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杜魯門不肯出兵保蔣(1 / 3)

美國總統杜魯門派出王牌馬歇爾來華,調停國共內戰,結果無功而返,他回華府後,認為和談的失敗,國民黨要負的責任多於共產黨(見May,TheTrumanAdministrationandChina,P.12),耿耿於懷。從蔣介石看來,馬歇爾好像是在幫共產黨的忙,其實美國人是要幫蔣介石的忙,希望不必內戰就將中國統一於蔣介石的領導之下。幫蔣介石的忙也是幫美國的忙,一個親美的中國政府符合美國在亞洲的戰略利益,和平穩定的中國則符合美國的商業利益,戰後美國經濟獨霸全球,一度產品占世界總額的六成,中國不僅是廣大的潛在市場,亦是主要的原料供應國。奈蔣介石“冥頑不化”,一意想消滅“共匪”,偷雞不著蝕把米,不但使自己失去了大好江山,也使美國“失去了中國”(lossofChina)。杜魯門與馬歇爾對“損人害己”的蔣介石鄙夷與憎恨之情,可以想見。

馬歇爾畢竟是一正直的軍人,不苟言笑,不會出言不遜,然而杜魯門乃出身小城的政客,口不擇言,國罵隨心所欲,頗具鄉土色彩。他退休之後,有人替他做“口述曆史”,雖已年逾七十,但提到蔣介石仍然火氣甚大,氣憤溢於言表。他說他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才發現,包括蔣氏夫婦在內的孔宋家族,盜取了美國對華援助三十五億中的七億五千萬美元,投資於巴西聖保羅和紐約的地產,以及用之於所謂的“中國遊說團”(ChinaLobby)。杜魯門毫不留情地說:蔣、宋、孔“他們都是小偷,他媽的他們之中每一個都是”(They’reallthieves,everydamnoneofthem,見Miller,PlainSpeaking,P.288,289)

杜魯門和馬歇爾雖早就不喜歡蔣介石,但他們的問題是別無選擇,從美國的利益著眼,他們更不喜歡毛澤東。美國人雖在延安沒有看到俄國顧問、任何俄式裝備,也深知斯大林為己遠甚於助毛,但毛畢竟是共產黨,毛的勝利仍然是國際共產主義的勝利,在冷戰已漸成氣候之時,美國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更何況杜魯門不像蔣介石是獨裁者,必須承擔其他政治勢力的壓力,而蔣介石在美國有的是右派朋友,如出版界的盧斯(Luce)是最忠實的擁蔣派。通過蓬勃的反共信念以及“中國遊說團”的組織,在美國形成一股強大的親蔣力量。

親蔣與親華本來是兩碼子事,但當時一般美國公眾往往和蔣介石一樣,把蔣介石當作中國。羅斯福的親信霍普金斯(HarryHopkins)就曾說過,“委員長可能是惟一的中國人,像美國公眾那般誤以為蔣介石就是中國”。(引自Kahn,TheChinaHands,P.102)尤其是美國公眾之中的右翼政客,把“扶蔣”與“反共”視為一體,以“批蔣”與“媚共”為同義之兩詞。因而若幹在重慶的美國外交人員因批評蔣介石,在“麥卡錫時代”被戴上紅帽子而遭清算,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反共的大方向下,除了公眾之外,美國的官方,特別是外交與軍事部門,都隻有主張“助蔣滅共”,幾乎一致認為蔣介石垮台和毛澤東的勝利,將導致蘇俄控製中國,威脅到美國在亞太的利益。第七艦隊司令庫克(AdmiralCharlesM.Cooke),於馬歇爾在華調停期間,就主張減少美國駐華陸戰隊的兵力,雖未被馬歇爾所接受,但仍繼續強調美國在華軍事基地的重要性,特別是青島海軍基地,認為一旦失去,將有災難性的後果,故提出訓練中國陸戰隊以及用美國海軍來支援國民黨等等各種建議。(參閱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Vol,7(1947),P.73—80,864—865,944—945,953)美國國務院上下以及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大都采取扶蔣、援蔣的立場,都希望美國的援助可以幫助蔣介石打敗共產黨。

在這種情況下,杜魯門和馬歇爾再討厭蔣介石,亦隻好援助他。蔣亦心知肚明,有恃無恐,最後可以不買馬歇爾的賬,關閉和談之門,全麵展開內戰。不過從顧維鈞的回憶錄看到,蔣還是低估了馬,所以當聽說馬被發表出任國務卿時,感到“震驚”。蔣還想請馬留在中國當他的軍事顧問呢。總之,杜魯門也好、馬歇爾也好,並不存在援不援助蔣介石的問題,而是援助多少,到什麼程度,以及如何使援助得到應有效果的問題。馬歇爾初來華時,就帶來一張五億美元支票,作為達成和議的“獎賞”。一九四六年下半年,馬歇爾曾以禁運軍火作為對蔣和談的壓力,但在馬氏離華之前,禁令已經取消了。蔣介石打共產黨始終有美國的軍援,到一九四七年秋天,又有新的援助計劃。一九四八年四月美國國會又通過四億六千三百萬元的援華法案,據美方估計,自抗戰勝利五年以來,援助蔣介石政府不下二十億美元。而蔣介石卻一直認為美援不足,導致他的失敗,美國右派政客也借此攻擊杜魯門政府“失去中國”。但是在華觀察的美軍一致認為國民黨軍隊挫敗絕非由於軍火缺少,而是由於領導無方,士氣低落。他們見到解放軍進入北平時所攜美械裝備,以及毛澤東閱兵乘坐的凱迪拉克敞篷轎車,很不是滋味。

當一九四七年秋天,戰況日漸對蔣介石不利,蔣在東北的據點益形孤立,司徒雷登大使甚至已向美國政府發出華北可能不守的預警。(見司徒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致國務卿函,載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V0l.7,P.84—86)他於六月四日又致電國務院說,中國現狀的悲劇是蔣總統及其周圍的人,不能理解全國人民和平的渴望,而隻相信他們的特務,以至於不能迎合大眾的訴求,隻能用殘酷的鎮壓方式,實在幫了共產黨的大忙。(引自Rea&Brewered.,theForgottenAmbassador,P.115)馬歇爾懼怕國民黨政權全麵崩潰,於六月間向一群美商坦言:“我用盡腦汁苦思而不得解救之道。”(IhavetroubledmybrainandIcan’tnowseetheanswer.)(見Lillienthal,Journals:theAtomicEnergyYears,P.201)最後他建議魏德邁率團訪華。魏德邁將軍的反共觀點眾所周知,又與蔣介石熟識,而其團員包括財政、經濟、政治和工程技術等各方麵專家,在華府的顧維鈞大使即認識到,魏德邁率團出訪,“是美國政府對華政策可能有所改變的跡象”。(見《顧維鈞回憶錄》第六冊,頁一七一)所謂“有所改變”,乃美國政府將會根據魏將軍的實地調查報告,增加對蔣介石的援助。當時美國的一般輿論亦持這種看法。後來馬歇爾當麵向顧維鈞說:

魏德邁的出使是(我)建議的,以便魏德邁研究中國的情況並回美提出報告。該報告將使(我)據以檢查美國的援華政策。(我)自己從中國回來,已逾半年,急切想幫助中國,但怎樣幫助最好,卻感到沒有十分把握。(《顧維鈞回憶錄》第六冊,頁二O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