，成打、成百、和成百萬各種不同的行動、經驗、觀察、傳達、教導、工作等等，這種種不同的行為都將是更有“創造性”的。他那時將簡直是換了一個人，會在各方麵以一種不同的方式行動。於是，作為一種替代，替代那獨一無二的或將特定地產生更多特定的創造性的按紐或三學分的課程，這種更整體論、更機體論的觀點將提出更有可能得出答案的問題：“為什麼不可以讓每一門課程都有助於培養創造性？”當然，這種對人的教育應該有助於創造一種更佳類型的人，能促使一個人長得更大、更高、更聰明、更有理解力（更敏感）——相應地，也自然會使他在生活的各個方麵更有創造性。
我可以提供一個有關這方麵的例子。狄克·瓊斯寫過一篇博士論文，我認為從哲學觀點看是極其重要的，但它並未受到足夠的重視。他所做的是對高中生進行一種團體治療，並在年終時發現種族偏見下降了，盡管一整年他都嚴守自己訂立的規約避免提到這一類詞句。偏見不是按一下按紐就能創造的。你無須訓練人染上偏見，你也不能真正直接地訓練他們“消除偏見”。我們曾經試驗過，這些都起不到很好的效果。但偏見的消除像火花一樣從輪盤上飛出，作為變成一個更好的人的副現象、副產品而實現，不論是由於心理治療或由於任何其他能改善人的影響。
我曾用不同於傳統科學的方法對創造性進行過調配研究。我不得不發明整體論的交談法。我試圖一個人又一個人地去了解，盡我的可能進行深入、深刻、充分的了解，直到我覺得對於他們作為一個整體的人（作為獨特的、個別的人）有了真正的理解。這是在獲取整個生活和整個人的非常充分的曆史材料而不懷有特定的課題或問題，就是說，不是抽取這個人的某一方麵而不涉及其他方麵，而是在進行個案研究。
但之所以稱之為法則研究也正因為如此，它也可以涉及特定的問題，在進行簡單統計後得出一般結論。你能把每一個人都看作一個無窮大，而多個無窮大可以相加，百分數可以求出，正如超窮數也能運算一樣。
如果你能用這種方式去深刻、深入和個別地了解人的樣本，那麼，就可以將某些典型傳統實驗中不可能的操作變為可能。我有一個大約包括120人的研究對象名單，對他們每一個人我都花去了大量的時間——僅僅用於對他們進行一般的了解。這樣做以後，我能再提出某一問題，回溯我的資料並得出答案，即使120人全都死了也能得出答案。這和就某一單獨的問題所做的特定實驗形成對照，在這種實驗中將變動某一變量，而所有其他變量假定“保持不變”，盡管我們自然都非常清楚，有成千的變量在經典的實驗範式中隻能假定受到控製而不是實際受到控製，更不用說保持不變了。
我想坦率地表達我的懷疑，我堅信因果方式的思維在作為普遍的科學哲學時已經過時了。盡管它曾在非生命的世界中發揮大的作用，而且也曾在解決人的問題中因取得或多或少的成功而被學會。我們絕不能再這樣做，因為它隻能引導我們進入特定的思維，即關於某一原因引起某一後果和某一要素產生某一要素的思維，而不是使我們對那種係統的和機體的改變保持敏感。對這種改變，我曾試圖說明，其中任何單一的刺激都可能會改變整個機體，而改變的機體又會引起生活一切部分的行為改變(這也適用於社會組織，無論大和小)。
例如，假定你想要得到身體健康，又假定你問：“你是怎樣使人的牙齒好些的?你是怎樣使他們的腳好些的?”或他們的腎、眼睛、頭發等等。任何一位醫生都會告訴你，最好的辦法是改善一般係統的健康。也就是說，你要改善一般因素。假如你能改善他們的飲食和生活方式等等，那麼這些辦法將能一舉改善他們的牙齒、腎髒、頭發、肝髒、腸子，以及其他任何器官，即整個係統都得到改善。同樣地，按照整體論的看法，一般的創造性也是從整個係統中出發的，一般地改善的。而且，任何能產生更有創造力的人的因素也能使人成為一位更好的父親，或更好的老師，或更好的公民，或更好的舞蹈家，或一位更好的什麼人，至於達到和一般因素的增強相應的程度。當然，接著還要有特定的因素與此相加，才能把好的舞蹈家或好的作曲家和好的父親區分開。
葛洛克和斯塔克寫過一本討論宗教學的好書，可以作為一種對這一類型原子論的和特定的思維的相當高明而又合格的描繪，特定的思想家，刺激—反應思想家，因果思想家，“一因到一果”的思想家正在步入一個新的領域，這兩位作者可以做為先驅。首先，他們當然覺得必須給宗教下定義。當然，他們不得不下定義說宗教是純粹的、分立的，說它不是任何別的什麼，進而把它孤立起來，和其他每一事物分割開，然後開始用亞裏士多德的邏輯“A”和“非A”繞來繞去：“A”是所有“A”，不是“A”以外的任何東西，它是純粹的“A”；而“非A”是純粹的其他事物，因此兩者沒有交迭，沒有融合，沒有結合，沒有熔接，等等。這使他們能夠繼續前進並陷入一種絕對的、全盤的混亂，我從未見過的一種美麗的混亂。他們鑽進了死胡同，停留在那裏，使宗教行為和所有其他行為完全分開，以致他們全書所討論的都是外部行為，去教堂或不去教堂，節約或不節約小片的木料，對某件事或另一件事表示或不表示敬意，這樣便把我稱之為宗教的宗教完全排除在全書以外，我所謂的宗教指那些有深刻宗教思想而又可能和宗教機構、超自然現象、偶像崇拜無關的人的宗教態度和情感、情緒等。這是原子論思維的一例，我還有許多其他的例子。在任何生活部門中，一個人都能進行原子論思維。
隻要我們願意，我們一定也能以同樣的方式解釋創造性。我們能把創造性弄成一種主日行為，它出現在一間特定的室內，一座特別的建築物中，比如在一個教室裏，並出現在某一特定的時間，如星期四。它隻有在那間室內和那個時間內而不是在任何別的時間和地點才是創造性而不是別的什麼東西，而且隻有某些領域和創造性有關，如繪畫、作曲、寫作，而不是烹調或駕駛出租汽車或做管工。但我還想提醒一下，創造性是幾乎任何行為都包含著的一個方麵，不論是感知的、態度的，或情緒的、意動的、認知的、或表現的。我想，假如你以這樣的方式研究它，你將能提出各式各樣有趣的問題，如果你以另一種兩歧化的方式研究創造性，將不會出現這些問題。
如同你剛開始學習跳舞時一樣，可能會采取不同的方式。大多數人在一個特定的社會中都要經過亞瑟摩雷學校的訓練，先出左腳然後邁右腳走三步，這樣逐漸地你經曆了大量外部的、有意的運動，但我想我們都會這樣說。有助於學會跳舞的心理療法就在於使你懂得有成千的效果可以使你學會很好的舞蹈動作，就是說，要更自由地跳，更優雅、不拘束、不抑製、不自覺、不渴求，等等。同樣，我想，好的成功的心理治療（而我們都知道也有大量蹩腳的心理治療）在我的經驗裏也能增進一個人的創造性而無須你有意去培養，甚至無須你提及這個詞。
另外我要說，有一些完全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被我的一個學生的一篇論文揭示出來。它的開端是關於生孩子的高峰體驗，來自母性的歡樂等等。但它接下去轉了話題，因為譚澤夫人曾發現，當生孩子是良好或偉大體驗的時候，會有各式各樣其他奇妙的改變發生。那時，許多事情在那位婦女的一生中都將改變。它可能有宗教轉變體驗的一些味道，或有類似偉大啟蒙的效果，或類似偉大成功的體驗，它強烈地改變了那位婦女的自我意象，因而也改變了她的一切行為。
另外，我認為這種一般的研究在談論“氣氛”時肯定是既高明而又富有成果。我曾試圖製定非線性係統組織的體製並找出這種組織中出現一切良好效果的原因。
那麼我隻須說，這種創造性氣氛是由整個社會環境造成的。我不能揀出某一種主要的原因蓋過其他。有一種一般性的自由，像大氣一樣，彌漫全身，無所不在，而不是便如你在星期二做的某一件小事——一件特定的、可以和其他事件分割開的什麼事情。能增進創造性的正確氣氛、最佳氣氛將是一種理想王國，或優美心靈的組織，像我寧願采取的名稱那樣。那將是一種社會，它是特地為促進所有人的自我完成和心理健康而設計的，這就是我的一般說明。在此範圍內並以此為背景，我們然後才能用一種特定的“輪廓”，一種特定的格局，用特殊因素使某某人成為一位優秀的工匠，而另一個人成為一位傑出的數學家。但沒有那個一般的社會背景，在一個不良的社會中（這是一種一般的製度論述），創造性就會較少可能出現。
我們也需要治療方麵的類似物的幫助。我們從那些對這一研究和思想領域有興趣的人那裏可學到很多東西。例如，我們必須正視他們提出的什麼是同一性，什麼是真實的自我，什麼是治療和教育，在幫助人趨向同一性時應該做的等等問題。另一方麵，我們已經有了一個關於某種自我、某種特征的模型，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設想為生物性的，它是體質的、氣質的“類似本能的”。我們是一個物種，我們不同於其他物種。假如是這樣，假如你能接受這一模型而不是“白板”模型，不是把人作為純粘土可以鑄造或強化成為任何預先設計的形狀，像某一專斷的控製者所要求的樣子，那麼你也必須接受作為揭示、解除束縛的治療模型，而不是作為鑄造、製造和塑造的治療模型。這對教育也適用。由這兩種關於人性的不同概念所構成的基本模型也是不同的——在教育、學習，在每件事上都不同。
那麼，創造性是否是一般人類遺傳的一部分呢？它確實經常會喪失，或被掩蓋，或被歪曲，或被抑製，或受到任何可能的阻礙，那麼任務就在於揭示什麼是所有嬰兒與生俱來的能力。我想，這是一個非常深刻、非常重大的問題，一個我們必須討論的基本哲學基礎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