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我打敗，你悔禍
蔣介石於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當選上所謂行憲後第一任總統後，原想激勵士氣，希望與中共的戰爭，能夠轉敗為勝，至少穩住腳跟，結果仍然每況愈下，先是這年一月，國民黨聲言一年內可以消滅共軍的有形力量，可是二月就丟了遼陽、鞍山；三月就丟了四平街、永吉；四月就丟了洛陽；五月就丟了老河口；六月就丟了開封；七月就丟了兗州、襄陽；九月就丟了濟南；十月就丟了錦州、長春、鄭州、包頭；十一月就丟了沈陽、營口、保定、徐州；十二月就丟了淮陰、淮安、張家口；到了一九四九年一月，所謂“徐蚌會戰”結束，蔣介石又損失大軍四十萬，同時丟了天津。前後一年下來，國民黨不但—年內沒消滅共軍，並且反要被共軍消滅的情況就在眼前。這年一月一日，蔣介石不得已，發表元旦文告。這一文告措辭，極可看到蔣介石及其國民黨的意識形態。這一文告，照董顯光《蔣總統傳》所說，“具有兩個重要目標，一方麵對‘共黨’舉示政府對和談之最低條件；他方麵則預示大綱俾於蔣總統退職後，副總統得據以與‘共黨’進行和談，而不致有損其為民主政府領袖與中華民國忠貞公民之責任”。（頁五一Ｏ至五一一）其實，文告值得注意的，倒不在什麼“舉示政府對和談之最低條件”和什麼“預示大綱”，而在蔣介石個人的一種心態的顯示。這種心態，最顯著的有兩點：第一、它顯示給我們：“去年一年之中，自濟南失守以後，錦州、長春、沈陽相繼淪陷”，“剿匪”一直失利。“因為剿匪軍事加重了人民負擔，加深了人民的痛苦”，人民希望和平。但是能和不能和，關鍵“乃在於共黨一轉念之間”。“要先問明共黨對和平的意向究竟如何？”隻要共黨“有和平的誠意”，“政府必開誠相見”。第二、“如果共黨始終堅持武裝叛亂到底，並無和平誠意”，則隻有訴諸“決戰”，“自不能不與共黨周旋到底。尤其是京滬戰區，為政治中樞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衛，實行決戰”。蔣介石宣告“深信政府不僅在此有決勝的把握，而且整個國家轉危為安，和全體人民轉禍為福的樞機亦在於此”。（《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三十二卷，頁二Ｏ五至二Ｏ八）這意思就是說，政府是不怕打的，要打也會打贏的。
在蔣介石還沒發表這一文告前一星期（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接到在漢口的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的一通密電，指出不能再打下去了，並提出三點意見：
一、相機將真正謀和誠意轉知美國，請美英蘇三國出而調處，共同斡旋和平。
二、由民意機關向雙方呼籲和平，恢複和平談判。
三、雙方軍隊應在原地停止軍事行動，聽候和平談判解決。（《白崇禧先生訪問記錄》頁八七五至八七六）
密電發出後，一直沒有回音，白崇禧遂再發一密電（十二月三十日），承認和戰兩難的窘況，不過仍敦促以外力來支援和平。他呼籲“趁早英斷”，“無論和戰，必須迅謀決定，整個團結，方有生機，萬不可被敵分化，以蹈各個擊破之慘境……”（同書，頁八七六）
在接到白崇禧兩通密電後，蔣介石的一九四九年元旦文告宣布了。最有趣的，他把白崇禧兩通密電中要求政府的“謀和誠意”，轉而向共產黨要求起來。元旦文告發表後第二天（一月二日），他發了回電給白崇禧，說是“吾人既已傾吐精誠，重啟和平之門，假令共黨確能幡然悔禍……”雲雲，他打了敗仗，竟要別人“悔禍”以後才能“和”似的，豈不滑稽?選無獨有偶，一九四九年，在一月二日同一天，蔣介石有回電給河南省主席張軫，也談到“共匪”“悔禍”的事。
蔣介石在元旦文告叫陶希聖起草的時候，其實他已經預作下野之舉了。所以在元旦文告發表後三星期（一月二十一日），蔣介石終於下台了。但是他下台得很不老實，還要玩弄權術，李宗仁正好首當其衝，最出人意表，連李宗仁本人都沒有想到的是，蔣於下野前夕，怕李武裝逼宮，命令國防部保密局雲南站站長沈醉主持暗殺副總統的計劃，當李宗仁離開南京時，無論水、陸、空路,均予格殺。（詳閱沈醉《軍統內幕》上冊，頁二四一至二四五）一九六五年，李宗仁自美國回歸祖國，始悉沈醉披露的內情，才恍然大悟，想到蔣氏夫婦曾熱情地要把“美齡號”座機送給李氏夫婦乘用，原來送飛機是要老命，幸虧沒有乘坐。（見同書，頁二四五至二四六）李宗仁也幸虧沒有於蔣下野前離開南京，否則老命也不保了。
話說國民黨最樂道的是蔣介石是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一任總統，最不津津樂道的是李宗仁是中華民華行憲後第一任副總統。李宗仁在國民黨派係中，屬於廣西幫，就是所謂“桂係”，桂係人馬，既不黃埔，也不浙江，為蔣介石所難容，總想去之而後快。但“桂係”在北伐和抗戰中都立有大功，去之卻也不易，不但不易，反倒愈去之愈引起反感。行憲後第一任總統副總統選舉，總統寶座固天下莫能與之爭，為蔣介石所得，但副總統寶座卻被李宗仁所得。李宗仁雖當上副總統，但不為蔣介石所喜，備受冷落，日長無事，隻好遊山玩水，但當李宗仁長兄在桂林病歿，蔣怕李回到廣西老巢，竟不準請假赴桂吊喪。（見《李宗仁回憶錄》，頁八七四）
然而到一九四八年年底，徐蚌會戰已近尾聲，國民黨大軍大敗虧輸，南京政府朝野震動，蔣想把內戰國際化，提請美、蘇、英、法四國幹預，但十天之後，被四國拒絕。（見ＳｈａｗＹｕｍｉｎｇ，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２４３）蔣亦曾於八月上旬的一個周末，約司徒雷登在牯嶺長談，強調組織國際反共聯盟的必要，但反應不佳。蔣又想把國共內戰提到聯合國，作為威脅世界和平案，發了後來的“控蘇案”之先聲。但這些“遠水”救不了“近火”。此時民間和談之聲又起，蔣介石感到為難時，才去找李宗仁商談。他自己不好意思吃回頭草，再同中共講和，隻有找副總統出來背黑鍋或做“替死鬼”。當事態日漸嚴重，蔣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破例登門拜訪李宗仁求教，並表示願意引退，請李頂起殘局。李未即答應。
最後蔣介石祭出憲法程序要李宗仁幹，並向李保證五年之內不幹預政治。就這樣，到了一月二十一日，蔣就下野了。蔣並替李宗仁擬好文稿，要李簽字後散會。蔣本人的文稿於發表前由張群交李宗仁閱讀，全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