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布雷死前寫遺書，給兒子們的信中有所自辯，這種自辯，他不對國民黨同誌說，而隻對兒子們說，事有蹊蹺。他寫道：
泉兒、皋兒、皓兒、皚兒、明兒、樂兒：
父素體荏弱，遭時艱危，知識暗陋，而許身國事，性情孤僻，而不合時宜，積是因緣，常患嚴重之腦病，夏秋以來，病體益複不支，今乃中道棄汝等而去，如此下場，可謂不仁不智之至，內心隻有悲慚，汝等不必哀痛，當念祖父逝世時僅四九歲，而父之年已過之矣。
國家遭難至斯，社會浮動已極，然我國家之中心領導此二十年來方針上絕無錯誤，此點汝等或不詳知，為父則知之最稔，汝等務必盡忠於國族、自立於社會，勤儉正直，堅忍淡泊，以保我家優良之家風，汝等現在已長大，當無待我之囑咐。
汝母今後之痛苦不忍預想，汝等宜體我遺意，善為侍養，曲體親心，皚兒最好能轉近地，依汝母以居，好好予以安慰護持，明樂仍修畢學業，汝兄弟務宜友愛互助。
彥及手書
這信中說“國家之中心領導此二十年來方針上絕無錯誤”，顯然是一種自辯，但這種自辯的結構是很勉強的，他已明白承認自己“知識暗陋”，對照起其他遺書中自覺“誤國”與“自譴自責”的話，陳布雷對他子女“前進”反國民黨，自己卻“進退無措”做國民黨，一定有他內心的矛盾、衝突與隱痛。這一現象，正因為發生在他自己的家庭之中，所以矛盾、衝突與隱痛就大為嚴重。他最後以一死來解脫，主要原因，是對自己“無可奈何之苦衷”、是對自己一個現實與理想對立的交代（參閱程滄波《布雷先生逝世十年祭》，《中央日報》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這種交代，不是對“反動派”的外人的，而是對“反動派”的家人的，對自己的“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場”，這是何等哀呼?選陳布雷最後的以死自懺，正是在回應這一哀呼?選
半生隨陳布雷共患難的陶副官陶永標，在回憶（《屍諫——蔣介石秘書陳布雷自殺經過》，一九八三年四月《七十年代》）裏說：
關於促使陳布雷自殺的最後一個重要因素，外人知道的極少。那就是陳布雷曾經勸告蔣介石罷兵，同共產黨舉行談判，兩方早日結束內戰，讓百姓安養生息。但蔣介石不僅沒有聽從，而且事後表示不滿。陳布雷感到徹底失望，百念俱灰，於是以身殉職，示己忠貞，免得蔣介石猜疑。從這一點來說，陳布雷的自殺也可謂屍諫。
陳布雷對蔣介石的最後哀呼，也正是他矛盾、衝突與隱痛的另一交代。他最後以“感激輕生之士”收場，要以一死來證明他知道做的是什麼——終於用他所能做對的一件事，了結了他做錯了的許多事。他的太太王允默在《陳布雷回憶錄》前記中，說陳布雷最後感到“徒耗國力，愧對民眾，生不如死。故遺書中，力勸朋友及時努力國事，勿使老大傷悲。是以先夫子之死絕不是僅為一人、為一事之刺激率爾輕生，蓋其誌在以一死勵大眾也”。這種解釋是不妥當的。陳布雷並非“誌在以一死勵大眾”，我們研究整個來龍去脈的結果，發現他以死所勵者少，而是以死自剖者多。他終於用一死證明了知識分子的悲慘下場，他用一死否定了他一生的鞠躬盡瘁。
關於陶永標的“屍諫”之說，撤退到台灣的許多國民黨人不以為然，卻說不出一個道理來，國民黨大員胡健中在《我與布雷生先的交往》（《傳記文學》第二十八卷第四期）中，談布雷先生的死因，說是：
第一個原因是當時共匪猖獗，政局飄搖，總統蔣公十分憂鬱，而中樞大員大都是鄉願，出風頭享權利之事如蟻附膻，很少有人能夠替國家元首分憂分勞，布雷先生看在眼裏，極為悲憤，所以他上總統的遺書中，曾引韓愈的兩句詩：“中朝大官老於事，詎知感激徒?選”他不滿意當時國家大員及所謂要人之顢頇誤國，悲憤無已，這是他死的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他精神體力已瀕崩潰，他既有很嚴重的失眠症，體力又日感不支，而憂國傷時，覺得以他的精神體力，已不能再為總統分憂分勞，留此殘軀何用。第三是他的家庭，他是最忠實的國民黨黨員，而子弟卻有人“左”傾。又當時實行金圓券，他是一個奉公守法的人，把所有很少的一點積蓄都換了金圓券，通貨狂貶，連家庭生活都發生了問題?選綜此數因，他便成了一個孤憤難抑，隻有一死以謝國家和領袖的人?選
胡健中是國民黨重慶《中央日報》社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立法委員、台北《中央日報》社長，所謂金圓券使陳布雷倒賬的事，原來是誰說的，豈不一清二楚了嗎？台北《中央日報》主持人曹聖芬提供了更為奇特的死因，說陳布雷之死，乃是“對於當時一般自私自利、背叛領袖的黨員的一種屍諫”?選乖乖，天下可有這種屍諫法?選照中國傳統解釋，“屍諫”的對象一定是對統治者，《大戴禮》記衛靈公時不用賢（蘧伯玉）而用不肖（迷子瑕），大臣史（史魚）數諫不聽，臨死前告訴他兒子，他“不能正君”、“死不當成禮”，要他兒子“置屍於北堂”。衛靈公去吊喪，弄清楚了怎麼回事，乃“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迷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因而說：“衛國以治，史之力也?選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選”（這段話，在《孔子家語》中，變成孔子之言：“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者，死則已矣?選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選可不謂直乎？’”）照曹聖芬的說法，陳布雷的“屍諫”，諫的對象不是“領袖”而是“一般自私自利、背叛領袖的黨員”，這不是太離奇了嗎？
蔣君章在《陳布雷先生在勝利還都後的工作與生活》一文中，以陶永標認為陳布雷之死，乃是對蔣介石的“屍諫”大不謂然。說是“最刺眼的是題目，稱為‘屍諫’，那不但與事實完全不合，而且以吳可讀一類的學究式之愚忠視布雷先生，對布雷先生真是大不敬”。（見《傳記文學》第四十四卷第一期，一九八四年元月號）但是，蔣君章看了曹聖芬的這本《懷恩感舊錄》，又該怎麼說？曹聖芬說陳布雷一死所諫，乃是國民黨中的牛鬼蛇神，試問這與事實合嗎？這不是“大不敬”嗎？老實說，蔣介石在兵敗如山倒，眾叛親離，美國佬在旁譏訕之際，有這樣一位瘦骨嶙峋、兩袖清風的陳布雷肯替他“屍諫”，可真是一種造化呢?