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物質上是富翁，但在精神上是乞丐；為了登陸月球，我們實現了精密的合作，在地球上卻陷入了拙劣的傾軋不和。
——（美）理查德·尼克鬆
1968年總統大選之前，約翰遜政府已深陷越南戰爭的泥潭而難以自拔，士氣低落，民心厭戰。國內經濟增長放緩，通貨膨脹日趨嚴重，城市動亂此起彼伏，群眾抗議浪潮已成雷霆萬鈞之勢。約翰遜總統四麵楚歌，成了“白宮的囚徒”，不敢輕易出巡，因為在遭遇示威遊行時特工人員難以保證他的安全。
當年4月4日，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1929~1968）博士遇刺身亡，全美100多個大城市發生了黑人暴動。6月5日，民主黨參議員羅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1925~1968）被暗殺。8月，民主黨代表大會在芝加哥召開，警察對反戰示威群眾大打出手，爆發震驚全國的暴力事件。
11月5日，理查德·尼克鬆（Richard M. Nixon，1913~1974）以1916年以來曆次大選中最少的選舉人票當選為美國第37任總統，而國會依然控製在民主黨手中。
自1930年代羅斯福新政以來，美國政府大規模地幹預經濟生活，使美國經濟長期保持增長趨勢。但是，政府幹預經濟的不斷加強，特別是1960年代的常規性赤字財政政策和膨脹性貨幣政策，卻在1960年代中期以後造成了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同時迸發的經濟困境。加之應付第二次世界大戰、美蘇冷戰的需要和推行“福利國家”政策的影響，長期以來聯邦政府和總統個人的權力急劇擴大，引起三權分立製衡機製的失調，憲法危機一觸即發。
首先來看當年美國經濟停滯的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政府劃出了巨額的援外開支，與此同時，美國跨國公司的全球擴張也進入了新的高潮，美國資本大量外流，而高工資和高福利又進一步推升了美國企業的生產成本，使得美國企業的工業設備投資明顯放慢。
相反，西歐和日本的經濟卻在1950~1960年代獲得迅速的恢複和高速的發展。比較之下，美國企業在國內外市場的競爭力日漸衰弱。1965年起，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首次出現逆差。1966年，美國對西德的貿易也出現了逆差。1968年美國對加拿大的貿易同樣出現逆差。到1971年時，美國的對外貿易終於出現了整體逆差，來自國際市場的經濟推力停頓下來。
1965年以後的美國勞動生產率也出現了下降趨勢。基本上完成了縱向兼並的美國大公司通過壟斷價格而保持著高額的利潤，不再急於更新生產設備和提高勞動生產率。以至於1966~1970年間美國固定資本更新的年平均增長率下降到
5.9%，不僅低於1961~1966年間的12.17%，而且低於1947~1966年間的年平均增長率6.94%。1966~1970年間的美國人均小時產值指數也僅提高了7.7%，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勞動生產率增長最慢的5年。另外，1966~1977年間美國的科研經費和發展經費也出現了逐漸下降。這些因素都產生了釜底抽薪的效果，削弱了美國經濟的增長動力。
最後，1971年開始，石油輸出國組織提高了石油價格。1973年中東戰爭爆發後，石油輸出國組織又對美國等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國家禁運石油，觸發了能源危機和世界性的石油價格暴漲。石油價格的飆升急劇拉高了美國企業的生產成本，令美國公司的利潤率猛烈下跌。利潤的下跌使得企業不願意擴大生產和增加投資，致使美國的投資率在同期遠低於日本、西德和英國。這樣，美國經濟在1960年代末期便進入了一個長期停滯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