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杜魯門派出王牌馬歇爾來華，調停國共內戰，結果無功而返，他回華府後，認為和談的失敗，國民黨要負的責任多於共產黨(見Ｍａｙ，ＴｈｅＴｒｕｍａ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Ｐ．１２），耿耿於懷。從蔣介石看來，馬歇爾好像是在幫共產黨的忙，其實美國人是要幫蔣介石的忙，希望不必內戰就將中國統一於蔣介石的領導之下。幫蔣介石的忙也是幫美國的忙，一個親美的中國政府符合美國在亞洲的戰略利益，和平穩定的中國則符合美國的商業利益，戰後美國經濟獨霸全球，一度產品占世界總額的六成，中國不僅是廣大的潛在市場，亦是主要的原料供應國。奈蔣介石“冥頑不化”，一意想消滅“共匪”，偷雞不著蝕把米，不但使自己失去了大好江山，也使美國“失去了中國”(ｌｏｓｓｏｆＣｈｉｎａ）。杜魯門與馬歇爾對“損人害己”的蔣介石鄙夷與憎恨之情，可以想見。
馬歇爾畢竟是一正直的軍人，不苟言笑，不會出言不遜，然而杜魯門乃出身小城的政客，口不擇言，國罵隨心所欲，頗具鄉土色彩。他退休之後，有人替他做“口述曆史”，雖已年逾七十，但提到蔣介石仍然火氣甚大，氣憤溢於言表。他說他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才發現，包括蔣氏夫婦在內的孔宋家族，盜取了美國對華援助三十五億中的七億五千萬美元，投資於巴西聖保羅和紐約的地產，以及用之於所謂的“中國遊說團”(ＣｈｉｎａＬｏｂｂｙ）。杜魯門毫不留情地說：蔣、宋、孔“他們都是小偷，他媽的他們之中每一個都是”(Ｔｈｅｙ’ｒｅａｌｌｔｈｉｅｖｅｓ，ｅｖｅｒｙｄａｍｎ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見Ｍｉｌｌｅｒ，Ｐｌａｉｎ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Ｐ．２８８，２８９）
杜魯門和馬歇爾雖早就不喜歡蔣介石，但他們的問題是別無選擇，從美國的利益著眼，他們更不喜歡毛澤東。美國人雖在延安沒有看到俄國顧問、任何俄式裝備，也深知斯大林為己遠甚於助毛，但毛畢竟是共產黨，毛的勝利仍然是國際共產主義的勝利，在冷戰已漸成氣候之時，美國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更何況杜魯門不像蔣介石是獨裁者，必須承擔其他政治勢力的壓力，而蔣介石在美國有的是右派朋友，如出版界的盧斯(Ｌｕｃｅ）是最忠實的擁蔣派。通過蓬勃的反共信念以及“中國遊說團”的組織，在美國形成一股強大的親蔣力量。
親蔣與親華本來是兩碼子事，但當時一般美國公眾往往和蔣介石一樣，把蔣介石當作中國。羅斯福的親信霍普金斯(ＨａｒｒｙＨｏｐｋｉｎｓ）就曾說過，“委員長可能是惟一的中國人，像美國公眾那般誤以為蔣介石就是中國”。(引自Ｋａｈ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Ｈａｎｄｓ，Ｐ．１０２）尤其是美國公眾之中的右翼政客，把“扶蔣”與“反共”視為一體，以“批蔣”與“媚共”為同義之兩詞。因而若幹在重慶的美國外交人員因批評蔣介石，在“麥卡錫時代”被戴上紅帽子而遭清算，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反共的大方向下，除了公眾之外，美國的官方，特別是外交與軍事部門，都隻有主張“助蔣滅共”，幾乎一致認為蔣介石垮台和毛澤東的勝利，將導致蘇俄控製中國，威脅到美國在亞太的利益。第七艦隊司令庫克(Ａｄｍｉｒａｌ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Ｃｏｏｋｅ），於馬歇爾在華調停期間，就主張減少美國駐華陸戰隊的兵力，雖未被馬歇爾所接受，但仍繼續強調美國在華軍事基地的重要性，特別是青島海軍基地，認為一旦失去，將有災難性的後果，故提出訓練中國陸戰隊以及用美國海軍來支援國民黨等等各種建議。(參閱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ｏｌ，７(１９４７），Ｐ．７３—８０，８６４—８６５，９４４—９４５，９５３）美國國務院上下以及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大都采取扶蔣、援蔣的立場，都希望美國的援助可以幫助蔣介石打敗共產黨。
在這種情況下，杜魯門和馬歇爾再討厭蔣介石，亦隻好援助他。蔣亦心知肚明，有恃無恐，最後可以不買馬歇爾的賬，關閉和談之門，全麵展開內戰。不過從顧維鈞的回憶錄看到，蔣還是低估了馬，所以當聽說馬被發表出任國務卿時，感到“震驚”。蔣還想請馬留在中國當他的軍事顧問呢。總之，杜魯門也好、馬歇爾也好，並不存在援不援助蔣介石的問題，而是援助多少，到什麼程度，以及如何使援助得到應有效果的問題。馬歇爾初來華時，就帶來一張五億美元支票，作為達成和議的“獎賞”。一九四六年下半年，馬歇爾曾以禁運軍火作為對蔣和談的壓力，但在馬氏離華之前，禁令已經取消了。蔣介石打共產黨始終有美國的軍援，到一九四七年秋天，又有新的援助計劃。一九四八年四月美國國會又通過四億六千三百萬元的援華法案，據美方估計，自抗戰勝利五年以來，援助蔣介石政府不下二十億美元。而蔣介石卻一直認為美援不足，導致他的失敗，美國右派政客也借此攻擊杜魯門政府“失去中國”。但是在華觀察的美軍一致認為國民黨軍隊挫敗絕非由於軍火缺少，而是由於領導無方，士氣低落。他們見到解放軍進入北平時所攜美械裝備，以及毛澤東閱兵乘坐的凱迪拉克敞篷轎車，很不是滋味。
當一九四七年秋天，戰況日漸對蔣介石不利，蔣在東北的據點益形孤立，司徒雷登大使甚至已向美國政府發出華北可能不守的預警。(見司徒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致國務卿函，載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０l．７，Ｐ．８４—８６）他於六月四日又致電國務院說，中國現狀的悲劇是蔣總統及其周圍的人，不能理解全國人民和平的渴望，而隻相信他們的特務，以至於不能迎合大眾的訴求，隻能用殘酷的鎮壓方式，實在幫了共產黨的大忙。(引自Ｒｅａ＆Ｂｒｅｗｅｒｅｄ．，ｔｈ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１１５）馬歇爾懼怕國民黨政權全麵崩潰，於六月間向一群美商坦言：“我用盡腦汁苦思而不得解救之道。”（ＩｈａｖｅｔroubledｍｙｂｒａｉｎａｎｄＩcａｎ’ｔｎｏｗｓｅｅｔｈｅａｎｓｗｅｒ．)(見Ｌｉｌｌｉｅｎｔｈ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ｔｈｅＡｔｏｍｉｃＥｎｅｒｇｙＹｅａｒｓ，Ｐ.２０１）最後他建議魏德邁率團訪華。魏德邁將軍的反共觀點眾所周知，又與蔣介石熟識，而其團員包括財政、經濟、政治和工程技術等各方麵專家，在華府的顧維鈞大使即認識到，魏德邁率團出訪，“是美國政府對華政策可能有所改變的跡象”。(見《顧維鈞回憶錄》第六冊，頁一七一）所謂“有所改變”，乃美國政府將會根據魏將軍的實地調查報告，增加對蔣介石的援助。當時美國的一般輿論亦持這種看法。後來馬歇爾當麵向顧維鈞說：
魏德邁的出使是(我）建議的，以便魏德邁研究中國的情況並回美提出報告。該報告將使(我）據以檢查美國的援華政策。(我）自己從中國回來，已逾半年，急切想幫助中國，但怎樣幫助最好，卻感到沒有十分把握。(《顧維鈞回憶錄》第六冊，頁二Ｏ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