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徐光啟不但翻譯了那些來自西方的科學書籍，他還是一位很棒的農學家。他親自拿著鋤頭下田，第一次將南方的稻種成功移栽到北方（現在東北能生產五常大米，全是徐光啟當年的功勞），他編寫輯錄的《農政全書》更被李約瑟稱為“卓越巨著”。《農政全書》是徐光啟將古代優秀的，關於農學各個領域的文章編輯輯錄的農學巨著，其中也包括徐光啟自己撰寫的許多內容。竺可楨等學者認為這本書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借助近代科學技術在農學上的嚐試，明顯受到西方近代科學技術的影響。也就是說徐光啟的拿來主義在這本書裏得到了體現。徐光啟對西方科學發生興趣並學習西方科學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更好地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而不是對歐幾裏得幾何和各種科學中的美妙思想產生了好奇和興趣。所以他對《幾何原本》中的幾何和數學內容充滿興趣，而克拉烏對歐幾裏得數學的評述和見解就不那麼關心，也就沒必要費老大勁去翻譯了。
克拉烏的評述到底是什麼？沒有看過他的書是不可能知道的。但有一點應該是對的，那就是克拉烏不會對歐幾裏得幾何的公理、定理和定律加以更多的評述，對此歐幾裏得已經證明得非常清楚。克拉烏的評述很可能是對歐幾裏得產生數學思維根源的評述，也就是關於歐幾裏得思想的評述。這也是西方人由於好奇而去研究古人的一種習慣，他們更關心前輩優秀的思想方法，而對前輩所下的結論甚至可能是拋棄掉的。對亞裏士多德思想的繼承和揚棄就是最明顯的例子，這也是克拉烏的書會對笛卡兒、萊布尼茨這些偉大數學家產生影響的根本原因。這種對前人思想方法的研究，將會培養出更多的數學家或者科學家，而不僅僅是隻能解決一些實際問題的數學應用家，也就是技術專家。
西方人自古以來的求索都主要是對事物呈現出的規律性和所謂理念的探究，至於這些規律和理念實際上是否有意義，他們並不關心。比如古希臘人研究幾何完全是出於對幾何本身複雜程度的好奇和興趣，歐幾裏得的幾何學就是在這樣的態度下給玩出來的。後來牛頓研究萬有引力，他其實根本不知道萬有引力到底會有什麼實際的用處，研究這些是由於他對開普勒提出的行星運行軌道為什麼是橢圓形的而感到好奇，為此他進行計算和求證，最後得到了一個公式，這個公式就被叫做萬有引力定律。而證明萬有引力定律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偉大定理，卻是在牛頓去世100多年以後，在計算天王星以外是否存在一顆新的行星，也就是海王星的時候，才在人們的驚呼中得到最後證明的。
中國的學術卻沒有這樣的習慣，像《九章算術》、《黃帝內經》、《天工開物》、《本草綱目》，這些被我們稱為古代科學典籍的書，是具有非常明顯的實用目的的（關於這些書可參看本書第五章）。徐光啟同樣也沒有這樣的習慣。他主持完成了《崇禎曆書》的編撰，編寫輯錄了《農政全書》，這些雖然對當時的曆法和農業都產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實用技術的運用上，對歐幾裏得以及西方其他科學和科學家思想方法沒有產生好奇和興趣。所以他翻譯和撰寫編輯的所有著作，沒有引起後來的學者對這些科學思想的好奇，也就不可能培養出具有同樣好奇和興趣的科學家了。
徐光啟在1633年去世，此後不久，1644年多爾袞率八旗子弟入關，緊接著迎來的是150年的康乾盛世。據說乾隆年間中國的GDP是全世界的1/3。那時候的歐洲，洋鬼子都在幹啥呢？由於像克拉烏那樣的學者對前輩思想方法的分析和倡導，歐洲在科學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600年，英國的吉爾伯特在他的《論磁學》一書中第一次提出了電的概念，從此關於電學的研究開始了；1637年笛卡兒的《方法談》發表，開創了解析幾何；1687年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發表，牛頓力學從此登上科學的曆史舞台；1735年“花仙子”林奈發表《自然係統》第一版，創立了生物分類學；1745年荷蘭人發明了萊頓瓶，可以走向實用的電學開始快速發展；1765年瓦特改造的蒸汽機衝向全世界，而瓦特改造蒸汽機這一年正是中國大清王朝乾隆二十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