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自元旦發表文告倡導和平以來，全國同聲響應，一致擁護。乃時逾兼旬，戰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人民之塗炭，曷其有極。為冀感格共黨，解救人民倒懸於萬一，爰特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之規定，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務望全國軍民暨各級政府，共矢精誠，同心一德，翊讚李代總統，一致協力，促成永久和平。中正畢生從事國民革命，服膺三民主義，自十五年自廣州北伐，以至完成統一，無時不以保衛民族、實現民主、匡濟民生為職誌，同時即認定必須確保和平，爾後一切政治、經濟之改進，始有鞏固之基礎。故先後二十餘年，隻有對日之戰堅持到底，此外對內雖有時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個人犧牲一切，忍讓為國，往事斑斑，世所共見。假定共黨果能由此覺悟，罷戰言和，拯救人民於水火，保持國家之元氣，使領土主權克臻完整，曆史文化與社會秩序不受摧殘，人民生活與自由權利確有保障，在此原則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聲馨祝禱以求者也。（《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三十二卷，頁二Ｏ九至二一Ｏ）
這篇書告中最可注意的是，他用了“假令共黨果能由此覺悟”的字眼，這是他在二十一天前元旦文告中所沒有的。蔣介石在元旦文告中，隻暗示了共產黨沒有“和平的誠意”，但還沒有明指共產黨罪該“覺悟”。這一字眼，顯然跟他回白崇禧電文中“假令共黨確能幡然悔禍”如出一轍，由此可見蔣介石的心態。所謂“悔禍”，是比悔過更嚴重的字眼，悔過不過是表示後悔自己犯了過失，“悔禍”卻表示自己造成了禍亂。《左傳》（隱公十一年）說：“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毋寧茲許公，複奉其社稷。”柳宗元《柳先生集》（逐畢方文）說：“祝融悔禍兮，回祿屏氣。”這些都顯示了“悔禍”的真義。蔣介石用到這種字眼，顯然自己仍以勝利者自居、仍以優勢者自居、仍以高高在上者自居。因為在常識上，隻有居於這種地位的人，才會要求別人“悔禍”也?選
對蔣介石這一心態，當時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ＪｏｈｎＬｅｉｇｈｔｏｎＳtuａｒｔ），後來在回憶錄《在中國五十年》（ＦｉｆｔｙＹｅａ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ａ）第十章《沒有實現的夢》（ＴｈｅＤｒｅａｍＴｈａｔＤｉｄＮｏｔＣｏｍｅＴｒｕｅ）裏，曾加旁觀者清的論列。司徒雷登說蔣介石的“引退謀和書告”“大禮而論，這是一篇嚴肅而莊重聲明，但也具有致命性的缺點，那就是他以一個權力強大的統治者的仁慈立場來對付興兵作亂的叛徒，同時也漠視政府本身所處的絕望境況。”（Ｏｎｔｈｅｗｈｏｌｅ?熏ｉｔｗａｓａｄｉｇｎｉｆｉｅｄａｎｄｎｏｂｌ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Bｕｔｉｔｈａｄｔｈｅｆａｔａｌｆｌａｗｏｆａｓｓｕｍｉｎｇｔｈｅｇｒａｃｉｏｕｓａｔｔｉｔｕdｅｏｆａ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ｒｕｌｅｒｉｎｄｅａ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ｒｏｕｂｌｅｓｏｍｅｒｅｂｅｌｓａｎｄｏｆｉｇｎ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ｓｐｅｒａｔｅｐｌｉｇｈｔｏｆｈｉ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這種評論，真可說一針見血。——在敵人強大到兵臨城下的時刻，兵敗山倒的統治者，居然還能好整以暇，悠然以勝利者、優勢者、高高在上者的口吻書告天下，這種對比、這種奇異、這種氣派，真可說是古今所無了！
司徒雷登沒有指出的是，他擺出這種奇異氣派之後，立即要李宗仁去承擔後果。然而要別人承擔責任，又不肯把總統職位讓給別人，書告中既未提辭職也不提引退，更不是副總統繼任總統職位，而是“代行職權”。既是“代行”，即可隨時中止“代行”，為複行視事留下伏筆。所以李宗仁要求修改為：“由李副總統繼任執行總統職權”，並強調蔣介石的總統退職文告，如不加以修正，不可發表。蔣在電話中滿口答應修改，但第二天見報時，卻仍是未改的舊稿。同時刊出李簽字而未細讀的代擬文告如下：
總統蔣公軫念國家之艱危，顧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實現，決然引退。宗仁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之規定，代行總統職權，自揣庸愚，膺茲重任，曷勝惶恐。惟是宗仁追隨總統革命二十餘年，深知其處事持躬悉以國家人民為重，而對於個人之進退出處，嚴謹光明，心誌既決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責，不容辭謝，惟有勖勉將事，效忠國家，冀使中樞之政務不墜，而總統救國救民之誌業有成。所望我全體軍民抒誠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職守，精誠團結，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國之方針，為民主自由而努力，國家民族實利賴之。（《李宗仁回憶錄》下冊，頁九Ｏ二至九Ｏ三）
替人代擬的文告仍不忘一再歌頌自己，煞是有趣，代擬的目的顯然要借李宗仁自己的嘴巴說出，僅僅是“代行總統職權”，想玩弄李氏於股掌之間。更使李氣憤的是，蔣介石給他安排的秘書長吳忠信以總統名義將此二項文告通令全國，蓋上總統大印，而李事前一無所知。李宗仁把吳忠信找來，說：“禮卿兄，這份通令發出去，我為什麼事先毫無所聞？”吳忠信說：“這是蔣先生的意思，要我發出後再通知你。”李總統說：“蔣先生已經下野了，他還要指揮你發通令不讓我知道？”吳忠信說：“你是知道蔣先生的，蔣先生要我這樣辦，我又怎能不辦？”李欲以不就職來抗議，吳竟以“特務橫行”來威脅。在代發文告、代發通令以後，李總統又控製不了行政院，行政院長孫科居然在蔣介石的指揮下，把行政院搬了家，從南京搬到廣州去。結果消息傳出去之後，“群情激昂，議論紛紛”，白崇禧甚至借漢高祖的話說：“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選”然而正鬧得不可開交之時，老實忠厚的李宗仁反而泄了氣，覺得不應該在危難之際，計較什麼代不代，就這樣平息了這場風波，遂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四日，由居正監誓，就任代總統。
蔣介石下台之後，立即回到奉化溪口老家，他已六十二歲，雖不得已離開總統寶座，但仍然擁有國民黨總裁的名號，憑其實力以及早已安排好的人事，足可遙控一切，而令李代總統莫可奈何。
蔣介石於下台之前的重要人事部署，包括一九四九年元旦任命陳誠為台灣省主席，兼台灣警備總司令，元月十八日任命湯恩伯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隨後又任命朱紹良為福州綏靖公署主任、張群為重慶綏靖公署主任、宋子文為廣東省主席、餘漢謀為廣州綏靖公署主任，以及蔣經國為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這位行將解職的元首毫不客氣地把剩下的國民黨半壁江山，結結實實地置於自己親信的掌握之中。通過人事的布局，蔣雖是在野之身，仍然可以控製經濟、調動部隊、影響政治。事實上，蔣一回到溪口，溪口就成為國民黨的政治中樞，軍政要員紛至遝來，車水馬龍。家中並設有七部電台，隨時發號施令，遙控一切。在南京的代總統李宗仁即使不願當傀儡，亦隻好無可奈何地被架空。我們從《李宗仁回憶錄》中可知，凡江防部署、新內閣的組織、處置要員如扣押浙江省主席陳儀等，都是溪口蔣介石的決定，南京的李宗仁無法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