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鬱悒而死 (同治七年至同治十一年 1868—1872)
中興幻想的破滅
早在曾國藩做京官時，他就幻想通過一些自上而下的改革，使江河日下
的清王朝再振生機，重新恢複康乾時代的太平盛世。後來發現此路不通，轉
而編練湘、淮軍，鎮壓太平天國革命和撚軍起義，並大力整頓吏治、漕賦，
興辦近代軍事工業，企圖通過另一條道路實現這個目的。開始，軍事上連吃
敗仗，政治上處處碰壁，因而感到非常失望，曾一氣之下跑回老家，百喚不
起，再不想過問世事了。再次出山後，軍事形勢大為好轉，清政府又授予他
地方軍政大權，尤其安慶決戰取勝和那拉氏、奕政變上台二事，更使曾國
藩大受鼓舞，對清王朝的前途充滿希望，於是“中興”一詞便成了他的口頭禪。
那麼究竟什麼時候才能實現“中興”呢 ?按照曾國藩的設想，顯然是將太平
天國革命鎮壓下去以後。不料剛把太平天國革命鎮壓下去，撚軍複聲勢大震，
隻好奉命北上去同撚軍交戰。撚軍起義被鎮壓下去之後，按照曾國藩的設想，
接著出現的應是所謂太平盛世，至少也應是一片生氣勃勃的複興景象；然而
事實卻恰恰相反，呈現在曾國藩麵前的完全是一副敗落景象，看不到任何振
興的苗頭。
同治三年，曾國藩把攻陷天京時炸開的城牆缺口修複後，曾在原缺口處立碑以記其事，除簡述太平天國定都與湘軍陷城經過外，還銘其文曰：“窮
天下力，複此金湯，苦哉將士，來者勿忘。 ”1顯然曾國藩此舉的目的主要不在於為湘軍表功，而是要封建統治者永遠記住這一教訓，盡力避免類似的人民革命再次發生。在此前後的數年之間，曾國藩曾不止一次地想到這個問題，並為此做過一些努力，力圖使當時的社會矛盾有所緩和。
然而他在江浙地區搞的減漕減賦並沒有收到什麼實效，這裏仍然存在著賦稅過重、負擔不均的問題。太湖流域的蘇、鬆、杭、嘉、湖等府是中國最富庶的地區，也是全國賦稅最重的地區。同治二年，曾國藩和李鴻章曾在蘇、鬆、太三府州搞過一次減賦，主要辦法是裁減浮額和取消士紳免稅特權，力圖減輕中小地主乃至自耕農的錢糧負擔，以緩和社會矛盾，消除亂源。結果並沒發生什麼實際效用，潘曾瑋、馮桂芬等豪門巨紳照舊抗糧不交，地方官不敢過問，隻好繼續沿用過去的老辦法，將這些特權者的錢糧負擔均攤到中小地主和自耕農的身上。地方官也不肯放棄從征收錢糧中大撈一把的機會，遂將漕賦折色增至時價的三倍，糧價賤至石米一千五六百文，州縣仍以石米四千七百文折價征收，致使賣米三石方能完一石之賦 2。因而浮額依舊存在，並沒有裁減掉。這些情況曾國藩是知道的，但除對州縣漕賦折色略加限製外，對於潘曾瑋、馮桂芬等豪紳抗稅問題也不敢過問。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後，這些喪家之犬紛紛返窩歸巢，並很快恢複起昔日的威風，不僅州縣官員在這些豪門權貴麵前低三下四，即使藩、臬大員，在一定程度上也要仰承他們的鼻息，得罪了他們就有丟官的危險。
曾國藩年輕時，乃至出辦團練之初，都曾想在政治上壓抑一下豪門巨室，在經濟上擠出他們一點錢財，一方麵解決財政費用問題，一方麵使中小地主得到保護。他在蘇南搞減賦時，也是出於這種考慮。然而到了後來，就漸漸連這點勇氣也沒有了，尤其李榕因辦米捐被劾丟官之後，他更覺得巨室得罪不得。他在給李鴻裔的信中說：“申夫 (即李榕 )傲岸不羈，卒乃以此被謗。米捐固其借端，然辦捐而必曰著重上戶，使大紳巨室與中人小家平等捐輸。此其勢固有所不能。王介甫 (即宋代王安石 )使品官形勢之家均出免役錢文，
《曾文正公文集》，第三卷，第 60頁。
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眾論愈嘩，巨室之不可得罪也久矣。 ”1曾國藩壓抑豪門勢力的目的不過是為
了緩和清朝統治者同中小地主乃至自耕農的矛盾。他既然出於無奈而向豪門勢力讓步，也就無法減輕中產階層的負擔，社會矛盾也就得不到緩和。從曆代農民起義發生和發展的情況來看，中間階層的政治動向往往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沒有他們的參加與支持，廣大貧苦農民是很難發動起一場席卷全國的農民大起義的；而中間階層的破產，多半是由於賦役負擔過重造成的。所以減漕均賦的失敗使曾國藩深感憂慮，唯恐再次發生大的農民起義。
如果說，減漕一事已使曾國藩感到悲觀喪氣、憂心忡忡的話，人民群眾的情況就簡直令他坐立不安了。撚軍起義雖被鎮壓下去，而西北回民起義仍在繼續進行，北方各省水旱頻仍，饑民成群，撚軍舊部和被裁兵勇散布各地，不少人無計謀生，成群結隊，四出遊蕩，社會秩序仍然混亂不堪。總之，內戰並未完全結束，全國政治形勢仍然處於動蕩不安之中，使人感到危機四伏，惶惶不可終日。曾國藩曾在家書、日記中不止一次地描述到自己所親眼看到的情形，“所過之處，千裏蕭條，民不聊生” 2。“餘自北征以來經行數千裏，除兗州略好外，其餘目之所見，幾無一人麵無饑色，無一人身有完衣” 3。曾國藩心裏非常明白，在這種情況下，要人們長久忍受而不起來造反是根本不可能的，因而整日提心吊膽，惴惴不安。他所說的“直覺無處不疚心，無日不懼禍”，也含有這樣一種思想成分。
曾國藩所擔憂的另一問題是哥老會活動的蔓延和高漲。長江中上遊的哥老會起源於四川，蜀人呼弟為老老，哥老猶言哥弟也 4。由於鮑超霆營中四川人較多，所以哥老會首先在這裏發展，以後很快擴散到其他各營。到了湘軍後期，哥老會在湘軍中已有很大勢力，不僅人數眾多，而且一些下級軍官也參加進來。當時曾國藩急於裁撤湘軍與此很有關係，他非常害怕哥老會的活動導致湘軍的嘩變，最後搞成不可收拾的局麵。後來在湘軍剿撚期間，成大
1.《曾文正公書劄》，第三十二卷，第 25頁。
2. 《曾文正公家書》，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3.《曾文正公手書日記》，同治六年二月二十日。
4.朱克敬：《暝庵雜識·二識》(以下簡稱《暝庵二識》)，第二卷，第 4頁。
吉部在湖北的嘩變，就是哥老會組織聯絡的，其後嘩變士兵大批加入撚軍，大大壯大了撚軍的力量，而給湘軍以沉重打擊。可見曾國藩的擔心不是多餘的。但是曾國藩對湘軍的裁撤並沒有解決哥老會的問題，反而使無計謀生的散兵遊勇和當地貧苦農民結合起來，更加壯大了哥老會的勢力，將哥老會的活動引向自己的家鄉。
湘軍建立之初，內部就有兩種成分：一部分是政治上走投無路的封建知識分子，諸如舉人、生員、文童之類；一部分是無計謀生的貧苦農民。當時就有人說，假設曾國藩不把後一部分人吸收到湘軍中來，他們很可能揭竿而起，成為太平軍的重要力量。曾國藩利用這部分人的無知，讓他們充當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工具，當時也確實達到了一箭雙雕的目的。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情況漸漸發生了變化。起初，人們隻是朦朧地感到他們與太平軍似乎有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例如，有一天，水師營官王明山聽說前方打了勝仗，心中高興，就故意謾罵他的部下說：“蠢豬奴，欲急滅長毛歸餓死耶？” 1這話出於王明山之口當然是開玩笑，但卻反映了當時湘軍士兵中普遍存在的想法。顯然他們是把對太平軍的戰爭當作自己的生活出路，這場戰爭一結束，他們就會立刻陷於困境。以後隨著形勢的發展，他們的這種顧慮也越來越重，於是便大批加入哥老會。這是湘軍後期哥老會得以迅速發展的根本原因。開始哥老會的口號和宗旨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似乎是一種經濟互助團體，並沒有明確的政治目的。而這些士兵回到湖南之後，一旦在經濟上陷於走投無路的境地，哥老會就成為組織貧苦農民起而反抗清朝統治的政治團體。
哥老會的問題所以使曾國藩感到頭痛，不僅由於他們在湖南到處發動起事，而且因為這些人與湘軍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其中不少人是曾國荃的老部下，曾為他們兄弟立過汗馬功勞，有的甚至已保至一、二、三品武職候補官員。無怪乎有人竟會把曾國藩說成是哥老會的最高首領。曾國藩心裏很清楚，這個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就會株連湘軍中的很多人，甚至會把一些湘軍將領“逼上梁山”。因為這些人本來就存在對清朝的不滿情緒，認為清政府
1.王闓運：《湘軍誌》，第六卷，第 7頁。
對他們功高賞薄，與八旗、綠營相比，待遇不公。所以曾國藩寫信給在湖南巡撫衙門充當幕僚的郭崑燾，一反過去大張紳權、慫恿當地士紳隨意捕人殺人的方針，要求對於湖南哥老會一案，“生殺之權當操之撫帥，湘邑不準擅殺一人；訟獄之權當操之邑侯，局紳不準擅斷一獄” 1。但他的胞弟曾國潢卻並不理解這一點，一味仗勢橫行，必欲沿用過去辦團練時的老辦法，將哥老會趕盡殺絕，斬草除根。曾國藩寫信勸誡說，“哥老會之事，餘意不必曲為搜求”。“提、鎮、副將官階已大，苟非有叛逆之實跡實據，似不必輕言正法。如王清泉，係克複金陵有功之人。在湖北散營，欠餉尚有數成未發，既打金陵，則欠餉不清不能全歸咎於湖北，餘亦與有過焉。因欠餉不清，則軍裝不能全交，自是意中之事。既實缺提鎮之最可信為心腹者，如蕭孚泗、朱南桂、唐義訓、熊登武等，若有意搜求其家，亦未必全無軍裝，亦難保別人不誣之為哥老會首。餘意凡保至一、二、三品武職，總須以禮貌待之，以誠意感之。如有犯事到官，弟在家常常緩頰而保全之；即明知其哥老會，喚至密室，懇切勸諭，令其自悔，而貸其一死” 2。他又深恐曾國潢不聽勸告，在家鄉鬧出事來，遂致信湘鄉縣令說：“哥老會一案，弟有告示，但問其有罪無罪，不問其是會非會，嚴禁株累誣扳之風，以靖民氣。澄侯不以為然，必欲搜剔根株，竊恐愈剔愈眾，愈搜愈亂，禍無了日。求閣下勸誡澄弟，不再搜尋，靜以俟之。 ”3後來幸好沒有發生株連過廣的問題，也沒有發生曾國藩擔心的事。但哥老會的活動卻日益頻繁，其組織也在湖南紮下了根，再也無法拔除了。
使曾國藩心神不安的另一個問題，是哥老會的分布恰與湘軍的募勇地區相應。就全國而言，哥老會主要分布在湖南、湖北、四川三省，其中以湖南最多；就湖南而言，主要分布在長沙、衡州、永州三府，其中以長沙最多，衡、永二府次之；就長沙府而言，又主要分布在湘鄉、湘潭、長沙、善化、湘陰、寧鄉、益陽等縣，其中以湘鄉、湘潭、長沙、善化、湘陰、寧鄉最多，益陽
《曾文正公書劄》，第二十六卷，第 22頁。
《曾文正公家書》，同治五年八月初十日。
《曾文正公書劄》，第二十六卷，第 17頁。
次之 1；當然，在哥老會最多的六縣中又以湘鄉最為集中，因為湘軍從這裏招募的人最多，最後遣散回籍的散兵遊勇也最多，哥老會在這裏分布最廣、紮根最深、活動最頻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當太平天國革命席卷江淮、波及全國的時候，湖南處於相對安定狀態，湘鄉尤其如此；而當這場革命在全國失敗之後，曾國藩的家鄉湖南，尤其湘鄉，反而出現了此伏彼起的大小起事，使他連個安靜的老窩都沒有，也就不能不陷入深深的苦惱之中。當時曾國藩很擔心湖南發生大規模農民起義，那樣他們曾家就會成為哥老會攻擊的頭號目標而難於幸免了。曾國藩在給朋友的信中說：“吾鄉會匪竊發，益陽、龍陽等城相繼被擾。此輩遊蕩無業，常思逐風塵而得逞，湘省年年發難，剿之而不畏，撫之而無術，縱使十次被滅，而設有一次遷延，則桑梓之患不堪設
”2“人多言湖南恐非樂土，想，殊以為慮。 又在家信中說：必有劫數，湖南大亂，則星岡公之子孫自須全數避亂遠出。 ”3但他的兩個弟弟曾國潢和曾國荃並不認識這一點，依然在家仗勢橫行，包攬詞訟，強購田產，弄得人人痛恨，非常孤立。曾國藩的老婆兒女很怕家鄉發生大的起義，與這兩個家夥同遭滅頂之災，因而幾次寫信要求到南京避難。曾國藩當時剛說過陳請開缺回籍的話，不好馬上去接家眷；又怕他一家出來後，兩個弟弟在家被哥老會收拾掉，引起外界的議論，所以想讓他們一起出來避難，二人卻又堅執不肯。這使曾國藩不禁左右為難起來。曾國藩向趙烈文談到上述情況，趙烈文說，你們兄弟已經分別十年沒見麵了，何不招他們出遊，到這裏來看看你 ?曾國藩說：“吾久為斯說而不見聽，奈何 ?方今多故，湘中人人以為可危，兩舍弟方徑情直行，以斂眾怨。故吾家人屢書，乞來任所，以為禍在眉睫。”4趙烈文當然勸他迎眷。不過曾國藩當時似乎仍有些猶豫不決。後來還是管不了這許多，把全家老小接到江寧，離開湖南這個危險的地方。
吏治毫無起色是曾國藩感到苦惱的又一問題。過去曾國藩總是強調，欲
《曾文正公書劄》，第三十一卷，第 29頁。
《曾國藩未刊信稿》，第 297頁。
《曾文正公家書》，同治六年六月初六日。
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同治六年九月初十日。
使清朝重新振興，必須從整頓吏治入手。他任兩江總督後，所至裁革原有官
吏，將自己的親信補授要缺。結果吏治毫無起色，甚至連他直接管轄的“三吳吏治”都“不能整頓”，深感“負國負民” 1而又束手無策。其原因無他，主要是地方上的一些貪官汙吏非親即故，不是他的親信，就是他親信的親信；不是他親手所保舉，就是他保舉的人所保舉。至於營中保舉之濫，更是他一手所造成的，到頭來也隻能由他自吞苦果。因而他明知問題很大，非整頓不可，卻無法下手，隻得裝聾作啞，苟且偷安。如江蘇布政使丁日昌為人貪婪狡詐，名聲很壞，最初以被革知縣在曾國藩手下做厘局卡員，在幕僚中身份不高，屬於一般委員。同治二年到上海後，備受李鴻章的賞識和重用，數年之間飛黃騰達，保至布政使。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後，又保丁日昌署理江蘇巡撫，因遭曾國藩的反對，沒有搞成。趙烈文家在常州，對丁日昌的情況了解很多，曾幾次向曾國藩揭發丁日昌的問題，認為整頓江蘇吏治，必須首先從丁日昌開刀。趙烈文說：“師恒言求吏治，使若輩在位，吏治非江河日下不已。”曾國藩聽罷，長歎一聲說：“足下亦知吾苦心邪 ?丁之流皆少荃至好，我與少荃勢同一家，渠又暴露在外，身膺艱巨。丁雖屑人，而籌前敵財用無不精速，吾又何忍不少慰其意也 !” 2就是說，由於丁日昌善刮民財以供軍餉，又是李鴻章的親信，即使再壞也不能去掉。曾國藩曾一再宣稱，他選拔人才的標準是“能做事，不愛錢，不怕死” 3三條，看來似乎很全麵，然而到哪裏去找這樣的人呢 ?凡能做事者，無不好名、貪財，而不貪名利者皆欲苟全亂世、遁跡山林，又怎麼會投到他的“麾下”，去幹那些屠殺人民的反革命勾當呢 ?因而就連他自己最後也不能不大發感慨：“安得有人乎 ?勇於事情者皆有大欲存焉！”4可見他的所謂整頓吏治已走入死胡同，過去沒有，以後也不會有什麼成果。
所有這些問題不能不引起曾國藩的深思，使他進而聯想到清王朝未來的
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同治六年五月十一日。
同上，同治六年九月十七日。
同上，同治六年九月初七日。
同上，同治六年九月初四日。
命運。一天，他對趙烈文說：“今日有四川庶常來見，其言談舉止不類士夫。前日有同鄉庶常送詩，排不成排，古不成古。國家所得人物如此，一代不如一代，文章與國運相關，天下事可知矣。”他一邊說，一邊不停地皺眉頭 1。不過隻此而已。作為統治階級最高層的一員，他沒有也不可能再往深裏去想。但是地位較低的趙烈文卻已經有了成熟的看法。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 (1867.7.21)晚，曾國藩和趙烈文像往常一樣在一起無事閑聊。曾國藩說：“京中來人雲：‘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袴。’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 ?”趙烈文說：“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意思是，全國統一安定的局麵已經很久了，勢必漸漸走向分裂。但皇帝的權威一向很重，割據風氣尚未形成，除非中央政府首先爛掉，否則不會出現國家土崩瓦解的局麵。以我的揣測，將來的禍患必是中央政府首先垮台，而後天下無主，各自為政，這種情況的發生大概不會超出五十年了。曾國藩一聽，立刻皺起眉頭，過了好久才說：“然則當南遷乎?”趙烈文說：“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就是說，恐怕是徹底滅亡，不會再像晉、宋兩代那樣，出現政權南遷、南北分治的局麵。曾國藩有些不服氣，同趙烈文爭辯說：“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趙烈文說：“君德正矣，而國勢之隆，食報已不為不厚。國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後君之德澤，未足恃也。”曾國藩無言以對，沉默良久方說：“吾日夜望死，憂見宗之隕。”2實際上多少默認了趙烈文的議論。
從此曾國藩開始反複考慮趙烈文提出的問題，尤其集中於清王朝會不會“抽心一爛”、“根本顛仆”這個問題上，各種想法不斷閃現在他的腦海裏，流於他的語言中。有時他同意趙烈文的看法：“京師水泉皆枯，禦河斷流，
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同治六年五月十一日。“庶常”即庶吉士。因庶吉士在翰林院庶常館學習，故又稱其為“庶常”。
同上，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
朝無君子，人事僨亂，恐非能久之道。 ”1有時又不同意趙烈文的看法：奕
為人“聰穎”，清朝“君德正，勤於政事”；那拉氏大權獨攬，遇事“威斷”，為前代所無。意思是說清朝大概不會發生像趙烈文所說的那種“抽心一爛”的事。趙烈文同他爭辯說，奕“聰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身當姬旦之地，無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勢極，而慮不出庭戶，恐不能無覆餗之虞，非淺智薄慧、塗飾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還說“勤政”無補於興亡，“威斷”則易受蒙蔽。而“中興氣象，第一貴政地有人。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當默運天心，未必其然也”2。曾國藩最後雖無言以對，但並未心服，對清朝的所謂“中興”仍抱有幻想。不久清廷發來上諭，依總理衙門奏請，令督、撫、將軍就外交問題各抒己見，具折奏聞。據說總理衙門在“折中開誠布公，於十年倉卒定約及曆年辦理情形，盡去虛文諱飾；於日後如何杜其要挾及條約應準應駁，殷殷下問，頗有中外一家之象”。曾國藩請趙烈文過目後，非常興奮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