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知人慎用 幕府稱盛
幕府概論
中國幕府製度由來已久，源遠流長，最早可追溯到東周戰國時期。其時七國爭雄，養士成風，最為著名者如魏國的信陵君、趙國的平原君、齊國的孟嚐君、楚國的春申君，都競相招賢納士，號稱“四公子”，門下食客多至數千人。甚至一些官宦之家也有舍人之類。雖有雞鳴狗盜之徒混雜其內，而出類拔萃的人才——如齊之馮、趙之毛遂——亦大有人在。藺相如出仕之前亦曾是宦者令繆賢家中的舍人，後經主人薦於趙王，卒成一代名相。這些食客、舍人或為主人出謀劃策、排憂解難，或奉委承辦事件，雖非國家官員，卻能在政治上發揮作用。“四公子”所以名噪一時，成為當時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實則多借食客之力。他們同主人之間隻有私人情誼，並無法定的權利、義務，主對客隨意進退，客對主來去自由。凡此種種，與後世之幕僚極為相似，可姑且視為中國幕府製度的萌發時期。其後經過長時期的發展，漸趨定型，大約漢代已成製度，而到唐代則興旺發達起來，出現空前未有的盛況。至於幕僚的名稱，則又有從事、參軍、記室及長史、司馬、別駕，等等，名稱不一而職能相同，都是地方主管官員或奉命出征的統兵將帥自行招聘的輔佐人員。“古者州郡以上得自辟從事、參軍、記室之屬，故英雋之興，半由幕職。唐汾陽王郭子儀精選幕僚，當時將相多出其門。 ”1降及清代，幕僚製度仍是
1.薛福成：《庸庵文編》，第四卷，第 20頁。
經久不衰，六部九卿以至府、州、縣，主管官員無不聘有幕僚，協助處理錢
糧、刑名、文案等務。大將軍年羹堯“網羅英傑，凡瑰閎奇特之士與博弈撻鞠，
擅一長一技者，靡不收置幕下”。1湖廣總督畢沅則廣收幕僚編寫書籍，其所
著《續資治通鑒長編》一書，實多借幕僚之力。
這些人或精通政務，筆下流暢，或善理錢財，或熟悉律令，正好彌補科
甲出身的官員不習政務的短處。所以，他們憑借某一方麵的專業知識和辦事
能力，包攬錢糧，代辦詞訟，掌握很大一部分實權，在封建政權體係中處於
非常特殊的地位。主管官員必須對他們敬之以師，待之以賓，（音“修”）
資豐厚，禮儀周全，稱之為幕賓、幕客、幕友、師爺之類，不得以屬員視之。
他們亦往往自恃其才，禮儀稍疏，即拂袖而去。而幕僚之間則師徒相承，自
成體係，平日聲息相通，有事死力相護，盤根錯節，牢不可破。所以有的人
招聘幕僚，其主要目的不在治事，而是為了借以溝通上下左右之間，尤其同
上司間的聲息。也有的官員懶於政務，養尊處優，把經管錢糧、辦理訴訟、
草擬文稿、清理賬目諸務一概交幕僚處理，任其操縱把持，這就使本已腐敗的吏治更加腐敗。雍正帝即位之初，曾下令將六部的幕僚逐出京城，移往涿州一帶，並相應做了一些限製性規定。經過這番整頓，雖取得一定成效，但種種積弊並沒有根本改變，直到曾國藩生活的時代依然如此。不過，對於未入政壇的士人來說，充任幕僚可以收到曆練政務、增長才幹的效果，不少人曾在青年時期充任幕僚，而後成為名臣，顯示出幕僚製度在培養人才方麵的作用。所以一些考場失意的士子多樂於充任幕僚，一則可借以維持生計，一則可獲得曆練政務的機會。不過要勝任這一工作，尤其做一個好的刑名師爺，“必求申、韓老手，北麵師事，朝夕切磨，積數年之久，方可出而應世” 2。這樣，培養合格的幕僚也就成為一項重要工作。一些有名氣的幕僚則不僅廣收門徒，且往往著書立說，為學幕者編寫教材。於是《佐治藥言》、《學治臆說》、《幕學舉要》、《刑幕要略》等相繼刊行於世，遂使佐幕之事成為一項專門學問，名之曰“幕學”。這也是中國幕府製度史上前所未有的現象。然而這都是清
俞蛟：《夢廠雜著》，第 7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7月版。
87頁。
初至道光末年的情況，也是平時的一般情況。及至鹹豐、同治兩朝，由於曠
日持久的戰爭和督撫權力的膨脹，情況又為之一變，形成清代幕府製度史上一個極為特殊的時期。
鑒於唐末藩鎮割據的教訓，自宋以來的曆代統治者都采取種種辦法限製地方政府的權力，防止地方大吏擁兵自立，對抗中央。清王朝的最高統治者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出於種種原因，對地方大吏尤為加意防範。他們把各省的兵、政、財、人及司法各權分開，地方官員各負專責，相互牽製，誰也不能大權獨攬，自行其是，遂使各項大權實際上都控製在中央政府手中，從而將中央集權的君主專製製度推到頂峰。就兵權而論，清朝的主要武裝是八旗與綠營，無論駐紮京師抑或分駐各地，兵權實際上都掌握在皇帝手裏。就財權而言，各省地丁等項收入都要上報戶部，聽候指撥，督撫不得擅動。就人事大權而言，三品及其以上官員的任命，由軍機處根據考績擬名呈進，由皇帝親自用朱筆圈定。自四品及以下官員的任命則一分為三，分別由皇帝、吏部、督撫掌握，各有定額，不得侵混。
太平天國革命爆發以來，清政府財政拮據，兵不任戰，隻得依靠各地督撫征厘募勇，同太平軍、撚軍作戰，一時形成犬牙交錯、各自為戰的局麵。這樣，清王朝的安危存亡就主要係在這些統兵大員身上。然而，他們所用的兵員主要是“兵為將有”的自募自練之勇，所用軍餉主要係勸捐、厘金等自籌之銀，而所行之事則多與國家定製相悖，倘若囿於文法，拘執舊章，必致寸步難行，束手待斃。正像曾國藩總結的那樣，“細察今日局勢，非位任巡撫，有察吏之權，決不能以治軍；縱能治軍，決不能兼及籌餉” 1。於是為了扭轉戰局，適應獨立作戰的需要，這些督撫等統兵大員包攬把持，獨斷專行，將昔日束縛他們手腳的各項規章製度一一破壞，把過去與之比肩而立、三憲並稱的布政使、按察使貶為自己的屬員，遂使兵、政、財、人等各項大權集於一身，本屬中央政府的權力落入地方督撫手中。清政府深知此弊而無可奈何，隻好聽之任之。與此同時，各地督撫既要帶兵打仗，又要兼理地方，所要承
1. 《曾文正公奏稿》，第九卷，第 76頁。
辦的事務和對各種人才的需要也大大增加起來。若在平時，督撫承辦事務有限，聘請幾個幕僚，至多十個八個，也就足可應付。而此時他們勇要自募，餉要自籌，糧台要自辦，勸捐征厘，鹽務漕運，處處需要人手，原有屬員不敷分配，實缺官員本有定額，隻好多多招聘幕僚，將幕府作為自己的參謀和後勤機關，依靠幕僚解決戰爭中遇到的各種難題。於是地方分權和幕府製度互為表裏，相得益彰，在辦理軍務、贏得戰爭的旗號下迅速膨脹，一時形成地方擁兵、督撫專政的局麵，幕府製度亦隨之興盛起來。其時用兵各省普遍如此，內中尤以湘、淮各軍，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各帥最為突出。他們起手雖非太早，但辦理最著成效，異軍突起，後來居上，軍事上充任主力，其幕府亦成為典型。而若論其規模之大、人員之眾、成就之高、影響之深遠，則其中又以曾國藩幕府最為稱盛。它直接為戰爭服務，與地方政權相結合，實際上是他統兵作戰的參謀部與後勤部，也是一種特殊的政權組成形式和培養人才的學校；同時又是中國幕府製度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即清代鹹豐、同治年間督撫專政、地方分權的產物，對戰爭形勢的發展和中國近代政治體製的演變，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和作用。
當然，曾國藩幕府能夠超越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諸人，成天下一時之最，則又有他個人方麵的特殊原因。第一，他地位最尊，權力最大，轄地最廣，統兵最眾，實為他人所望塵莫及。就個人資曆而言，李鴻章是曾國藩的門生，他中進士時，曾國藩已是二品大員。左宗棠中舉之後三試禮部而不中，長期充任館師和幕僚。胡林翼入仕早於曾國藩兩年，但其官運不佳，直到鹹豐四年投靠曾國藩時，才剛剛被任命為貴州的一個實缺道員。就當時的實際地位而言，左宗棠、李鴻章出自曾國藩的幕府，胡林翼亦曾是曾國藩的部下，三人位至封疆皆有曾國藩的奏薦之力，其高下之分是不言而喻的。就個人擁有的權力而言，胡林翼得任封疆最早，但從未擔任過欽差大臣，左宗棠、李鴻章擔任欽差大臣則都是同治五年的事。而曾國藩自鹹豐十年擔任欽差大臣、兩江總督後，一再加任，殆至同治二年，已身兼五欽差大臣之職，過去由何桂清、和春，張芾、周天受、袁甲三、多隆阿六人分掌的權力，統統握在他一人手中。這在有清一代以至曆朝曆史上都是不多見的。就所管轄的地
域而論，胡林翼限於湖北，左宗棠、李鴻章亦至多兩省，而曾國藩則管轄江西、江蘇、安徽三省之地，節製四省 (外加浙江 )軍事。這也是其他三人所無法相比的。就統兵而言，曾國藩統兵最多時達十二萬人，僅由他供餉的軍
隊即近於十萬之眾。而其他三人之兵一般隻有四五萬人，最多也不過六七萬人，皆不能與他相匹敵。毫無疑問，兵多餉需亦多，地廣方便於籌餉。戰事最緊張時，曾國藩曾在江西、江蘇、安徽、湖南、廣東五省設局征厘，厘金停解前後又在三江兩湖遍設局、卡征收鹽課，先後斂銀不下三千萬兩，所攬利權之廣也是全國獨一無二的。這樣，他既有需要，又有條件，其幕府規模最大、人員最多也就全在情理之中了。第二，曾國藩在士林中的聲譽和地位也是其他三人所無法比擬的。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三人皆有真才實學，亦堪稱有清一代之大手筆，但若論治學根底和在士林中的名氣，卻遠不如曾國藩。曾國藩學兼漢、宋，尤擅詞章，早在道光末年為官京師時即已稱譽士林，聞名全國，故能將劉毓崧、周學浚、李善蘭等宿學名儒一一聘請入幕。這也是其他三人所不能及的。
曾國藩幕府在曆史上存在了近二十年，隨著戰爭形勢和曾國藩個人地位的變化，其發展過程亦呈現出形成、發展、鼎盛、萎縮四個不同階段。
(一 )形成期，大約為鹹豐二年十二月出辦團練至鹹豐七年二月棄軍奔喪。
這是曾國藩曆史上最為困難的時期。他事事草創，不斷碰壁，客軍虛懸，無
權無位，兵微將寡，屢遭挫敗，既無太多的事可做，也無太多的錢養士。而
對當時一般知識分子來說，充任曾國藩幕僚，雖有風險承擔，卻無看得見的
實際利益可言。故所設辦事機構較少，辦事人員也不多。這一時期的軍政辦
事機構主要有秘書處、營務處、審案局、發審局 (所)、情報采編所。糧餉
籌辦機構主要有行營糧台、嶽州轉運局、漢口轉運局、長沙後路糧台、南昌
糧台和衡州勸捐總局、樟樹鎮勸捐總局、樟樹鎮餉鹽總局及其所屬分支機構。
這一時期的幕僚多為至親好友、親朋子弟、降革人員和地主階級的血性書生，
如郭嵩燾、劉蓉、李元度、李瀚章、李沛蒼、程桓生等。
(二 )發展期，大約為鹹豐八年六月再出領軍至鹹豐十一年八月攻陷安慶。這一時期，由於曾國藩統兵漸眾，餉需日增，且事機較順，處處得到兩湖及
江西地方官員的支持，尤其是鹹豐十年六月受命為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之後，政治地位有了很大改變，對士紳的吸引力越來越大，遂使機構益增，人員益眾，設置漸趨齊備，幕府漸具規模。這一時期，除江西牙厘總局、贛州牙厘局、湖南東征局、安徽牙厘總局、皖南厘金局等籌餉機構相繼成立或接管外，還增設了山內 (又稱祁門 )糧台、吳城—湖口報銷局、江西總糧台、東流總糧台、安慶銀錢支應所、江西支應局以及兩江采訪忠義局、江西遞文所等。同時辦事人員大大增加，幕府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如李鴻章、李宗羲、李興銳、李榕等，都是這一時期入幕的。由於對太平軍的戰爭勝敗未分，曾國藩大營遷徙不定，險象迭出，立足不牢，所以不少人仍望而卻步，入而複出，幕僚時聚時散，人數仍不太多。
(三 )鼎盛期，大約為鹹豐十一年八月進駐安慶至同治七年六月最後將撚軍鎮壓下去。這一時期，曾國藩有權有位，有地盤有官衙，對太平軍的戰爭穩操勝券，在統治階級中的聲望越來越高；加以統兵驟增，需餉孔亟，用兵、籌餉、恢複地方政權和文化事業在在需人，征聘日廣，薦舉日眾，充任曾國藩幕僚一時成為升官發財的捷徑，即無做官之念者也以與之交往為榮，遂致機構設置日增，投效人員日眾。軍政辦事機構中的編書局、安慶善後總局、金陵善後總局及其所屬機構，供應機構中的金陵糧台 (後改北征糧台)、徐州糧台、清河轉運糧台、靈寶轉運糧台、安慶內軍械所、金陵軍械所、江南製造總局，籌餉機構中的廣東厘金局、江北厘金局、泰州鹽務招商總局、瓜洲鹽務總棧、大通招商局、江西鹽務督銷總局、湖北鹽務督銷總局、淮北鹽務督銷局以及長江沿岸和皖北各地的鹽務厘卡，都是在這一時期設立或接管的。曾國藩幕中的一些重要或知名人物，如“文學四弟子”張裕釗、吳汝綸、薛福成、黎庶昌，漢學家劉毓崧、劉壽曾，數學家李善蘭，科學家徐壽、華蘅芳，留美歸國的容閎，以及後來官至軍機大臣的錢應溥等，都是這一時期投入幕府的。此時的曾國藩幕府機構最多，人員最眾，聲望最高，盛極一時，無論古往今來，抑或同時流輩，都無人能與之相比。
(四 )萎縮期，大約為同治七年七月剿撚戰爭結束至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國藩去世。這時戰事基本結束，各項製度漸複舊製，戰爭期間設置的一些機
構有的精簡裁並，有的移交所在省份地方官員接管，遂使幕府萎縮，機構驟減，得以保留的隻有秘書處、營務處、忠義局、編書局、報銷局、軍需總局(由北征糧台改名而來)、各種鹽務機構、軍工科技機構等，新設機構隻有中
國駐美留學生局 (又稱留美學生事務所)、補習學校。有的機構，如秘書處、營務處等，雖名稱依舊，人員卻大為減少。這樣，整個幕府用人大減，而前來投效者卻絡繹不絕，遂使曾國藩大有人滿之患，不得不將一些有用人才薦往他處、平平之輩贈金遣回，並四處寫信勸人不要來營求差，不要再薦幕僚。這一時期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江南製造總局不斷發展，所用科技、翻譯和管理人員較多，在幕僚中所占比例增加。不過，由於江南製造局是曾國藩和李鴻章二人合辦的，幕僚究竟屬於誰的門下不易辨明，隻能根據情況做一大致區分。
曾國藩幕僚人數眾多，其入幕途徑也不盡相同，概括起來不外如下十種。
(一 )至親好友，如劉蓉、郭嵩燾、郭崑燾、歐陽兆熊、馮卓懷、莫友芝、
胡大任、史致諤、王德固、李沛蒼等。曾國藩於道光十三年認識劉蓉，又於
道光十七年通過劉蓉認識了正在長沙應試的郭崑燾，三人識趣相投，結為好
友。後來曾國藩又與二人分別結為兒女親家：其長子曾紀澤續娶劉蓉之女為
妻，一女嫁於郭嵩燾之子為婦。郭崑燾為郭嵩燾胞弟，雖屬曾國藩所取士，
曾國藩對他仍以朋友相待。歐陽兆熊亦是曾國藩道光年間的好友。馮卓懷會
試落第後曾留在京師做陳孚恩的家庭教師，同曾國藩常有來往，對其極為敬
佩。他為了能夠朝夕聆聽曾國藩教誨，便放棄優厚的條件，離開陳孚恩家，
到曾國藩家中充任教師。他們常在一起討論個人修養問題，對照聖賢的言行
檢討自己，相互評論，遂成無話不談的好朋友。胡大任、史致諤、王德固皆
是曾國藩的殿試同年，李沛蒼為鄉試同年。莫友芝與曾國藩是在北京認識的。
道光二十七年莫友芝赴京會試，二人在琉璃廠書肆邂逅，互表敬慕，遂成好友。
莫友芝會試落第，於是年底返回貴州，曾國藩贈詩以相勉勵，二人灑淚而別。
(二 )親朋子弟，如李瀚章、李鴻章、李昭慶、羅萱、莫祥芝、劉世墀、
吳嘉善、湯壽銘等。李瀚章、李鴻章、李昭慶為同胞兄弟，其父李文安係曾
國藩同年。李鴻章未中進士之前，與其兄李瀚章都曾以“年家子”身份投靠
曾國藩門下，學習八股文與試帖詩。在翰林院學習與任職期間，李鴻章仍常向曾國藩請教，曾國藩對他也很是賞識。羅萱是曾國藩好友羅汝懷之子。莫祥芝是莫友芝之弟。吳嘉善是曾國藩同年吳嘉賓之弟。劉世墀是曾國藩好友劉傳瑩之侄。
(三 )門生故吏，主要有龐際雲、陳士傑、洪汝奎、李榕、梅啟照、錢應溥、王家璧等。龐際雲道光二十七年考取覺羅官學教習，三十年考取國子監學正，皆曾國藩閱卷，其後又在曾國藩家擔任家庭教師數年，教其子讀書。陳士傑道光三十年以拔貢生考取七品小京官，朝考時曾由曾國藩閱取其卷。洪汝奎於道光二十七年考取覺羅官學漢教習，曾國藩為閱卷大臣。李榕於道光二十三年考中舉人，曾國藩為四川鄉試考官。曾國藩在京做官時期，梅啟照、錢應溥、王家璧即與之相識。他們在京或任小京官，或充他人幕僚，皆崇拜曾國藩的道德、學問，投其門下，遂有師生之誼。而曾國藩對王家璧則另有私恩。王家璧之父因在鄉試中觸犯刑律而被發配雲南充軍。鹹豐元年因新帝登極大赦天下，卻又因“不合例”而不得赦免。時曾國藩任禮部侍郎，兼署刑部侍郎，認為王父應在赦免之列，遂具疏力爭，終得獲準。王家璧赴雲南迎接其父之時，曾國藩又題詩相勉，從此二人結下很深的情誼。
(四 )親自物色，如朱孫詒、李宗羲、王必達、吳大廷、程鴻詔、蕭世本等。朱孫詒原為湖南湘鄉縣知縣，自鹹豐二年起即積極辦理本縣團練，羅澤南、劉蓉、郭嵩熹、王錱等皆應其所請參與其事，後又奉命一起帶湘鄉團練赴長沙集訓。湘鄉團練一時名滿湖南並成為湘軍的基礎，與朱孫詒的積極活動分不開。故曾國藩率軍“東征”之初，設營務處以協調各營行動，委派朱孫詒充任陸路營務處提調。李宗羲原為安徽知縣，以善決獄訟受到曾國藩的賞識，調入幕中。王必達原為江西建昌府知府，是曾國藩鹹豐八年至九年間駐紮建昌時期認識的，備受賞識，後調入幕府辦理糧台。程鴻詔安徽黟縣人，曾國藩駐守祁門時閱其文，招其入幕。蕭世本四川富順人，原為刑部主事，後改捐知縣，因其在籍辦理團練有名，受到曾國藩賞識，邀其入幕。吳大廷前在安徽巡撫李續宜手下辦事，後在福州船政局任職，因事常去曾國藩大營，被
曾國藩看中，專折奏調入幕，負責江南製造局輪船操練事宜。
(五 )慕名投效，如李元度、薛福成、劉瑞芬、張德堅等。李元度原為湖南郴州州學訓導，鹹豐三年聞曾國藩在衡州編練湘軍，準備東征，遂上書言軍事，受到曾國藩賞識，被其征調入幕。薛福成原為江蘇副貢生，同治四
年閏五月乘曾國藩北征剿撚之機，在其兄薛福辰陪同下中途上萬言書，受到曾國藩的賞識，收入幕府。劉瑞芬原為安徽一鄉試落第的秀才，鹹豐十一年聞曾國藩駐軍東流，遂赴轅獻時務策，因居幕府。張德堅原為湖北巡撫衙門的巡捕官，鹹豐四年通過劉蓉轉呈所編《賊情集要》一書，受到曾國藩的賞識，調入幕府，任為總纂，令其主持采編所，負責編輯《賊情彙纂》一書。
(六 )他人推薦，如方宗誠、吳汝綸、淩煥、陳艾、馮焌光、趙烈文、李興銳、
李善蘭、張文虎、容閎、向師棣等。曾國藩求才若渴，每與人通信、交談，
輒懇求對方推薦人才，故曾國藩幕僚中不少人都是經人推薦而入幕的。方宗
誠、陳艾都是吳廷棟推薦的。吳廷棟與曾國藩是老朋友，道光年間同為京官，
同習程朱理學，氣味相投，關係密切。方宗誠、陳艾與吳廷棟是安徽同鄉，
二人常向吳廷棟請教，故為其所知，薦之曾國藩。吳汝綸也是安徽人，是方
宗誠推薦入幕的。曾國藩看過他的文章，極為讚賞，認為義理、考證、詞章
三者皆可成就。當時吳汝綸已授為內閣中書，曾國藩勸他放棄小京官的職位，
留在幕中專心讀書，多作古文。吳汝綸同意這個意見，遂留在幕中，成為一
個隻讀書不任事的特殊幕僚。淩煥是劉星房推薦的。劉星房是曾國藩的老朋
友，曾帶著兒子在曾國藩大營住過半個月，在曾國藩麵前極力推崇淩煥，稱
其好學深思，通曉故訓。曾國藩為之動心，便通過安徽巡撫翁同書查到淩煥
的行跡，將其招聘入幕。馮焌光的祖父與陝西巡撫曾望顏是同年，鹹豐九年
曾望顏將他推薦給鄂撫胡林翼，胡林翼又將他推薦給曾國藩，曾國藩將他留
於幕中。趙烈文是周騰虎推薦的。周騰虎是趙烈文的姊丈，先入曾國藩幕，
極力稱讚趙烈文。曾國藩立即派專人趕赴趙烈文的原籍江蘇陽湖，以白銀
二百兩禮聘趙烈文入幕。李興銳是李竹浯推薦的。李興銳湖南瀏陽人，以諸
生在本縣教書度日。鹹豐二年瀏陽征義堂起事，李興銳舉辦團練，協助江忠
源將其鎮壓下去，以是受到瀏陽教諭李竹浯的賞識，將他薦入曾國藩幕。李
善蘭早在鹹豐六年即與郭嵩燾相識，大約是郭嵩燾推薦入幕的。李善蘭又薦
張文虎入幕。容閎則是李善蘭、張斯桂、趙烈文三人推薦的。容閎回國後曾在上海一家洋行做事，幾次被派到安徽、江西一帶收購茶葉，並在九江設立事務所。他乘商務之便，於同治元年行抵安慶，經人介紹結識了趙烈文，求見曾國藩。趙烈文很快報告了容閎的情況與要求，並得到曾國藩的同意。不知何因，容閎竟不辭而別，趙烈文苦尋不獲，隻好作罷。容閎後來在《西學東漸記》一書中回憶入幕經過時未提此事，亦不知何因。不過趙烈文在日記中已有詳細記載，事情是確鑿無疑的。其後李善蘭、張斯桂入幕，再次向曾國藩推薦，曾國藩遂招聘容閎入幕。向師棣是嚴仙舫推薦的。嚴仙舫是曾國藩的朋友，向師棣是嚴仙舫的內侄。同治元年向師棣攜嚴仙舫的推薦信赴安慶拜見曾國藩，曾國藩一見即許為令器，留在自己身邊。
(七 )收留降革人員，如程桓生、馬丕慶、丁日昌、李沛蒼等。程桓生原為廣西桂平縣署理知縣，因事革職，鹹豐四年隨李孟群調入曾國藩大營，充任幕僚。馬丕慶原為署寧鄉知縣，鹹豐四年因棄城逃走革職逮問，後被曾國藩收入幕府，充任糧台委員。丁日昌原為江西廬陵縣知縣，鹹豐十一年以失地罪革職，數月後入曾國藩幕，充任厘金卡員。李沛蒼原為安徽署貴池縣知縣，曾國藩鄉試同年，以擅離職守革職，輾轉入皖南道何桂珍營隨營差遣，鹹豐四年經曾國藩奏請，調赴九江行營襄辦軍務。
太平天國革命時期，因失地革職的官員甚多。原來對這些官員所定律令甚嚴，後因太平軍攻勢過猛，失地官員太多，清政府遂通融解決，從輕處理，除情節特別嚴重的少數官員如青麐、何桂清外，一般不再處死，隻革職了事。曾國藩則因軍務繁重，人員缺乏，除起用丁憂人員外，還大量收留降革人員辦理軍務、餉務，令其戴罪立功。一般在工作一段時間後即奏請開複原官，個別人員，如丁日昌，還繼而飛黃騰達，於四五年間超擢督撫大員。
(八 )清政府分發候補人員，如塗宗瀛、曾開驥、王定安等。湘軍攻占安慶、廬州之後，很快控製安徽。於是曾國藩駐紮安慶，開始著手恢複安徽中部與南部的各級地方政權。由於人員缺乏，且以初入仕途的人員未染官場腐敗習氣，故曾國藩特別喜用新人。他除奏準清政府每三年向安徽分發 60名新進士外，還截留不少分發江蘇的試用知縣，如曾開驥、塗宗瀛、王定安等。
(九 )原胡林翼幕僚。胡林翼幕府中幕僚甚多，胡林翼死後星散各地，曾國藩將其中一部分，如李鴻裔、劉瀚清、穆其琛、汪士鐸等征調或招聘入幕。李鴻裔原為兵部主事，鹹豐十年在英山入胡林翼幕。翌年八月胡林翼死，
李鴻裔送胡靈柩回籍。次年秋冬曾國藩派船將他迎入安慶，李鴻裔遂入曾國藩幕。穆其琛原為胡林翼幕僚，胡林翼死後，曾國藩將他劄調入幕。劉瀚清原在胡林翼幕中負責草擬奏折稿，甚受器重，後因故返回原籍，複經曾國藩奏調入幕，繼續充任幕僚。
(十 )其他。主要是以上九類不能完全容納或兼有兩個以上原因者，再做進一步說明。如黎庶昌、洪汝奎、李鴻裔等。
黎庶昌曾師事貴州著名學者鄭珍，曾國藩對鄭珍一向敬重，有了這個淵
源，曾國藩對黎庶昌也就格外賞識。同治元年黎庶昌應詔上疏議論時政，受
到清廷的嘉獎，授以候補知縣，交曾國藩差遣委用，第二年三月行抵安慶大
營，受到曾國藩賞識，將他留在幕中。洪汝奎早在道光年間即與曾國藩相識，
備受讚賞。他和李鴻裔皆與曾國藩有師生之誼，都先入胡林翼幕，胡林翼死
後複入曾國藩幕。所以他們都有兩重身份，既屬胡林翼幕僚，又是曾國藩門
生。其實類似的情況不止他們二人，即如通過其他途徑入幕的人員，也可能
參有他人推薦的因素，尤其道光二十七年考取進士或庶吉士的人員，如李宗
義、何璟、陳鼐、蔡應嵩、祝塏、張韶南、姚體備等，皆為郭嵩燾、李鴻章、
沈葆楨的同年。這幾個人早與曾國藩熟悉並受到器重，將其同年推薦入幕也
是很自然的。
曾國藩和幕僚之間總的來說是主從關係，具體而言則又可分為互慕、互助和相互影響三個方麵。首先，他們雙方都有相互結合的願望，可以說是一種相互傾慕、相互追求的關係。曾國藩認為，遠而言之則天下之興亡、國家之強弱，近而言之則兵事、餉事、吏事、文事之成敗利鈍，無不以是否得人為轉移，故多年來愛才如命，求才若渴，為吸引和聘請更多更好的幕僚盡了很大努力，做了大量工作。他於率軍東征之始，即號召廣大封建知識分子奮起捍衛孔孟之道，反對太平天國，盛情邀請“抱道君子”參加他的幕府。其後行軍打仗，每至一地，必廣為訪察，凡具一技之長者，必設法延至，收為
己用；聞有德才並稱者，更是不惜重金，馳書禮聘。若其流離失所，不明去向，則具折奏請，求各省督撫代為查明，遣送來營。曾國藩與人通信、交談，亦殷殷以人才相詢，懇懇以薦才相托，聞他人得一才羨慕不已，自己得一才喜不自勝，遂有愛才之名，聞於全國。由於曾國藩精研百家，兼取眾長，早在青年時代即已“道德文章”名滿京師，稱譽士林；加以其後出辦團練，創建湘軍，“戰功”赫赫，威震天下，遂被封建統治階級視為救星，受到不少知識分子的崇拜。由於清王朝政治腐敗，等級森嚴，滿漢藩籬未除；加以取士不公，仕途擁塞，遂使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空有一片“血誠”，滿腹才華，而報國無門，升發無望，不得不千方百計地為自己另行尋求政治上的出路。有的知識分子非但升發無望，且身遭亂離之苦，徙無定居，衣食俱困，亟須庇護之所、衣食之源。還有一部分知識分子，既無升官發財之念，亦無饑寒交迫之感，甚或已是學問淵博，名滿士林，但卻仰慕曾國藩的大名，以一與相識為幸，一與交遊為榮。所有這些各類人物，他們聞曾國藩能以誠待士，破格用人，便紛紛投其麾下，入其幕府。
同時，曾國藩同幕僚之間也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幕僚們助曾國藩功成名就，曾國藩使幕僚們升官發財。多年來，幕僚們為曾國藩出謀劃策、籌辦糧餉、辦理文案、處理軍務、辦理善後、興辦軍工科技等，真是出盡了力，效盡了勞，可以說，曾國藩每走一步，每做一事，都離不開幕僚的支持和幫助。即如鎮壓太平天國一事，他之所以獲得成功，並非靠他一人之力，而是依靠一支有組織的力量，其中他的幕僚尤占有一定比重，起了相當大的作用。現僅以曾國藩直接指揮的一個湘軍支派“曾湘軍”為例，它連下安慶、江寧兩座省城，為清王朝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立下第一功，是湘淮軍中最為突出的一支。如果把它比喻為一個人的話，曾國藩及其幕府恰似它的頭和軀幹，作戰部隊則猶如它的四肢。四肢不僅靠頭腦支配其每個行動，還要靠軀幹供應其營養。西漢初年，劉邦在向諸將解釋為什麼張良足不出戶而封賞最高時，曾把戰爭比為狩獵，以獵人喻張良，以獵犬喻諸將，稱指示之功勝於奔走之勞，諸將為之悅服。而在安慶、江寧兩役中，曾國藩的幕僚則不僅有指示之功，尤有籌餉之勞，可謂功兼張 (良)、蕭 (何)。自鹹豐十年六月至同治三年六月，
四年之中曾國藩報銷軍費一千六百多萬兩，其中絕大多數來自厘金與鹽稅。
這筆巨款主要靠幕僚籌集，沒有它湘軍早已饑潰，何成功之有 ?曾國藩所謂“論功不在前敵猛將之後”1，絕非誇大之詞。至於曾國藩刊行《王船山遺書》和《幾何原本》等重要書籍、引進西方科學技術、興辦軍事工業等，更是離不開幕僚的努力。否則，他很難掙得洋務派首領的地位。
曾國藩對幕僚的酬報亦為不薄。眾幕僚入幕之初，官階最高者為候補道員，且隻是個別人，知府一級亦為數極少，絕大多數在六品以下。他們有的剛被革職，有的隻是一般生員，還有的連秀才都不是。而數年、十數年間，紅、藍頂子紛紛飛到他們頭上，若非曾國藩為他們直接間接地一保再保，是根本不可能的。李鴻章的經曆就最能說明這個問題。他於鹹豐八年底初入曾國藩幕，後又因故離去。郭嵩燾勸他說：“此時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試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誰可因依者 ?即有拂意，終須賴之以立功名。”2李鴻章聽其勸告，重返曾國藩幕，後果然青雲直上，步步高升，一二年間位至巡撫，五六年間位至欽差大臣、湖廣總督，同曾國藩已是雙峰對峙，高下難分了。試想如果李鴻章不回曾國藩幕，升遷能夠如此順利嗎 ?恐怕要謀得一個按察使實缺亦並非易事，雖然他此時已是未上任的按察使銜福建延建邵道道員。
當然，曾國藩同幕僚之間這種關係的維持是有條件的，那就是曾國藩要尊重幕僚，以禮相待；而幕僚也必須忠於曾國藩，絕不許中間跳槽，改投新主。說明這種情況的最為典型的事例，是馮卓懷的拂袖而去和李元度的被劾革職。馮卓懷是曾國藩的老朋友，一向對曾國藩非常崇拜，為了能朝夕受教，曾放棄條件優厚的工作去當曾國藩的家庭教師；曾國藩兵困祁門之時，馮卓懷又放棄四川萬縣縣令職位，投其麾下，充任幕僚。後因一事不合，受到曾國藩的當眾斥責。馮卓懷不堪其羞，決心離去，雖經曾國藩再三勸留，皆不為所動，最後還是回家閑住，寧可丟掉官職，也不能忍受曾國藩對自己的無禮舉動。李元度是曾國藩最困難時期的少數幕僚之一，數年間患難與共，情逾家人，致有“六不能忘”之說。不意其後曾國藩兩次參劾李元度，冷熱之間懸若霄
1. 《曾文正公奏稿》，第十七卷，第 82頁。
2.郭嵩燾：《玉池老人自敘》，第 7頁。
壤。究其原因，則主要由私誼而起。曾國藩明知李元度並非領兵之才而令其帶兵，屢經敗潰而複委重任，皆由私誼太厚，盼其立功太切，即所謂“心欲愛之，實其害之”者。故李元度失守徽州，曾國藩也有責任。他第一次參奏李元度，也隻是氣憤其故違將令，頗有揮淚斬馬謖之意，並無私恨。不料李元度轉身投靠浙江巡撫王有齡，並很快開複一切處分，連升兩級，實授浙江按察使。曾國藩感到受辱太甚，積怒於心，遂借杭州失陷一事再次參劾李元度，結果將其革職。曾國藩在與友人談及同李元度的關係時，曾引春秋時豫讓故事，稱其“以中行待鄙人，以智伯待浙帥”1，說明此次參劾全出私恨，究其緣由，則不外“改換門庭”四字。人們由此不難看出，曾國藩同幕僚的關係，歸根到底還是主從關係，其維係紐帶全在私誼。私誼對他們雙方來說都是神聖的、高於一切的，任何一方如有違背，這種關係即會解除，甚至結成私怨。
在長期合作共事的過程中，曾國藩同幕僚之間都相互產生過一定影響。曾國藩經常通過各種形式向幕僚們征求意見，在遇有大事決斷不下時尤為如此。有時幕僚們也常常主動向曾國藩投遞條陳，對一些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和解決辦法，以供其采擇。幕僚們的這些意見無疑會對曾國藩產生這樣那樣的影響，唯事例甚多，隻好專題備述於後。
比較而言，曾國藩對幕僚的影響顯然會更大、更深遠一些。多年來，曾國藩一直對其幕僚精心培養，視若子弟。除為數不多的幾個老朋友和名儒宿學之外，一般幕僚亦對曾國藩尊之為師，極為崇拜，一言一動，無不視為楷模。從道德修養、為人處世到學術觀點、文學理論，以至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方麵，無不程度不同地受到曾國藩的影響。尤其經常在曾國藩身邊的人員，朝夕相處，耳濡目染，日積月累，潛移默化，於不知不覺之中已受其熏陶，增長了見識和才幹。正如薛福成所說的那樣，他們雖隻“專司文事，然獨克攬其全。譬之導水，幕府則眾流之彙也；譬之力穡，幕府則播種之區也。故其得才尤盛”。2曾國藩的另一幕僚張文虎在談及幕僚易於成才的原因時也說，蓋“其耳目聞見較親於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勝，饋之難易、軍情之離合、
1.江世榮編《曾國藩未刊信稿》，中華書局 1959年版，第 3頁。
2. 薛福成：《庸庵文編》，第四卷，第 21頁。
寇形之盛衰變幻，與凡大帥所措施，莫不熟察之。而存於心久，及其措之裕
如，固不啻取懷而予。故造就人才，莫速於此”。1至於那些才思敏捷、善解
人意如李鴻章者，則更是心領神會，獨得曾國藩思想政治之真諦，成為其公
認的正宗傳人。曾國藩對李鴻章的器重和賞識是盡人皆知的，對他寄望之厚、
花費心血之大也幾乎無人能與之相比。可以說，曾國藩把自己的全部政治觀
點和治國、治軍的本領都傳授給了這個得意門生。李鴻章也向人表示，不僅
自己前半部功名事業出於老師的提挈，即其辦理外交的本領，亦全仗曾國藩“一言指示之力”2。
曾國藩幕府除治事、育人外還有一項重要職能，那就是出謀劃策，充當
智囊團。曾國藩自接奉幫辦湖南團練的廷旨之日起，每有決疑難下之事，往
往向自己的部下與幕友征求意見，除個別交談與書信往來之外，有時還邀集
幕僚會商，令其各抒己見，進行討論，或令其呈遞書麵意見，一一加以批閱，
從中吸收一些高明建議與看法，最後形成自己的決策。有時幕友也主動通過
口頭或條陳的形式提出意見或建議，以供曾國藩采擇。這些意見或建議，有
的被曾國藩采納；有的未被采納，但從中受到啟迪，根據情況采取了一些相
應對策。在其從軍從政的近二十年中，這種事例甚多，茲擇要略舉數事。
鹹豐三年秋冬，曾國藩在湖南衡州與郭嵩燾等人“商定營製，立水、陸
各十營”，使湘軍初具規模，但對其是否適於實戰，卻仍心中無數。於是郭
嵩燾向曾國藩建議：“黃南坡幹濟才，且曆事多，宜召與商議。”曾國藩接受
這一建議，將黃冕專函邀至衡州，同自己一起“閱視水陸各營”，並稱“陸
營粗有把握，水營不能逆計也”。黃冕則說：“以某觀之，陸營不如水師之可
恃。省城設立各營規模略同，未足製勝，水師獨開一局麵，度賊船必不能及，
可以任戰。惟長江港汊紛歧，師船遲重，不能轉側。江南水師有所謂三板者，
每營必得十餘號，以資梭巡港汊。 ”3於是曾國藩又接受黃冕的這一建議，急
造三板百餘隻，分配各營，建成國內第一流的炮船船隊，使湘軍水師成為水
張文虎：《覆瓿集·雜著》乙編上，第 7—8頁。
吳永：《庚子西狩叢談》，第 13頁。
郭嵩燾：《玉池老人自敘》，第 5頁。
上勁旅。
鹹豐四年春曾國藩東征，開始出師不利，自嶽州敗退長沙。太平軍長驅直入，很快占領靖港、寧鄉、湘潭等處，對省會長沙形成三麵包圍之勢，形勢岌岌可危。官紳上下一片驚慌，都把擺脫困境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剛剛編練而成的湘軍身上。這樣，湘軍的成敗利鈍就變得至關緊要，而決策的正確與否也就成為能否轉危為安的關鍵。為了使這次決策萬無一失，曾國藩在召集各營營官進行討論的同時，還在官署設置意見箱，請幕僚為其出謀劃策，投遞書麵意見。王闓運在題為《銅官行寄章壽麟題感舊圖》“廬
的一首詩中說道：黃軍破如覆鐺，盜舟一夜滿洞庭。撫標大將縋樓走，徐公繞室趾不停。省兵無人無守禦，舉付曾家一瓦注。空船坐守木官防，直置當鋒尋死處。軍謀兵機不暇講，盜屯湘潭下靖港。兩頭張手探釜魚，十日掏河得枯蚌。劉郭蒼黃各顧家，左生狂笑罵豬耶。彭陳李生豈願死，四周密密張網罝（音“具”）。此時缿（音“象”）筒求上計，陳謀李斷相符契。彭公建策攻下遊，搗堅擒王在肯綮。”1這裏的陳、李、彭分別指當時正在曾國藩幕中充當幕友的陳士傑、李元度、彭嘉玉，他們三人都發表了自己的見解，參與了這一決策討論，且意見並不一致。陳士傑、李元度主張進攻湘潭，彭嘉玉主張進攻靖港。起初曾國藩接受陳士傑、李元度等人的意見，決定派主力進攻湘潭，其餘兵力固守老營。後來受不了別人的慫恿，“日中定計夜中變”2，按照彭嘉玉的主張率兵進攻靖港。結果湘潭之戰取得大捷，而進攻靖港之師則全軍敗潰。
同治二年秋，曾國藩乘共進晚餐之機，就如何擴建和改進機器製造廠的問題向眾幕友征詢意見。自美歸國的容閎參加了這一討論，並在《西學東漸記》一書中作了如下記載：“某夕，諸友邀予晚餐，食際即以此機器廠問題為談論之資。在座諸君各有所發表，既乃詢予之意見。”於是容閎對曾國藩說：
“中國今日欲建機器廠，必以先立普通基礎為主，不宜專以供特別之應用。所謂立普通基礎者無他，即由此廠可造出種種分廠，更由分廠以專造各種特別之機械。簡言之，即此廠當有製造機器之機器，以立一切製造廠之基礎也。例
徐一士：《一士談薈》，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3年版，第 286—287頁、288頁。
同上。273
如今有一廠，廠中有各式之車床、錐、銼等物；由此車床、錐、銼，可造出
各種根本機器；由此根本機器，即可用以製造槍炮、農具、鍾表及其他種種
有機械之物。 ”1曾國藩接受了這一建議，並於是年十月委派容閎攜帶巨款赴
美購買“製器之器”。同治四年機器運抵上海，並入江南製造局，使之成為
當時國內技術裝備最好的綜合性軍工大廠。
同年趙烈文又就“察言”一事致函曾國藩，使其深受啟發，事隔多年仍
讚歎不已。同治六年，曾國藩對趙烈文說：“自南宋以來，天下為士夫劫持。
凡一事興作，不論輕重，不揣本末，先起力爭。孱暗之君為其所奪，遂至五
色無主。宋、明之亡皆以此。”又說：“吾甚佩足下同治二年與吾書，其第一
條言審察聽言之道。彼時舉國若狂，皆以開言路為急，而足下已經燭見及此，
直至今日，究竟不能出足下之範圍。”2
同治四年，曾國藩剿撚出發之前，曾問趙烈文、劉瀚清：“北上何策 ?”
趙烈文、劉瀚清“對以北方團練遍地皆是，撫之則為吾用，疑貳則為吾仇”，
要在“不可違其性，且撚賊流竄無定，與粵賊大異，團練之法，即是堅壁清
野之法，尤不可廢”。曾國藩“俱唯之”3。
同治五年冬，曾國藩因剿撚失利，奉旨撤去欽差，回任江督，並準其“調
理一月，進京陛見一次”。“幕客有言不必進京，宜請一省墓假回籍”者。曾國藩認為自己與郭嵩燾、唐訓方“情事迥不相同”，沒有采納這一建議。理由是，“古稱郭子儀功高望重，招之未嚐不來，麾之未嚐不去。餘之所處，亦不能
不如此”4。
同治九年七月，容閎充當譯員，隨江蘇巡撫丁日昌赴天津協助曾國藩辦
理教案，複乘機通過丁日昌向曾國藩提出派遣留學生赴美學習的建議，亦被
曾國藩采納，並立即會同李鴻章等聯銜上奏清廷，得到批準，促成了中國曆
史上第一次派遣留學生出國學習之舉。
1.容閎：《西學東漸記》，嶽麓書社 1981年版，第 74—75頁。
2. 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同治六年六月十八日。
3.同上，同治四年五月六日。
4. 《曾文正公家書》，同治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同治元年春，曾國荃一軍進抵太平天國首都天京城外，在雨花台紮下大
營。正當曾國藩準備揮軍圍攻天京時，卻突然發生變故：原定參加會攻的主力部隊多隆阿遠走陝西，鮑超亦退回寧國，致使曾國荃一軍變成孤軍，不僅圍攻計劃難以實現，且形勢岌岌可危，一旦太平軍大批援兵趕到，將有被消滅的危險。曾國藩為立於不敗之地，隻得致函曾國荃，令其退兵。但曾國荃貪於天京財貨，“堅持不退”。另一參與圍攻天京的湘軍大將、水師統領楊載福“亦以退兵為恥”，詢之左宗棠，“亦謂不宜輕退”1。曾國藩舉棋不定，便向幕僚們問計。結果多以退兵為計，不讚成孤軍久屯堅城之下，即所謂“弟元年初進金陵，遠近嘖有煩言” 2。曾國藩接受了這些意見，更堅定了退兵的主張，甚至直接“書告諸將，吾弟輕踏死地，必無萬一幸，諸將務告全軍，毋從俱死”3。結果曾國荃及其部下仍堅持不肯後撤。曾國藩無奈，隻得親赴前線進行實地考察，以定進止。曾國藩身邊的親近幕僚趙烈文在日記中寫道：“晨起趨府朝謁相國……(相國 )又言明日出，至無為、蕪湖、江寧察看情形，有撤師之意，吾亦力讚之。 ”4這段話反映了曾國藩與多數幕僚的主張，仍以撤退為宜。待其經過一番考察之後，曾國藩認為吉字等營營盤堅固，上下同心，
左右之間亦關係協調，遂改變主意，打消了退兵的念頭。
有時，曾國藩對幕僚的意見則不予采納，或先納後棄。這種事例先後有
四件。
鹹豐五年夏，羅澤南請求統兵援鄂，俟武昌克複後，再回軍攻取九江。
曾國藩同意了羅澤南的意見。劉蓉不同意這種安排，對曾國藩說：“公所賴
以轉戰者塔、羅兩軍。今塔將軍亡，諸將所恃獨羅公，又資之遠行，脫有急，
誰堪使者 ?”曾國藩回答說：“吾極知其然，然計東南大局，宜如是。今俱困
此無益。此軍幸克武昌，天下大勢猶可為，吾雖困猶榮也。 ”5否定了劉蓉的
1.《曾文正公書劄》，第二十一卷，第 8頁。
2. 《曾文正公家書》，同治三年五月十九日。
3.朱克敬：《暝庵雜識》，進步書局版，第四卷，第 3—4頁。
4.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5.黎庶昌：《拙尊園叢稿》，第三卷，第 5—6頁。
意見，羅澤南遂成援鄂之行。
同治九年夏秋，曾國藩查辦天津教案期間，亦一反常態，斷然拒絕了大多數幕僚的意見。當時曾國藩身邊的不少幕僚態度非常堅決，始終不同意曾國藩的做法，有的甚至通過口頭或書麵形式直接對他提出尖銳批評。曾國藩對這些反對意見悍然不顧，一概視為“局外無識之浮議”，並在給軍機大臣寶鋆的信中表示，“謂津民義憤不可查拿、府縣無辜不應訊究者，皆局外無識之浮議”。“弟雖智慮短淺，斷不至為浮議所搖。 ”1曾國藩的所作所為頗使他的一些幕僚憤憤不平。吳大廷在自編年譜中記述當時的情形說：“方存之自保定來”，“極言津案辦理之非，而咎曾相之不能納言用人，語意切直。蓋指曾相用地山侍郎之言將府、縣奏交刑部治罪、用雨生中丞之言遍拿津民議抵兩事。此兩事誠為失體。餘曾力言之曾相，頗似采納。自朝廷屢派大臣來津，餘遂不便再參末議。 ”2不過曾國藩此次辦理教案，亦並非與所有幕僚皆意見相左，有的人，例如陳蘭彬，就對他的做法甚為讚成，並在不少問題上從旁參議。事過之後，曾國藩“頗悔用其言” 3，對一些幕友的切責之詞亦不置辯，僅報以“深用自疚”、“引為慚怍”4而已。
總之，曾國藩幕府中確有不少智謀之士，經常為曾國藩出謀劃策，解決了不少政治、軍事難題。而曾國藩亦能虛心納言，鼓勵眾幕僚直言敢諫，故能收到集思廣益的效果。他在事業上所以能夠取得一些成功，與此有很大關係。正像有些人說的那樣，曾國藩“以儒臣督師，芟夷蘊崇，削平大難，蔚成中興之業，固由公之英文钜武，蘊積使然；亦由幕府多才，集眾思廣眾益也”5。
曾國藩幕僚出幕之後，有的從軍，有的從政，有的從教，有的籌餉，有的繼續充當幕僚，工作各式各樣。但就個人出處而言，歸根到底不外兩途：一是從事科學文化活動，一是做了清政府的實缺官員。科學文化活動又可分
1. 《曾文正公書劄》，第三十二卷，第 48頁。
2.吳大廷：《小酉腴山館集·自著年譜》，同治九年八月。
3.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光緒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4.方宗誠：《柏堂集後編》，第六卷，第 16頁。
5.趙椿年：《序》，陳鼐《求誌集》，第 1頁。
為文學、理學、考據、翻譯與自然科學研究四類。從事翻譯與自然科學研究工作的人員主要有徐壽、華蘅芳、徐建寅、李善蘭等人。李善蘭於同治七年離幕，奉調京職，充任同文館算學總教習、總理衙門章京，繼續從事翻譯和數學研究工作，著有《則古昔齋算學十二種》，譯著除《幾何原本》(七—十六卷 )外，還有《代微積拾級》、《重學》、《物學》、《談天》等。其所翻譯的《幾何原本》在不少地方言西人所未言，發西人所未發，甚得英人偉烈亞力的讚許，稱“西人他日欲得善本，當反求諸中國也。 ”1徐壽自翻譯館成立起即一直在館內從事自然科學的翻譯與研究工作，迄未調動。同治十三年上海格致書院成立，徐壽參與了創辦工作，出任董事，兼任書院的管理工作。他的著作有《化學材料中西名目表》等，譯著則有《機器發軔》、《化學鑒原》等。他在翻譯《化學鑒原》一書時為一些中國漢字中自古未有的金屬元素製定的名稱，如鉀、鈉、錳、鋅等，絕大多數保留下來，至今仍在應用，與同時、同類譯著相比，則顯得高出一籌。他編著的《化學材料中西名目表》，所列中英文對照的化學名詞、術語 3600多條，為後來的化學翻譯奠定了初步基礎。華蘅芳則先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後到天津機器局與武備學堂任職，繼續從事自然科學的翻譯與研究工作。他的著作有《行素軒算稿》等，譯著則有《金石識別》、《地學淺釋》、《代數術》、《微積溯源》、《三角數理》、《開方別術》等。徐建寅為徐壽之子，先從其父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工作，光緒元年赴濟南創辦山東機器局，直到建成投產。其後又轉入漢陽兵工廠任職，不幸在一次火藥爆炸事故中以身殉職。他的著作和譯著主要有《兵學新書》、《運規約指》等。其所著《兵學新書》是中國人係統介紹西方兵器的第一部著作。總之，上述數人都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科學家，他們在數學、物理、化學等領域具有較深的造詣，其主要功績和貢獻是同英、美學者偉烈亞力、傅蘭雅、瑪高溫合作，翻譯了大量西方科技書籍，首次把西方的物理、化學、礦物學及數學中的代數、幾何、三角、概率論、微積分等介紹到中國來，從而為我國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奠定了初步基礎。
1.魏鑒勳、袁閭琨：，，1983年第 5期，第 41頁。
《試論清代的幕僚及其對地方政權的作用》《史學月刊》
離幕後繼續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員甚多，而其中較具代表性的則主要有方
宗誠和劉壽曾二人。方宗誠自幼講習理學，從未間斷，就任直隸棗強知縣後，於從政之餘仍不停著述，主要著作有《諸經說都》、《柏堂集》等多種。劉壽曾自幼從事考據，其祖父劉文淇、父親劉毓崧皆為著名學者，治《左氏春秋長編》，事未竟而英年早逝。劉壽曾發憤完成父祖遺業，亦因過於勞累，力瘁病卒，亦年僅四十五歲。祖孫三代均英年早逝，獻身於學術研究事業，這在曆史上是少見的，而最終竟未能卒業，亦令人扼腕興歎。其著作主要有《讀書劄記》、《春秋五十凡例表》等。
離幕後繼續從事古文研究與創作的人員為數亦不少，而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人員則主要有張裕釗、吳汝綸、薛福成、黎庶昌四人，即通常所說的曾門文學四弟子。其中張裕釗一邊講學一邊創作，故成就最大，地位最為突出；而吳汝綸、薛福成、黎庶昌則於從幕從政之餘從事古文的研究與寫作，故成就稍遜。尤為重要的是，他們四人的作品俱得曾國藩的真傳，既繼承了桐城文派的藝術風格，又能以漢代古文之長而救其“氣衰”之弊，兼具陽剛與陰柔之美，從而形成桐城文派的一個新的分支，人們稱之為湘鄉派。他們四人都有著作刊行於世。張裕釗的主要著作有《濂亭文集》、《濂亭遺稿》，吳汝綸的著作主要有《桐城吳先生詩文集》、《桐城吳先生尺牘》等，薛福成的著作主要有《庸庵全集》《庸庵筆記》黎庶昌的著作主要有《拙尊園叢稿》、
、等，《曾文正公年譜》等。至於以文學見長的人員，則為數眾多，凡曾在秘書處任職者，幾乎人人如此，其中不少人都有著作刊行於世，有的人，如左宗棠、李鴻章等，亦可稱為近代有名之大手筆。因為他們的業績主要不表現在文學上，故不再一一詳述。
曾國藩幕僚中人數最多、影響最大的是從政人員。他們遍布於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各個領域，或則官居要津，或則獨任封疆，一時形成“名臣能吏，半出其門” 1的局麵，致使晚清的行政、國防、外交無不打上曾國藩的思想政治烙印，影響到整個政局。據統計，出身曾國藩幕僚而後文職官至
1.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曾國藩未刊往來函稿》，嶽麓書社 1986年版，第 273頁。
實缺 (含署職 )鹽運使以上者 52人，武職官至實缺 (含署職 )總兵、提督者4人。計有大學士 2人：文華殿大學士李鴻章、東閣大學士左宗棠。軍機大臣 2人：左宗棠、錢應溥。督撫堂官 23人：丁日昌、劉蓉、劉瑞芬、許振禕、沈葆楨、李興銳、李明墀、李宗羲、李瀚章、何璟、龐際雲、陳士傑、陳蘭彬、陳寶箴、惲世臨、倪文蔚、塗宗瀛、錢鼎銘、郭柏蔭、郭嵩燾、梅啟照、黃讚湯、勒方錡。布政使、按察使、鹽運使 26人：萬啟琛、王德固、厲雲官、鄧仁堃、江忠浚、湯壽銘、劉於潯、孫長紱、孫衣言、朱孫詒、李元度、李光久、李桓、李鴻裔、李榕、吳坤修、金安清、洪汝奎、胡大任、夏廷樾、桂中行、遊智開、裕麟、蔣誌章、程桓生、薛福成。提督 2人：李雲麟、沈宏富。總兵 2人：朱品隆、普承堯。至於官任實缺道、府、州、縣者，則人數更多，無從統計。這在曆史上是極為罕見的。這種湘、淮官員，尤其是曾國藩幕僚出身的官員到處主持要政的情況，曾國藩在世時已經出現，到了光緒年間就變得更為明顯。僅就掌握地方最大實權的各地總督而言，當時除河、漕二督外，主持軍政者隻有八個額缺。光緒元年至十年間全國先後擔任是職者共有 18人，其中湘、淮係統的官員 12人，占總人數的三分之二，曾為曾國藩幕僚者即有 6人，占總人數的三分之一。而光緒三、四兩年情況尤為突出，不僅 8名總督全屬湘、淮係統官員，且曾為曾國藩幕僚者就有 6人，占了總人數的四分之三。無怪乎清末學者夏震武會說，“數十年來朝野上下所施行，無一非湘鄉之政術、學術也。 ”1《清史稿》的作者在李瀚章、陳士傑、李興銳等人的傳記之後也評論道：“此十人雖治績不必盡同，其賢者至今尤掛人口，庶幾不失曾、左遺風歟。”2
幕府辦事機構
曾國藩幕府的辦事機構，大體可分為軍政、糧餉兩類。其軍政辦事機構
夏震武：《靈峰先生集》，第四卷，第 57頁。
趙爾巽等：《清史稿》，中華書局 1976年版，第 41冊，第 12511頁。
主要有秘書處、營務處、釆編所、審案局、查圩委員、善後總局，屬於思想
文化性質的采訪忠義局、編書局也歸於其中。
曾國藩自出山辦團練直至去世，身邊一直有一些秘書人員幫助他出謀劃策、辦理事務。這些人與曾國藩關係最為密切，隨行有專門的車、船，駐紮有專門的宅院，在所有幕僚中地位最尊，情麵最厚。曾國藩稱這班人為“幕府”，實際上是他的秘書班子，故作者名之為“秘書處”。秘書人員的主要工作是幫助曾國藩草擬奏、谘、批劄，辦理書啟、文案。各項工作都有專人負責，草奏的隻管擬奏稿，辦批劄的隻管擬批稿；甚至負責草擬奏稿的人也有分工，如趙烈文就隻代擬涉外奏稿，陳方坦則隻代擬與鹽務有關的奏折、函劄。辦理書啟的人員不僅負責對來函提出處理意見，還往往負責代擬複函。為明確責任，處理過的信函都要蓋上自己的名章。在一些曾國藩收函的原件上，至今保留著“要”、“複”、“應複”、“不複”、“已複”、“自複”等處理意見和收函時間、編號、辦理時間以及“ ”、“筱”等個人印章。
曾國藩前期身體較強，精力較好，對幕僚依賴也較少，“遇陳奏緊要之件，每好親為草稿，或大加削改”。直到同治四、五年間，雖然“精力日減，目光愈退”，但仍“沿此舊習”1。到了晚年，尤其由直隸再回兩江後，目疾加劇，“看文寫字深以為苦”，不僅公文令人代擬，文章亦令人代作，有時甚至“除家書外，他處無一親筆”2，對幕僚的依賴也就愈來愈大了，但“其最要者，猶不假人”3。收入文集的半截文章《劉忠壯公墓誌銘》就是明證。鹹豐五、六年間，由於“幕府乏好幫手，凡奏折、書信、批稟均須親手為之” 4，“拂亂之餘，百務俱廢，接人應事恒多怠慢，公牘私書或未酬答。坐是與時乖舛，動多齟齬” 5。直到鹹豐十一年春天，將大營移至安徽東流江邊時，仍在感歎“此間現無幕
《曾文正公書劄》，第二十四卷，第 32頁。
《曾文正公家書》第 1401頁，同治十年三月十七日，嶽麓書社 1989年版。
《曾國藩年譜》，嶽麓書社版，第 252頁，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條。
《曾文正公家書》，鹹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曾文正公書劄》，第八卷，第 41頁。
友，奏谘信緘皆本店一手承造，頗以辦保案為苦。 ”1要找到好的秘書人員實際上並非易事，其中尤以好的草奏人員最為難得。因為要擬好奏、谘、函、劄，不僅需要學識淵博，文學優長，還要有一定的政治經驗，懂得公文程式。有些人，例如劉瀚清，雖然“學問淹博，文筆亦雅，特章奏箋牘不甚合式。 ”2這就很難得心應手。因此，曾國藩幕中雖然人才濟濟，高手如雲，仍不時發出幕中乏才之歎，謂“空言泛論者求之較易，擬奏擬信擬批者求之較難，即善書者亦不易得。”3因為人員經常流動，而好的秘書人才又失之甚易 (主要是調動工作和保舉升遷)，得之甚難，所以曾國藩有時不得不臨時拉人為他草奏，並非秘書人員的左宗棠 (時已出幕，獨領一軍作戰)、張樹聲都為他擬過奏稿。
秘書處的任職條件除忠實可靠外，還須通曉政務，文學優長，尤其草擬奏章者，必為上上之選。由於他們工作性質重要，且與曾國藩最為接近，故在幕僚中地位最尊，待遇最好，得保最易，得缺最早，使其他人員望塵莫及。
曾在曾國藩身邊工作過的秘書人員大約有一二百人，有名可稽的一百名隻是其中較有地位、名氣的那部分，而那些僅任抄寫、收發、保管等一般事務性工作的“小委員”則未留下姓名，無從稽考，隻好略而不計。現據入幕前後將其分為三組：
鹹豐二年底至鹹豐七年二月入幕者主要有劉蓉、郭嵩燾、黃冕、陳士傑、李元度、章壽麟、彭嘉玉、羅萱、左楷、趙烈文、胡心庠、丁銘章、施恩實、陳光亨、汪元慎、何源、陳斌、方翊元、程桓生、莫祥芝、許振禕、吳廷華、馮卓懷。
鹹豐八年六月至十一年底入幕者主要有李鴻章、左宗棠、楊象濟、馮焌光、李榕、郭崑燾、郭笙陔、歐陽兆熊、陳鼐、穆其琛、李士棻、張裕釗、柯鉞、何應祺、劉瑞芬、梅啟照、程鴻詔、周成、王香倬、閻泰、陳鳴鳳、劉崧、聶琪、王敬恩。
同治元年以來入幕者主要有郭柏蔭、劉瀚清、方駿謨、袁西燾、李子真、
《曾文正公家書》，鹹豐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曾文正公書劄》，第二十二卷，第 18頁。
同上，第三十卷，第 32—33頁。
楊萬錦、張複、王瑞征、閻禹鄰、唐翰題、周學竣、何璟、李鴻裔、孫衣言、
陳方坦、淩煥、屠楷、錢應溥、向師棣、黎庶昌、吳汝綸、薛福成、王定安、
倪文蔚、勒方錡、龐際雲、任伊、蕭世本、遊智開、陳蘭彬、唐煥章、曹耀
湘、劉金範、趙景波、沈夢存、仇善培、賀麓樵、張錦瑞、歐陽侗、曾化南、
蔡家馨、孫莘畬、張暉垣、陳濟清、祝塏、俞晟、蔡貞齋、鄧良甫、王鴻訓、
李傳黻、黎竹林、王鎮鏞。
采訪忠義局又稱采訪忠義科，或兩江忠義局，是曾國藩擔任兩江總督之後，仿效胡林翼在湖北的做法，於鹹豐十年夏在祁門設立的，其主要任務是收集和整理在清王朝同太平天國的戰爭過程中陣亡、被殺或自殺身死的官員士紳資料，由曾國藩彙總奏請建總祠、總坊，或專折奏請建專祠、專坊，以扶持名教，維護風化。曾國藩擔任兩江總督之後曾發布文告，曉諭遠近。其《出示曉諭江南北士民六條》之五“旌表忠義”條稱：“本部堂行轅設立忠義
科，專查殉節之家，詳核事實，兼考世係，或由司、道具詳，或由府、廳、州、
縣彙報，或由該家屬徑稟本部堂，立即建總祠、總坊，其死節尤烈者建立專
祠、專坊。凡作有家傳、墓誌、行述、事狀者，準其抄送行轅，本部堂略刪改，
谘送國史館立傳，以彰忠義而示激勸。 ”1實際上這是曾國藩為封建地主階級
做的一項思想政治工作。
除此之外，設立忠義局的另一原因是為了安置一部分閑散人員，解決他
們的生活困難。戰亂之中，曾國藩的一些老朋友或一般士人往往流離失所，
衣食無著，紛紛投奔到他的門下求救。而這些人中不少人並無一技之長，他
處無法安置，於是就把這些人放到忠義局中，拿份薪水養家糊口。反正采訪
忠義之事不像草擬函奏、籌措糧餉那樣往往急如星火，刻不容緩，工作或多
或少，進程或快或慢，都不會直接影響戰爭的成敗。所以忠義局的人員在曾
國藩幕府中地位不高，名聲不顯，除方宗誠僅至實缺縣令外，其他人皆未得
到實缺保奏。
兩江忠義局成立之時，全國還很少這類機構，它雖比湖北晚了幾年，但
1.《兵部尚書銜·署兩江總督曾國藩告示》，見《楚湘營製》抄本，現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曾國藩年譜》鹹豐十年六月十六日條載有類似內容，本意一致，詞句略有不同。
在全國各省中仍處於遙遙領先的地位。殆至鹹豐十一年秋，清政府下令各省設立褒忠局，采訪忠義，隨時彙奏時，曾國藩已先後奏報五次了。
忠義局的任職條件是必須崇尚氣節，熱心於扶持名教，維護風化，所以就學派而論，忠義局的委員多講習宋學之人。
兩江忠義局先後由陳艾、汪士珍主持，其主要工作人員除陳艾、汪士珍二人外，還有方宗誠、汪翰、李葆齋、楊德亨、汪宗沂、李聯琇。
編書局又簡稱書局，是同治三年四月在安慶設立的，故稱安慶書局。同年九月又隨曾國藩移駐江寧，遂改名金陵書局。其後兩江總督幾度易人，書局一直存在。書局初立主要刊刻了王夫之的《王船山遺書》和全本《幾何原本》。《王船山遺書》係明末清初著名學者王夫之傾畢生心血撰寫的鴻篇巨製，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多年來未能刊印發行於世。道光十九年，王夫之的孫子王世全始刊刻一百五十卷，湖南著名學者鄧顯鶴實際主持其事，歐陽兆熊讚成之。鹹豐四年湘軍進攻湘潭，書版毀於戰火。這次編書局重刻《王船山遺書》凡三百二十二卷，較前增加一百七十二卷。
《幾何原本》是公元前 300年希臘數學家歐幾裏得所著，全書共十五卷，明代傳入我國。著名科學家徐光啟和意大利學者利瑪竇曾譯出前麵六卷刊行於世，而後半部則長期無人翻譯。鹹豐年間，近代著名數學家李善蘭與英國人偉烈亞力續譯其後九卷，並為其訂正舛誤，使之成為最佳版本。譯成之初，亦有人刊刻印行，不久書版毀於戰火。同治元年李善蘭入曾國藩幕，次年張文虎複來幕中，遂建議李善蘭取後九卷重校付刊；為使初學者得一完本，並前六卷一起校刊發行。其後又合金陵、湖北及江、浙各書局之力合刻《二十四史》。曾國藩對編書局的工作極為重視，他不僅為編書局製定章程，聘請學識淵博、擅長校勘的幕僚和高手匠人專司其事，還對書版的書寫、刊刻做了具體規定，力求版本精良，傳之後世。對於書局的重要出版物，如《王船山遺書》，曾國藩還親為校閱，親自作序。
書局設立之初由歐陽兆熊主持。同治四年五月曾國藩北上剿撚，書局由署江督李鴻章主持，令書局刊刻“四書”、“五經”，以為諸生讀本。同治六年初曾國藩回任江督，又令書局刊刻《史記》、《漢書》、《後漢書》。同治八283
年初曾國藩已抵直隸總督任，又與繼任江督馬新貽、湖廣總督李鴻章等妥商，
改由洪汝奎主持。此時戰事告竣，戰爭期間建立的各路糧台陸續裁撤，唯專為鎮壓撚軍而設於江寧的北征糧台得以保留，改為軍需總局，專門供應西征陝甘的老湘營與江寧防軍糧餉，仍由洪汝奎經理。編書局經費無著，須由軍需局籌措，故令洪汝奎兼理是職。
編書局的任職條件是熟悉經史，兼通小學，擅長校勘工作，故編書局人才濟濟，尤多宿學名儒，就其學派而言，多為治漢學者。其主要成員除前麵提到的歐陽兆熊、洪汝奎、李善蘭、張文虎外，還有劉毓崧、劉壽曾、汪士鐸、莫友芝、唐仁壽、倪文蔚、戴望、成蓉鏡、劉恭冕等。
營務處設立於鹹豐六年初。鹹豐四年湘軍東征時，曾國藩曾在軍中設立過水、陸營務處，分別由褚汝航與朱孫詒主持。其時軍中僅有大帥與營官，尚無統領之職。曾國藩在給駱秉章的信中說：“來示須派一統帶大員等因，曆來皆有此席，或稱翼長，或稱統領，或但稱營務處。 ”1所以，這時的營務處實際上是後來的統領、分統之類，雖名稱相同，但與後來的營務處並不是一回事。曾國藩經過長沙整軍，陸路隻設塔齊布、羅澤南兩統領，水路隻設楊載福、彭玉麟、李孟群三統領，再不提營務處一事，直到鹹豐六年初才重新設立營務處。不過這時的水師已分為外江水師與內湖水師，分別由楊載福、彭玉麟統領。外江水師由湖北供餉、指揮，而內湖水師則困於鄱陽湖內，仍由曾國藩經營。所以這時的營務處實際上隻是陸軍營務處，且職能亦發生變化，由獨當一麵的統攝大員變成為大帥處理具體事務的助手。殆軍務基本結束之後，營務處管理防軍、節製諸將，分別由兩司兼領，布政使兼總督總營務處銜，按察使兼巡撫總營務處銜，其職能與人員組成則又一變。所以這裏講的營務處係鹹豐六年至同治七年 (1856—1868)間的情況，與此前此後時期均有所不同。
另外，曾國藩的營務處又有內外之分，統帶數營外出作戰者稱外營務處，在曾國藩湘軍大營、不離其左右者稱內營務處。外營務處與統領很相似，隻
1.《曾文正公書劄》，第五卷，第 11頁。
有在軍中尚無統領、或統領暫時離位時才會出現這種情況，如鹹豐六年統帶數營進攻建昌、瑞州的彭山屺、羅萱，鹹豐九年帶兵進攻安徽太湖的朱品隆、李榕等。不過這種情況不多，最主要、最常見的還是大營營務處，且其內、外兩種不易區分，故這裏不再做內外營務處的區別，隻作為營務處的不同形式與不同功能。
營務處的職能類似今日軍中之參謀部，是領兵大帥處理軍中事務的辦事機構，“如派何營出隊，何路進兵，何起專攻何城，何起分剿何股，均由主帥定計，營務處發令。即殺一人、賞一人亦由主帥專之” 1，由營務處辦理。除作戰外，軍隊平時的操點、訓練也由營務處負責。在剿撚期間，曾國藩日記中就記有他與營務處委員一起對湘軍各營分別點名的情形。另外，營務處還負有訓練和培養人才的責任。李榕在營務處任事之初，曾國藩就同他專門談論過營務處的此項任務：“營務處之道，一在樹人，一在立法。 ”“樹人之道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鎔造就。 ”2所以曾國藩欲令其幕僚領兵，必先在營務處曆練，且往往先在身邊充營務處，後以營務處外出領兵，其後有了實踐經驗，便令其獨領一軍作戰。李榕是經過這個全過程的典型人物。其他則或先或後，形式亦略有區別。隻是不知何因，湘軍經由營務處而外出領兵者沒有大將，隻是一些二三流將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