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材料足以證實任詢書法真跡尚在人間。任氏《金史》有傳，謂其“六十四歲時致仕，優遊鄉裏。家藏法書名畫數百軸，年七十卒”。可知他本人既是書畫大家，又是鑑藏家，衹是他所藏書畫目録沒有傳下來，令人不勝惋惜。好在從元人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十一載《題任南麓畫（華清宮圖）後並序》中我們獲知此圖由金到元流傳的過程，先是僧遜公得藏此圖，繼爲至嬀川鬆公所藏，後入元，王惲爲之題詩並序。
我們再來探索一下金代其他私家的鑑藏情況。金人王寂曾爲友人張子正運使和楊損之跋同時的名畫家楊邦基所製《山居老閑圖》和《秋江捕魚圖》詩數首（見《拙軒集》），這二位無疑是鑑藏家了。同一集中提到有一位高解元也從事書畫收藏，曾爲之詩題武元直《山水圖》卷，可見高解元也算是金代的一位鑑藏家。金著名大詩人元好問所著《遺山文集》中有爲郭輔之賦王黃華（庭筠）《墨竹》長句，胡祗遹爲杜君復家藏王黃華《墨梅》題七言長詩（見《紫山大全集》）。此外，還有不少文獻可以搜集到這一時期內有許多書畫鑑藏家在活動，不僅在收集當代人的作品，同時也鑑藏古代人的墨跡。必須指出，金代的文獻還可查閲探索，而遼、西夏史料確實稀缺。特別是西夏，其不能與遼代比擬，更不能與金國同日而語，這一朝由於歷史短暫、地域偏僻，官府不可能講求歷代名跡收藏。此乃意料之中事，姑置而不論。
元代雖然也屬於少數民族統治時期，而文化的發達，卻遠遠超過遼、西夏、金。原因固多，主要是統一了整個中國，起用前朝文人士大夫。特別是江南一帶的書畫家和鑑藏家，陣容強大，這與南宋建都臨安（杭州）有直接的關係，同時也與元代統治者對廣博而深厚的漢民族文化傳統的政策密切相連。當元朝先後征服金和南宋之時，從官府以及民間掠取了大量法書名畫，這爲後來宮廷從事書畫鑑藏活動奠定了一定的物質基礎。事實上，官方的鑑藏從元代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間（1264—1294）起就已經開始。至元九年（1272）十一月設秘書監，經管內府書畫以及“歷代圖籍並陰陽禁書”之類，由前戶部尚書焦友直改授秘書監，至元十三年（1276）春改派樞密副史張易知秘書監事。監內設有專職的驗書畫直長，負責對庋藏歷代書畫的鑑別和保管。據文獻記載，擔任這個職務的人調動頻頻，自至元九年（1272）迄至元三十一年（1294）中，前後更換二十餘位書畫直長，幾乎每年更動一回。著名畫家趙孟頫經程钜夫推薦赴大都（北京）供職，固不能認定其曾做過這個工作，但從傳世晉唐名跡中卻偶爾見到他爲元內府舊藏題跋，如韓滉《五牛圖》後有趙氏之跋，王羲之《快雪時晴帖》有趙氏“奉敕恭跋”於延祐五年（1318），具銜爲“翰林承旨榮祿大夫知製誥兼修國史”（圖10、圖11）。也許至元後“書畫直長”不管鑑定，改由翰林學士一級的高級文官擔任，也未可知。迄文宗圖帖睦爾在位（1328—1332），內廷設參書學士、博士，地位已明顯提高。
至元十三年（1276）冬，王惲因張易得入秘書監觀看內府書畫，撰有《書畫目録》一書，記載他一天內所看過的二百二十八件名跡目録，其中法書一百四十七件、名畫八十一件，均爲晉唐五代傳世巨跡。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唐孫過庭《書譜》、懷素《自敘帖》，藏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的黃庭堅《書古文贈張大同卷》和《草書廉頗藺相如列傳》（現爲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美國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的閻立本《歷代帝王圖》和顧愷之《洛神賦圖》等，都是當時內廷收藏之名品。
元文宗自幼受漢文化熏陶，對歷代名跡有特殊嗜好，而且本人也常染翰墨。其居建康（南京）時，在懷王府邸廣結江南名士，一時文風大開，四方學人如趙淳、李孝光諸位成爲他府邸的座上客，深受知遇之隆。最重要的是趙淳將書畫鑑賞家柯九思推薦給他，後來懷王即皇帝位，柯氏晉升爲參書博士，專職爲文宗鑑定名跡，得賜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圖》（遼寧省博物館藏）、晉人書《曹娥誄辭》（圖12）、王獻之《鴨頭丸帖》等巨跡，拖尾虞集多人題識，將前後經過縷述頗詳。這裏有必要將元文宗前後鑑藏歷代書畫有關史實綜合介紹一下，因爲元內廷鑑藏儘管衹有八十多年，又無著録可稽，但收藏甚富是可以肯定的，特別是文宗時，藏品數量相當可觀，已達頂點。
一三二八年，文宗圖帖睦爾（海山之子）即位，年號天曆。翌年（1329），敕建“奎章閣學士院”，除平時作爲朝廷議事、討論國家大計以及“古今治亂得失”之所，也是文臣雅集鑑賞歷代名跡之地。上麵提到頒賜柯九思的《曹娥誄辭》中，拖尾儒臣奉敕題跋的有奎章閣翰林直學士侍書學士虞集、授經郎揭傒斯、供奉學士李詗、參書雅琥、禮部尚書兼群玉內司康裏巙巙、鑑書博士柯九思，諸人都留有墨跡或印記，它是當年在奎章閣內君臣從事鑑賞活動的具體紀實。《輟耕録》（陶宗儀著）記：“文宗之禦奎章（閣）日，學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從，以討論法書名畫爲事。”書中所列遺漏尚多。在宮廷鑑賞史上，除了南朝梁武帝與“山中宰相”陶弘景論書問答的盛事外，衹有在八九百年後又復有此類似的情況出現，值得重視。
以上爲元代宮廷方麵的鑑藏活動。據翰林學士袁桷《清容居士集·長公主圖畫記》記載，祥哥剌吉公主（1284—1332）曾邀請在朝的鑑賞家品題所藏名跡，此爲宮廷外一次少見之文人雅集。迻録如下：
至治三年（1323）三月甲寅（二十三日），魯國大長公主集中書議事執政官，翰林、集賢、成均之在位者，悉會於城南之天慶寺，命秘書監丞李某爲之主，其王府之僚寀悉以佐執事。籩豆靜嘉，尊斝潔清，酒不強飲，簪佩雜錯。水陸畢湊，各執禮盡歡，以承欽賜，而莫敢自恣。酒闌，出圖畫若幹卷，命隨其所能，俾識於後。禮成，復命能文詞者，敘其歲月，以昭示來世。
看來這次鑑賞兼品題活動的“雅集”，出自於皇姊大長公主的意旨。由於她是世祖忽必烈的嫡親曾孫女，其仲兄武宗海山繼伯父成宗鐵穆耳即帝位，封其爲“魯國大長公主”，封駙馬阿不剌爲魯王，故有此稱號。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爲公主胞弟，晉封其爲“皇姊大長公主”。公主之女嫁與懷王圖帖睦爾爲妃，懷王於一三二八年即位，廟號文宗，年號天曆，因改封“皇姑大長公主”。由是可見公主的祖輩、兄弟和女婿皆帝位相繼，權傾一時。再者，其幾代均受漢文化熏染很深，公主尤好法書名畫，已見虞集所記，惜未列全部目録，實乃美中不足。不過，從不完全的記録中得知她收藏唐宋名品有五十件左右，其中當然有內廷珍藏字畫爲嫁妝陪送的在內。見於《清容居士集》所記者約四十件，固遠不止此數，今日猶能見到上麵所記數十件中的北宋黃庭堅《鬆風閣詩》卷（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又有元王振鵬《錦標圖》，似爲至治三年（1323）在天慶寺品題之作，拖尾有馮子振、陳顥、陳廷實、李詗、柳貫、鄧文原、趙嵒等十四位文臣題跋，可作文獻不足之補充。至於其餘鈐有“皇姊圖書”之藏品，大都有馮子振、趙嵒、張繼三人詩題，有的其中偶存一人詩題，或屬後收之名跡，也有未鈐“皇姊圖書”而卷後卻有馮子振、趙嵒詩題者，如故宮博物院所藏唐貞觀年間國詮《善見律經》卷即應爲公主舊藏之物。今日能見到的公主舊藏有隋展子虔《遊春圖》、唐盧棱伽（傳）《六尊者像》、北宋趙昌（傳）《寫生蛺蝶圖》、北宋崔白《寒雀圖》、元王振鵬《伯牙鼓瑟圖》（故宮博物院藏）、元人《廣寒宮圖》（上海博物館藏）、南宋劉鬆年《羅漢圖》、宋人《葵花》紈扇（宋高宗趙構對題，金書，一九七一年朱檀墓出土，山東省博物館藏）、趙構草書《洛神賦》（遼寧省博物館藏）。還有，一九九四年四月十日在臺北由香港蘇富比國際拍賣行所經辦的張學良將軍原藏“定遠齋”書畫拍賣會上，有一卷宋謝元《折枝桃花圖》（圖13），是圖臣字款，爲皇長姊舊藏，拖尾有馮子振、趙嵒兩詩題，有“皇姊大長公主命題”上款，此是其收藏諸多珍品之一，已屬傳世孤本。上麵所列加在一起不過十來件。由此可知，古代名畫法書多災多難，宮廷所藏因改朝換代而隨之散佚，私人則因家族興衰而聚散，加上天災人禍，自然難以完好保存，所以傳世作品與時代的延續成反比例，於此得見一般，可爲浩嘆！
公主的收藏憑的是對歷代書畫的愛好，是否精於鑑定，尚無充分材料證實。如果根據將藏品命文臣品題的事實而言，衹能是如米芾所謂的“好事者”而已。元代在短短的九十餘年中，出現不少真正的、具有卓識的鑑藏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書畫家在內，如趙孟頫、鮮於樞、喬簣成、郭天錫、倪雲林諸人，都是這方麵的代表。
郭天錫的書畫鑑藏品質甚高，死後散出，大都歸喬簣成所有。今天還能得見的有晉人《曹娥誄辭》（遼寧省博物館藏）、初唐歐陽詢《夢奠帖》（遼寧省博物館藏）、唐馮承素勾填《神龍本蘭亭序》（故宮博物院藏），還有傳世的北宋米芾《珊瑚帖》《復官帖》，亦爲喬氏所藏。
與郭天錫過從較多的大畫家趙孟頫，鑑定古書畫有獨到之處。在他的藏品中有一卷爲南宋乾道八年（1172）張子瑉（湮）定爲吳道子的道家《朝元仙仗圖》壁畫稿，趙氏則改定爲北宋初武宗元《朝元仙仗圖》（現爲美籍華人王己千收藏）（圖14、圖15），重要的根據在於《宣和畫譜》中有武氏兩圖均名“朝元仙仗圖”，而是卷後鈐宣和印璽，兼之趙氏當時還能看到武氏的作品，可作對比，於是做出科學的判斷。對此黃胄先生在《中國畫》一九八二年第二期刊有專文介紹，可資參考。趙氏對晉王羲之《快雪時晴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的鑑定，將廓填作爲墨跡真本，此乃智者千慮之偶然誤判，不足爲怪。再者，趙氏乃奉敕而題，即或明知其爲廓填，未敢直書，情有可原。
趙氏於元貞元年（1295）自大都南旋故裏（吳興），猶在民間搜求到唐吳道子以及韓幹、五代董源、北宋易元吉諸家名跡十六軸，其中董、易兩家畫上均有宋高宗趙構品題，説明元滅南宋，內庫書畫散入民間的不知凡幾。
凡是經過趙子昂過目和題跋的作品，基本上有其一定的準確性。如南宋趙伯驌《萬鬆金闕圖》、東晉《曹娥誄辭》、唐陸柬之《文賦》、唐韓滉《五牛圖》、五代楊凝式《夏熱帖》諸名作，經歷了六七百年，仍無人提出異議。至於與之同時的錢舜舉《八花圖》有趙氏早年一跋，更不用懷疑了。然而，《八花圖》曾經鑑藏家張珩先生請徐邦達先生品定，徐氏卻認爲錢氏之作真僞可商，方知此道深邃，攻破至難。話又説回來，此圖本該由遼寧省博物館收藏，但由於經費原因而擱淺，最終被故宮博物院購進，作爲一級文物入藏。此事我曾在上海博物館建館三十週年時撰文提及，可供讀者參考。
與趙氏同時的著名書家鮮於樞，兼事鑑藏，爲同輩所推重。他曾以古本書換來曹彥禮所藏之唐顔真卿《祭侄稿》墨跡（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又藏有唐僧人高閑《草書千字文》（現已殘，後小段藏於上海博物館），所幸鮮於樞有摹本流傳至今，現爲遼寧省博物館入藏（圖16）。此中經過及真僞之辨，我曾撰文並載入《沐雨樓書畫論稿》。又有唐馮承素所廓填之神龍本《蘭亭序》、唐人《黃庭經》、五代楊凝式《夏熱帖》、劉敕《南華秋水篇》等（以上各件皆爲故宮博物院藏）。還有北宋蔡襄《謝禦賜書詩表》（東京書道博物館藏）。此外，尚有金王庭筠《幽竹枯槎圖》諸名作，亦經鮮於氏鑑藏，早已流往日本，也屬孤本。
喬簣成所藏名跡，有一部分從郭天錫處成批轉入者，也有一部分從鮮於氏家散出後購藏的，可以按圖索驥。至於唐柳公權《蒙詔帖》、五代衛賢《高士圖》（均故宮博物院所藏）則從別處徵集而來，乃宣和原裝，趙佶題簽；李思訓《江山漁樂圖》有金章宗完顔璟題簽，原裝，從南宋榷場購入；陸探微《降靈文殊圖》、李唐《晉文公復國圖》均南宋內府之物，上有趙構題字爲證。
與喬氏同時的元知名鑑藏家謝奕修不知有何機緣，他收藏賈似道散出的許多唐宋以來名畫，如唐戴嵩、韓滉、張萱，五代李煜、徐熙、胡虔，北宋蘇軾、李公麟、趙昌諸家之作，全是賈氏故物。又如張受益家藏唐宋名畫，其中有袁曦《遊魚圖》，上有趙構題字，並鈐有賈似道“封”字印。兩家之間交替之軌跡，不言而喻。
元初張晏搜集唐宋法書，有名於時。傳世之懷素《論書帖》《食魚帖》等墨跡（圖17），均爲其所藏，並有題跋。《食魚帖》似有“調包”之嫌。
元初有位書畫裝裱高手王芝，於大德五年（1301）奉詔入大內秘書監裝修宮中內庫書畫，爲“知書畫支分裱褙人”。其擅長裝裱技術，通過對內庫歷代名作的修整，從而精於鑑賞的條件當優於他人。此種例子在明清之際如張鏐諸輩，也有類似的情形。相傳爲周密所撰之《雲煙過眼録》中，記有王芝所藏書畫名跡三十二件，宋拓《定武蘭亭序》五字未損本原歸南宋趙孟堅所寶；李公麟《五馬圖》也曾爲王氏密藏（圖18），傳至清末民國初年，被販往日本。據著名中國繪畫史家島田修二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名譽教授）麵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他在京都大學某法學教授處獲見原作，當戰爭結束後，某教授對外揚言原件在空襲中炸毀，已不復存在。據島田氏推測，由於文物本身的珍貴價值，本人雖説已經炸毀，實則仍留在手中，藏家有意不能使之重現於世。作爲法律專家，更要考慮很多，勿使出現漏洞，最後衹能長此隱蔽到底，使名跡永遠與世無見麵之緣了。此乃島田氏之推論，頗有見地。因王芝舊藏《五馬圖》而引起此一段題外之言，類此事件自然不少，惟與此重要性相較似有遜色，故不憚其煩，贅於節內，恐別處無空隙插入。此外，王氏藏有李公麟另一件名跡《山陰圖》，唐陸柬之《蘭亭詩》、歐陽詢《卜商帖》亦爲其所藏，他於至元二十三年（1286）以此兩件唐人作品從友人張斯立家換來顔真卿《劉中使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藉此可見此時鑑藏活動的一斑。
元文宗對歷代法書名畫的嗜好至深，已如上所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當時社會著實出現不少鑑賞名家（如上麵所列舉的虞集、趙嵒等人），甚至還有少數民族的鑑定家，可見其影響之深。但是，精於鑑定而又富於收藏的名家爲數不多，當推柯九思爲此一時期的代表。事實上柯氏爲文宗鑑賞書畫的近侍之臣，爲之搜求不遺餘力，甚得寵幸。前麵提到的《曹娥誄辭》《鴨頭丸帖》就是賞賜之本，而宋拓《定武蘭亭序》、黃庭堅《荊州帖》則原爲柯氏所藏，後來獻進元內府者。柯氏兼擅畫墨竹，學文湖州，書法出自歐陽詢，如與他的鑑定水準相比，尚隔一間。
元末無錫名畫家倪瓚富資財、精鑑賞、多收藏，建“清秘閣”貯歷代名跡。適逢兵荒馬亂，於是散家中財富和歷代書畫珍品，而後漫遊江湖，四海爲家，可謂少有之達人。倪氏之書畫具有獨自風格，以少許勝多許，惜墨如金，誠一大特色。“清秘閣”收藏名畫絶大多數散失，今天僅在宋以前名跡中偶然見到他的題跋。李成《茂林遠岫圖》（遼寧省博物館藏）就是經過倪氏鑑定的，並在南宋向若冰題後一跋。時至今日，很少見到鈐有“清秘閣”藏印的名作傳世。
元代宮廷和私家的庋藏都缺乏著録稽考，衹能在個別文獻中得知一二，遠不全麵。而私家鑑藏如司德用（進）所藏唐、五代、兩宋名跡四十八件，衹見於《雲煙過眼録》，且無一件流傳至今。徐容齋（琰）藏有王詵《煙江疊嶂圖》（上海博物館藏），申屠致遠（大用）曾藏傳爲唐韓幹《照夜白圖》（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胡詠藏隋展子虔《遊春圖》，都是零星的記録。至於其他知名鑑藏家如莊肅、張謙、顧瑛、高克恭、馬紿、楊瑀、楊伯高、李倜、吳鎮諸人，也都各有收藏，由於材料闕如，就此列名，以供參考。
明代立國之初，接收元內府奎章閣法書名畫，數量可觀，交由司禮太監管理。今日流傳的若幹名書畫中，上鈐“紀察司”半印，以及前隔水花綾上存有騎縫編號碼的作品，都是明初宮中收藏過的明證。
明初政局基本穩定之後，雖然逐漸留意搜求以充實內庫，但活動範圍畢竟有限，許多法書名畫尚處於民間的隱蔽之中，即使有人爲邀功而出麵獻納，也還是戒心猶存，和諧氣氛不見，自然影響鑑藏工作的開展。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不久，其在某臣僚所進獻之抄獲品宋李公麟《臨韋偃牧放圖》長卷的拖尾上親筆題跋數行（圖19），大肆揮寫依靠戰馬奪取天下的豪言壯語，這種心態如何能談起藝術欣賞？待到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後，形勢有所好轉。永樂（1403—1424）中有姚廣孝爲庋藏鑑別，滕用亨徵爲供奉翰林中書，亦爲宮中書畫鑑定真僞。迄宣德（1426—1435）朱瞻基朝，由於統治者的自身講求，開設畫院，延攬人才，書畫鑑藏事業得以全麵開展。憲宗（1465—1487）、孝宗（1488—1505）兩朝，爲有明一代書畫藝術活動的極盛時期。再往後隨著國家多事，鑑藏又趨低潮。更有甚者，由於宮廷內庫管理上紊亂，無賬目可稽，致使太監中盜竊者有之，以贋充真者有之，在明人筆記中均有所涉及。隆慶（1567—1572）、萬曆（1573—1620）間，國庫空虛，以庋藏歷代名書畫折俸，於是從宮中源源散出之名跡流入私家之手，民間鑑藏之風因此抬頭，相應的鑑賞水準亦隨之提高，有後來居上之勢。
成化後期，太監錢能、王賜在陪都南京官邸，每隔五日派人運出兩櫃歷代法書名畫巡迴交換展出，相互欣賞爲樂。禦史司馬垔得以參與其事，據其雲，其中多晉、唐、兩宋巨跡。此一時期，司馬垔遍搜法書名畫，雲南黔寧王沐英府全部珍藏盡歸其所有，稱雄一時。當時著名畫家兼鑑藏家沈周在《客座新聞》中對其藏品作過估價，謂能值四萬餘兩白銀之巨，在那時誠是駭人的天文數字！由此可知，明代中後期政治之所以衰敗，正是宦官專權之結果，一直延伸到王朝的覆滅。
官拜華蓋殿大學士的李東陽，匯緣太監劉瑾而青雲直上。此人能詩善篆書，留意古代書畫的收藏，有名於時。經他本人鑑藏過的名跡大都有其題記，如北宋米芾《苕溪詩》（圖20），蘇軾《二賦》《四時詩》《寒食帖》，朱熹《二劄》，任詢《書韓愈秋懷詩》，傳爲唐虞世南《汝南公主墓誌銘》，唐林藻《深慰帖》，蔡襄《茶録》，趙孟頫《書王詵煙江疊嶂詩》大字卷等。《苕溪詩》前後引首和跋文，李氏用玉筯篆及行書題寫，極爲重視。由於其本人所處高位，搜集的法書名家委實可觀。惟卒後籍沒，所藏珍品悉數充公，曇花一現而已。
著名畫家沈周世居長洲（蘇州），爲吳門四家之領袖，富收藏、精鑑賞，聞名遐邇，一生不圖仕進。除了其本人搜集到的以外，還繼承父輩傳下的名跡，兼之後來又從畫家劉玨處得到其生前所藏的五代、兩宋、元人佳品，與原藏的唐摹《萬歲通天帖》、郭忠恕《雪霽江行圖》、李公麟《女孝經圖》、蘇軾《前後赤壁賦》、米芾《蜀素帖》、林逋《兩劄》、黃庭堅《憶舊遊詩》、陸遊《自書詩》、石延年《古鬆詩》以及王蒙《太白山圖》諸巨跡匯在一起，堪稱壯觀。
與沈周友善之名宦書法家吳寬（原博），以鑑賞書畫唱和自娛，家中收藏不亞於沈氏，曾爲之長跋林藻《深慰帖》，惜於四十年代由長春僞宮佚出，毀於回祿之災。吳氏鑑藏之法書名畫偶記於所撰之《家藏集》中，可得而索之，但仍有不少名作遺漏不載。蔡襄《十帖》、僧簡《梅坡詩》早已不知下落。文天祥《宏齋帖》尚流傳至今，由故宮博物院收藏，原件從長春僞宮佚出，後經山西某人（鐵路工程師）轉手售與故宮博物院，據説又轉入中國歷史博物館。
陸深，明初著名的鑑藏家，雖然我們現在還不能掌握他鑑藏名跡的全部情況，但從其自書的《行書畫稿本》（上海博物館藏）中可以看到他鑑藏活動之一斑。《稿本》有陸氏一年中六月十五日到九月二十六日這短短三個月中收入八十五件作品的記載，其中含有韓幹、李公麟、李嵩、馬遠、趙子昂等唐、宋、元人作品多件。在如此短的時間裏能收入這麽多品質如此之高的法書名畫，足見陸氏對此道用心之專。同時，依據這一鑑藏家自書的收藏目録，可以從另一側麵瞭解明初私家鑑藏風氣之盛。
明初另一位名鑑藏家史鑑（明古）家藏的唐宋名作較沈周、吳寬等人有過之無不及，初唐歐陽詢《夢奠帖》，褚遂良《文皇哀冊》，顔真卿《劉中使帖》《祭侄稿》，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李公麟《九歌圖》諸巨跡皆爲其藏品，如今仍在人間。據明人都穆《寓意編》所記，史氏家於成化（1465—1487）晚期失火遭災，長物毀掉很多，上述一些唐宋孤本得以幸存下來，彌足珍貴。
梁溪華夏與史氏有類似遭遇，回祿之厄使其損失甚爲慘重。蓋華氏徵集到的歷代菁華，魏晉以降，基本齊備，我們可於其友人豐坊（道生）所撰《真賞齋賦》中略悉一二，再用華氏所刻《真賞齋法帖》加以對照，足以使人驚駭不已。所幸兩件孤本唐摹《萬歲通天帖》、張旭《草書古詩四帖》逃出劫難，今日爲遼寧省博物館收藏，誠乃我國文化藝術史上一大奇跡。
爲華氏作《真賞齋圖》前後兩卷的乃文徵明，兩家情誼可以想見。而在鑑藏方麵的旨趣也誌同道合。文氏《停雲館法帖》中有借用華氏諸家藏品勾填勒石的。就鑑定水準而論，文氏及其長子文彭（三橋）、次子文嘉（休承）均精敏過人，但財力有限，爲他人作嫁者多，凡經其父子品題之件，都有一定的科學性，屢試不爽。今日所見經文氏鑑定過的名跡有五代楊凝式《神仙起居注》，北宋陳亞之《自書詩》，米芾《蜀素帖》，宋高宗趙構《宋徽宗禦文集序》《嶽飛敕》等，分藏北京和臺北故宮博物院中。至於爲嘉興項子京家購置歷代名作的鑑定，亦不在少數，留在下麵補充。
明中期憑權勢使用各種手法搜刮歷代書畫名跡的嚴嵩、嚴世蕃父子，貪得無厭，欲壑難填，與南宋韓侂胄、賈似道的誅求行徑前後一揆，毫無二致。當時戲劇和小説作品中，就有嚴嵩爲奪取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殺害忠良王世貞之父的傳説，此傳説依據乃王氏撰寫之《太保歌》《袁江流鈐山岡》長詩。我們從文嘉於嘉靖四年（1525）被派赴江西袁州點查嚴世蕃家被籍沒的法書名畫賬目查看，見於《天水冰山録》和《鈐山堂書畫記》所載，就有歷代名畫三千二百零一件、法書一百零一件之多，賬目列出作品清單，較之韓侂胄、賈似道，以及金朝、元朝內府所藏並無遜色。如果説元代皇長公主收藏書畫有好事之嫌，尚且在每件作品拖尾上有侍臣趙嵒諸人之品題，猶存文風，惟獨嚴嵩父子所藏數千件名跡竟無一人之題識鑑別，父子二人亦無鈐印可稽，收藏實情衹體現在兩本目録之中。與之同時的鑑賞家茅維在所撰《南陽法書表序》中對嚴氏父子譏刺道：“世廟（嘉靖皇帝）時（1522—1566），有豫章（江西）權相（指嚴嵩）者，沉湎金珠，百計苞苴，一味耳食，何異坐井觀天，刻舟求劍！”儘管耳食者有之，但其中確有不少精華之作。
嚴氏父子和稍早的陸完、張居正諸家所藏先後籍沒，所有歷代法書名畫統歸內庫，旋經成國公朱希忠、朱希孝串通太監，以“充實國庫”爲由，奉請以庋藏書畫作價充抵朝廷龐大的赤字。此舉客觀上形成宮內名貴書畫落入官宦人家，爲明後期民間鑑藏活動增添了豐富多彩的內涵。這裏僅列出具有代表性的幾位鑑藏家略記於後。
董其昌座師韓存良父子宦居北京有年，藏品甚富。主觀條件是本人精於鑑別，而又勤於搜集，“物聚於所好”；客觀因素則爲當時有大批歷代書畫珍品流傳於世，爲其收藏提供了歷史機遇。據茅氏《南陽法書表序》雲：“……維時韓存良宗伯，以妙齡登講席，位帝師，爵元老，興滅繼絶，人文攸繫。生平別無嗜好，絶意求田間餘事，俸薪所入，悉市寶章，晉、唐、宋、元之奇，所收不下數百本，多與名流品定甲乙。”韓氏藏品“數百本”，大都見於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容臺集》，詹景鳳《東圖玄覽編》，茅維《南陽法書表》《南陽名畫表》中，在數量上雖與嚴氏不能比擬，精粹卻有過之者，多爲晉、隋、唐巨跡！法書有西晉陸機《平復帖》、晉人《曹娥誄辭》、王羲之《行穰帖》、梁武帝《異趣帖》、王獻之《冠軍帖》、唐顔真卿《自書吏部尚書誥》、懷素《論書帖》、柳公權《翰林帖》等，共二十五人七十二帖，又石刻七帖。在《書畫銘心表》中還列有法書四十七帖，爲前表中未經載入的名跡，如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鴨頭丸帖》、王珣《伯遠帖》、顔真卿《祭侄稿》、懷素《自敘帖》、唐玄宗李隆基《鶺鴒頌》等，這些都是珍貴的孤本和絶品。至於《南陽名畫表》，其列有魏曹不興《兵符圖》，唐閻立本《蕭翼賺蘭亭圖》，五代王齊翰《校書圖》，張僧繇《五星二十八宿圖》，展子虔《遊春圖》，唐韓幹《照夜白圖》《雙騎圖》諸巨跡，凡四十七人，計九十九圖。《書畫銘心表》中還列有三十八圖，都是《南陽名畫表》中沒有的，如盧鴻《草堂十誌圖》、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董源《瀟湘圖》、李成《茂林遠岫圖》、宋徽宗《雪江歸棹圖》、釋巨然《蕭翼賺蘭亭圖》諸赫赫巨製。這些瑰寶今日都分藏在國內外博物館，流傳有序。
董其昌每於跋中對乃師庋藏之精且高贊嘆不已。由於韓氏之子逢禧不能守成，藏品遂從其手中逐漸流散出去。歷代公私收藏的集與散，是千百年中不變的常理，不足爲怪，衹有進入人民的博物館後，纔能被長期保存下來。
毋庸置疑，韓氏鑑藏的書畫品質當然在嚴嵩父子之上，與同時雄視江南的項子京“天籟閣”的藏品進行比較，難分甲乙。數量上項氏超過韓氏，但精密準確性似有所不逮。作爲一位民間鑑藏家能創造如此卓越的記録，誠屬難能可貴！項氏並非朝廷命官，以典當業致富，其生性酷好書畫，有一定眼光，與一般好事者不同。兼之得文彭、文嘉兄弟之助，能搜羅到更多精且真的作品。儘管項氏沒有藏品目録傳世，但今日所見唐、宋、元以來名跡，大都經過他的珍藏，有前後纍纍鈐印爲據。項氏視爲較重要的作品有其“千字文”編號，手卷拖尾有其本人篆書或行楷寫出作品作者名稱以及購入價碼，對美術史的綜合研究大有裨益。
所説文彭昆仲爲項氏所藏書畫做鑑定，不僅是根據某些題跋推知，也可從旅順博物館所藏經項氏保留下來的幾十通信劄中獲知相關信息，兩家的密切關係非同尋常。項氏饋送米糧，文氏則代雇裝裱高手湯翰之子前往項家做活，有時還將發現的作品向項氏推薦。此人雖然富有，卻極其愛惜錢財，從所藏作品拖尾題記中不難發現，收購花費，分厘計較。有時發現某件書畫買貴了，就爲之鬱鬱不樂。其兄項子長，進士出身，爲人胸襟開朗，得悉弟弟鬱悶，便主動出麵按原價收歸己有，從中可見兄弟間情感至篤，又見彼此性格實屬兩端。
項氏請文彭昆仲爲之鑑定書畫真贋，並非其本人在藝術上一無所長。事實上，由於項氏長期熱衷於古代書畫，日積月纍，藝術素養逐漸深厚，偶然揮毫，亦出手不凡。流傳至今的項氏書畫作品即爲其藝術素養的明證。據載，與項氏同時之鑑藏家詹景鳳爲一飽眼福曾專程拜訪“天籟閣”，項氏頗爲矜持地向觀賞者提出要求，請詹氏在他與韓氏逢禧兩家藏品上做出誰優誰劣的結論。可見此公非常自負，自以爲可以雄視江南。
稍晚於項氏而名氣後來居上的華亭董其昌的鑑藏水準，受到學界一致贊賞，畫創鬆江（華亭）派，兼擅理論，影響後世殊巨。董氏鑑賞和收藏，與歷來的做法有所不同，是有目的地搜集，不是見好的就收。他對南宋院體之作持排斥態度，惟獨推崇五代董源、北宋李成、元四家，認爲這些纔是我國山水畫的正統。因而藉佛家南北宗之説分派，推南抑北，未免偏頗。事實上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存在的道理，不依某個人的興趣而轉移。審美因時代和人而異，不等於沒有其客觀標準。此乃美學理論問題，可置而不論。
不能因爲理論上的偏頗而否定一個人的成就。我們必須承認，董氏的鑑定水準確實超人，無可厚非。唐張旭草書《古詩四帖》被《宣和書譜》著録訂爲謝靈運所書（圖21），傳到華氏之手，經由豐道生鑑爲唐賀知章之作，後董其昌根據歷代詩風與書法之演變軌跡，再與當時能見到的張氏兩件作品加以比較研究，最後肯定爲張旭之筆，並爲其題跋（圖22）。董氏這一結論經過三百年的考驗和推敲，不但能夠站住腳跟，而且在鑑定學上使用的手法至今仍具有它的科學性。
任何人在審美上都可以有自己的選擇，但在鑑定學上不應偏離正確的方向。董氏以“四源堂”名齋，即標榜其藏有董源作品四件，即《瀟湘圖》《龍宿郊民圖》《蜀山圖》《溪山行旅圖》。據北宋米芾《畫史》記載，米氏平生所見董源真跡五本（當然，米芾不可能把董源傳世之作全部過目），不期五六百年之後，竟有四件爲董氏收藏，固宜引爲驕傲。所幸今日尚有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圖》《溪岸圖》《夏山圖》傳世，分別藏遼寧省博物館、美籍華人王己千府、故宮博物院三處。董其昌在《夏景山口待渡圖》引首上題有“天下第一董北苑”字樣，《溪岸圖》上有作者職銜名款，亦屬難得。董其昌還從數量衆多的歷代藏品中，優中選優，步米芾後塵，檢出董源《瀟湘圖》《徵商圖》《雲山圖》《秋山行旅圖》，郭忠恕《輞川招隱圖》，範寬《雪山圖》《輞川山居圖》，李成《著色山圖》，李思訓《蜀江圖》《秋江待渡圖》，巨然《山水圖》，米芾《雲山圖》，趙大年《夏山圖》，江貫道《江居圖》，趙孟頫《洞庭二圖》《高山流水圖》，王蒙《秋山圖》，宋元人冊頁（十八開），這些是他本人的銘心絶品，隨身攜帶，在風物宜人、水光瀲灧的旅途中，以當親密的伴侶，作爲董氏“書畫舫”炫耀於當時，誠乃藝苑中又一段佳話。
略早於董氏的王世貞、王世懋昆仲，爲東南名士，繼承家學，崇尚復古，兼富收藏，均有著述。民間借王氏兄弟精鑑法書名畫，演繹出嚴嵩向王家追索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未遂而成冤獄的故事。事實上王世貞家確曾收藏是圖，但並未因此肇事（詳見《萬曆野獲編》一書）。王世貞收藏有魏晉巨跡，其中法書有曹魏鍾繇《薦季直表》、東晉王獻之《送梨帖》（有唐柳誠懸觀款）、唐顔真卿《裴將軍詩》（現存爲廓填本）、宋範仲淹《道服贊》、宋蘇軾《煙江疊嶂歌》和《二賦》（《洞庭春色賦》《中山鬆醪賦》），名畫有傳爲唐周昉《美人調鸚鵡圖》、宋李公麟《十六應真圖》、宋趙佶《雪江歸棹圖》、郭熙《樹色平遠圖》、宋王詵《煙江疊嶂圖》、宋馬遠《十二水圖》以及宋人紈扇多幅，金人李山《風雪杉鬆圖》、元高克恭《夜山圖》、明初王履《華山圖》（冊）等。乃弟世懋收藏稍遜，法書中以唐歐陽率更《千字文》、隋僧智永《真草千字文》爲稀世名跡，而繪畫則有元趙孟頫《鵲華秋色圖》《水村圖》，王蒙《花溪漁隱圖》，明初徐賁《獅子林圖》等。
王氏昆仲所藏以上書畫珍品，在流傳中雖因人爲和天災因素造成了一些損失，但值得慶幸的是，時至今日，大都流傳下來，分別保存在北京、上海、遼寧、吉林幾家博物館以及臺北故宮博物院，還有美國、日本幾家博物館以及私家手中。我曾於一九四六年在北京友人處獲見顔真卿《裴將軍詩》廓填本，此廓填本尚藏於名書法家馮恕篋中。馮氏一生書法得力於此卷居多。至於廓填時代，最晚當在明末清初之際。
蘇軾《煙江疊嶂詩》書於上海博物館收藏的王詵《煙江疊嶂圖》絹本拖尾之上（圖23），王氏再和之，誠乃書畫史上之巨跡。我曾於一九六二年在上海謝稚柳家目睹過此卷。原件脫裱，爲北京倫池齋靳伯聲從蘇州私人處購得，有意轉讓。謝氏送交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主張由文管會以三千元收歸公有。當時委員中吳湖帆、潘伯鷹、唐雲諸人認爲是贋品，由於謝氏鑑定意見居少數未獲通過。謝氏覺得失之可惜，於是商妥分期付款，使之成爲本人藏品。孰知在“文化大革命”中，謝氏此件藏品連同其他大批宋、元、明、清書畫一併予以沒收充公。“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國家給其落實政策，發還查抄書畫，惟獨此蘇、王合卷迄未歸之謝氏。我在一九八五年古代書畫鑑定組留上海博物館工作期間，再次接觸原作，更覺神采奕奕，沁人心脾。原作從未見出版發表，倒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二冊上有黑白小窄條圖版可資參考，也算眼福。
蘇軾《二賦》在離開北京故宮之前，已由延光室拍攝了大底版膠片。其從溥儀長春僞宮中於一九四五年秋佚出後，長期下落不明。迄一九八七年，由吉林市一位中學教師獻出，歸吉林省博物館收藏。關於唐周昉《美人調鸚鵡圖》，現流傳國內外各一件，均曾寓目，皆非周氏手跡，卻爲元明舊本，想王氏原藏亦未必屬於周氏之筆。上麵提到王氏舊藏蘇軾《煙江疊嶂詩》原本爲王詵製此圖而作，從未見有單獨墨本，故將上博蘇、王兩氏書畫合卷揭出，以有代無。至於王氏《煙江疊嶂圖》所見已有兩卷，均在上海博物館，惟所用技法有別：一爲水墨，近《漁村小雪圖》；一爲重彩工筆，近趙佶《雪江歸棹圖》。兩圖俱王氏真跡，而麵目各異，可知前人風格自是變幻無常，勿以不變視之。
明初以醫術著名之畫家王履，所製《華山圖》四十開（圖24），原爲巨帙，作於明洪武十六年癸亥（1383）。在王氏之後於流傳中分散，現藏故宮博物院二十九開，上海博物館十一開，還有明中期陸治摹本（四十開）爲上海博物館收藏。雖然原作延津之合尚未知何日實現，好在已完好地收藏在國家的博物館中，可避免再有散佚之虞。
明後期雖政局動蕩，但鑑藏活動始終未止。邢侗、朱之赤、郭道亨諸人亦頗有名於時，與項子京情形相似，惜無著録可考，僅憑今日流傳略知一二。其中蜀人郭道亨曾藏數件唐宋名跡：傳爲唐韓幹《神駿圖》，有宋人以下藏印，陳洪綬鈐有印信（由此可知陳氏畫風與此圖有關）；唐韓滉《文苑圖》，有宋徽宗趙佶題簽等名跡，至於科學性如何，後麵章節中再行詳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